华新民：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传统主人

　　1954年，中法混血的华新民出生在北京的一条元代胡同里，她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她成了一名坚定的北京民间古城保护者，为了向拆房者宣战，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女人，不仅经常口干舌燥地与各级行政部门交涉，还屡屡将已经抡起镐的工人，从房顶上叫下来……

　　华新民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1990年，我抱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北京，放心地走在由上千年的故事筑成的胡同走廊里，因为太放心所以头也不抬，因为终于回到了家所以没有牵挂。然而数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从自己编织的梦里醒来，因为我忽然间发现了大片的废墟……”

　　《财经时报》：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老北京人因为拆迁搬到北京边缘的？

　　华新民：这种情况有很多，他们以前住在市内，拆迁后搬到了四环五环或者更远，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自己有一种离乡背井的悲伤，感觉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去北京的郊区看过，那里有很多以前住在市内的老北京人，在自家窗台上挂着以前居住的胡同牌子，这种留恋，是显而易见的。

　　《财经时报》：由于高房价，有的北京人甚至把家搬出了北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华新民：除了同情他们，我还觉得很悲哀，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见过一个开发商，他是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有一次私下聊天，这个开发商竟然带着很蔑视的神情跟我说，他就是要把这些胡同里的老北京人都扔出去。当时我很生气，你凭什么把这些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的人赶走，要是走得不够快，还会被称做“钉子户”，这真是荒唐。

　　眼看着古城的全部空间都在论斤论两地卖出去，眼看着在所谓“历史文化保护区”里，也要以一个个昂贵的新四合院空壳来代替真实的老房子和其主人，眼看着一个个北京人的背影，我感到焦急。

　　《财经时报》：刚才说到 “钉子户”， 我知道你刚刚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重庆钉子户”的文章，你觉得它和北京人的迁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华新民：有联系啊，其它很多城市也是在大力外迁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现在我们城市建设像搞运动一样，成天立项，成天盖楼，把城市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把原有的成熟的社会结构破坏了。

　　城市有人口流动是很正常，但是每个城市首先都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主人。对于北京，如果老北京人都走了，那这座城市最终会变成一座“空城”，一座失去文化、甚至失去本身存在意义的城市，不要忘了这是整个东方世界最重要的一座历史名城。

　　《财经时报》：你觉得这种迁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大吗？

　　华新民：不仅仅是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还导致交通堵塞和破坏家庭和谐。

　　《财经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华新民：人为地制造交通堵塞。本来住在城里，不需要汽车，上班可能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搬远了，不得不买个汽车，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这样。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在城东，遭遇搬迁之后，有的人每天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就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矛盾更多的体现在亲情的破裂。比如一家兄弟三个，老大老二自己外面有过去的福利分房，老三住在祖宅。这个祖宅的产权可能兄弟三人都有份，没有拆迁的时候，哥哥是不会惦记这个地方的，兄弟之间也相处得很好。如果遇到拆迁这种外来的干扰，有了补偿费，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兄弟反目是多么可悲。

　　《财经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既能发展经济，又可以保护老建筑和它的主人？

　　华新民：比如说可以通过游客带来的资金把一些破败的房子修起来。有很多外国游客来北京最向往的住处不是星级酒店，甚至也不是胡同深处的四合院式旅馆，而是住进一个真正家居的四合院，一个地道北京人传统的家，用这个钱就能把很多院落恢复如初。我真不希望2008年奥运会时，远方来的客人会向国人投来看不起中国眼色，那眼色里包含着问号，你们的历史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啊。

　　《财经时报》：国外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华新民：这个很难说，因为两者经常不具备可比性，尤其是我们有“文革”的背景，大部分的破败景象是“文革”留下的，但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改造的主体问题，为什么“改造”的主体不能是房主人自己呢？五十年代，北京被公认为是最适宜生活的城市，如今它降到第几位？现在我听到北京话都觉得新鲜，会忍不住扭头去看是谁在说话。在驾驶着推土机的人眼里，这里都是“闲置土地”，宅院和它的主人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