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贴源流
碑者，竖石也。古时其用不一，有以之识日影者(《仪礼聘礼》郑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又有以之丽牲者(《礼·祭仪》)，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又以之引棺(《礼·檀弓》注)，于棺前后四角竖碑，天子四碑。汉以后始镌文于石，立于官室庙屋基隧之间，其文多为臣予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
古者，以帛作书，曰帖。后则摹古人书，而刻于石者一亦曰帖。以上系碑帖之原意，惟现在一般所谓之碑帖，非指竖石之碑，刻石之帖，乃碑帖上文字之榻本也。
碑之创作虽甚早，但拓为法书之样本则年代甚近，帖则自南唐以后即畅行矣。
据称南唐李异鉴于古代墨迹日渐消亡，为保存真像，垂之久远计，乃将秘府珍藏古代名人墨迹，命徐铉刻石刷印，其所印之榻本即谓之帖，此帖之所由始也。后人以此帖为临书之法，遂又谓之为法帖。昇年号升元，故李舁所拓者世谓之为升元帖。又以此帖末有建业文房摹敕上石字样，故又名之为建业帖。刻石为帖以前所无，故升元为法帖之鼻祖。及宋太宗，又命翰林侍书王著重刻升元帖，并选三馆书及汉张芝、崔瑗、魏钟繇、晋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明皇、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等墨迹，藏之淳化阁者，均行增入，摹刻禁中，厘为十卷，名为淳化秘阁法帖。秘阁者，太宗所建，选三馆之书置之其中，犹今日之图书馆也。帖成之后，藏于其中，故名秘阁法帖。此次摹勒，收罗齐备，刻印精良，虽此后屡有仿制，然均不能与此帖争衡，故法帖中，永以此帖为王座。此后，僧希伯又于潭州将淳化阁帖摹刻二本，世谓之潭帖。尚书郎潘师旦又于绛州摹刻，是为绛帖，又称潘驸马帖。是潭帖、绛帖完全为淳化阁帖之翻本。王寀辅道守汝州，择诸帖中字牵合摹刻，共十二卷，是为汝帖。元佑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重摹刻于临江，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是为临江帖，亦名戏鱼堂帖。后庆元中，四川总领权安节重勒石于益州官舍，名利州帖。元佑中，又行续刻，是为秘阁续帖。大观初，徽宗以淳化帖石已皱裂，且王著标题多误，诏出墨迹更定汇次，使蔡京书之，刻石太清楼下，是为大观太清楼帖。绍兴间，高宗诏以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刻板，置之国子监，、又益以唐宋人墨迹，重刻石手禁中，共为二十卷，是为绍兴国子帖。淳熙十二年，诏以御府所藏淳化旧帖重刻石于禁中，其规模与阁帖略无少异，又以南渡后所得晋唐遗墨加入，共为十卷，是为淳熙秘阁续帖。又以卷尾有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字样，世又谓之修内司本。以上为宋帖之主要系统，其他支别甚多。如绛帖主人没后，潘氏子析居，法帖亦分而为二，绛州公库得其一，一于是补刻余帖，名东库本。绛州重刻者为新绛本，武冈军重摹者曰武冈帖，上蔡人临摹者曰蔡州帖。又有北方别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刻本，皆绛帖之别也。其他刻帖亦甚多，如赵彦约于南康所刻者曰星凤楼帖，庐江李氏刻者曰甲秀堂帖，黔人秦世章所刻者曰黔江帖，泉州重摹阁帖曰泉帖，韩平原所刻曰群玉堂帖，薛绍彭所刻曰家塾帖，曹之格曰新所刻曰宝晋斋帖，王庭筠所刻曰雪溪堂帖，周府所刻曰东书堂帖，文待诏父子所刻曰停云馆帖，华氏所刻曰真赏斋帖，皆帖中之翘楚。清代法帖，以三希堂为领班。按三希堂有二，一在紫禁城内月花门之西，即养心殿西室，乾隆珍藏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三人之墨迹于此室，因以为名。一在北海琼岛之西山下，历代法书拓石所在处也，世所称之三希堂法帖，即由此所从出。清代共拓若干次，不计其数。民国后只拓二次，一为袁世凯称帝拓五百份分赐官员，一为民国十四年张作霖称大元帅拓一百五十份，以后则永远封闭，从未拓焉。次则，为快雪堂帖，缘涿州冯铨刻丛帖一种，以晋王羲之书快雪时晴帖墨迹摹泐为第一帖，筑堂储石，名其堂曰快雪，名其帖快雪堂帖。后其石刻转鬻于闽之黄氏，乾隆时闽督杨景素购石以献，清高宗命筑堂，为廊以嵌石，仍名其堂曰快雪，即今北海松坡图书馆之故址也。今收藏家品评此帖，以涿拓者为佳，建拓次之。
宋元明三代及清代之初叶，学者只知有帖学，并无人注意及碑学，故法帖之摹刻极为繁盛，如上述之淳化帖、大观帖、绛、潭帖等，官私摹刻者已不知几十几百种，几十几百次矣。～翻再翻，愈翻愈失其真一致学者无处取法。清代嘉道以后，遂群趋于碑学之途，因之摹刻碑碣拓本之风大盛。
所谓碑者，包含碑、碣、摩崖、石刻四种。而言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山石而刻曰摩崖，其他则曰石刻。兹将各代之重要碑碣述之如左：
一、周秦汉之代表物有以下数种。
石鼓。鼓凡十，每鼓约径三尺余，今存北京国子监大成门左右，其文为周之大篆史籀所作者也。唐时始发见，初在陈仓，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凤翔孔子庙中，而亡其一。北宋时，向傅师求于民间，乃得之。关于源流，聚讼纷纭，有谓为周宣王时所作，有谓为成王时作，甚有谓．产生于秦后者，有谓宇文周时作者，且有疑为伪者，各说不同，殊难确定。鼓文历久残缺，唐时只四百六十五字，以后渐次减少，清高宗临雍讲学，见石鼓原刻，惧其曰益漫漶，为立重栅以护之，别选贞石摹勒鼓艾便人椎拓，于是石鼓遂有新旧二种。今国子监大成门左右之石鼓，即清高宗所仿制者，其真者原在国子监殿内，今已不知去向矣。
坛山刻石。河北赞皇县坛山上有周穆王吉曰癸巳四字，体类小篆，笔力遒劲。宋皇佑四年，州将刘庄凿取以归，龛置厅事壁间，宋政和取入内府，今所存者乃皇佑五年李中右所刻别本也。
泰山刻石。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乃二世立，又刻诏书于其旁，相传为李斯书。宋时尚存二百二十三字，清季仅此臣斯以下二十九字，其石原在岳顶玉女池上，后移置碧霞元君祠，乾隆时庙灾，石遂亡。
峄山刻石。《史记》称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至二十八年乃东行郡县，上邹峄山而立石焉。唐石毁，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其后徐铉得摹本，郑文宝刻于长安，自此刻者甚多，评者谓长安第一，邹县最下。现所见者。即长安刻本，凡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石存陕西旧西安府学。
周秦汉除上述著名石刻外，则有秦誓、诅楚文、蔡邕淳于长夏承碑、郭有道碑、九疑山碑、边韶碑、宣父碑、北岳碑、崔子玉张平子墓碑、郭香察隶西岳华山碑。
魏则元帝贺捷表、大飨荐季直表、受禅碑、上尊号碑、宗圣侯碑、刘玄州华岳碑。
吴则国山碑、延陵季子二碑。
晋则兰亭记、笔阵图、黄庭经圣教序、乐毅论、周府君碑、东方朔赞、洛神赋、曹娥碑、告墓文、摄山寺碑、裴雄碑、兴福寺碑、宣示帖、平西将军墓铭、梁思楚碑、羊祜岘山碑。
宋、齐、梁则宋文帝神道碑、齐倪桂金庭观碑、齐南阻寺隶书碑、梁茅君碑、瘗鹤铭、刘灵正坠泪碑。
魏、齐、周则魏裴思顺教戒经、北齐王思诚八分芋山碑、后周大宗伯唐景碑、萧予云章草出师颂、天柱山铭。
隋则开皇兰亭、薛道衡书失厂碑、舍利塔铭、龙藏寺碑、智永真行二体千文草书兰亭。
唐则欧书九成宫铭、房定公墓碑、化度寺碑、皇甫君碑、虞恭公碑、真书千文小楷心经、梦奠帖、金兰帖，虞书夫子庙堂碑、破邪论、宝昙塔铭、阴圣道场碑、汝南公主碑一赞法师碑，褚书乐毅论、衰册文、忠臣像赞、龙马图赞、临摹兰亭、临摹圣教、阴符经。度人经、紫阳观碑，柳书金刚经、玄秘塔铭，颜书争坐位帖、麻姑仙坛二祭文、家庙碑、元次山碑、多宝寺碑、放生池碑、射堂记、北岳庙碑，草书千文摩崖碑、干禄字帖，怀素书自序三种、草书千文、圣母帖、藏真律公二帖，李北海书阴符经。娑罗树碑、曹娥碑、秦望山碑、藏怀庇碑、有道先叶公碑、岳麓寺碑、开元寺碑、荆门行云麾将军碑、李思训碑、戒坛碑，太宗书魏徵碑、屏风帖，李勋碑、元宗一竹禅师塔铭、孝经、金仙公主碑，孙过庭书谱，柳公绰诸葛庙堂碑，李阳冰篆书千文城隍碑、孔子店碑，欧阳通道因禅师碑，薛稷升仙太子碑，张旭草书千文。
以上为碑帖之总述，所有中国著名之碑帖胥在于斯。自宋以后，因墨迹尚存，故碑帖不称焉。
碑帖之伪制
碑帖之伪制情形极为简单，任人可以想知，其较佳之方法，即用石摹刻，但一般者则用木板印，通常所见之碑帖，皆木板所拓也。
碑帖之鉴别
碑帖之鉴别极难，非见闻多，经验多，绝不能有鉴别之把握。若只凭自己之猜想，定不能正确，一般之鉴定，多根据字数之多少，字迹之增减，以为如此评定，早晚绝无问题，岂知此为最不可靠之方法也。如石鼓文，北宋拓本有四百六十二字，清阮元重刻者四百六十四字，盖补释阙文也。然则，作伪者亦可补添阙文，是以此种评定绝不正确。其大概鉴别之方法，应从其面目、纸墨人手，必须详细检查，少不用心着眠即不能辨观。唐萧诚伪为古巾古，以示李邕曰：此右军书也。邕忻然曰：是真物也。诚以实告，邕再视曰：果欠精神耳。北海且然，况下者乎?盖碑帖之伪制不始于今日，不止于今日，与真者同时产生也。真者出世，即有伪者从之，欲辨别碑帖之真伪，必须熟于有碑帖以后各代所用纸墨之详情，否则，绝不能鉴定正确也。昔日拓帖之纸，有南北之分。古之北纸，其纹横，质松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烟，色青而浅，不和油蜡，故北拓色淡而纹绉，如薄云之过青天，谓之夹纱作蝉翅拓。南纸其纹竖，墨用油烟，以蜡及造乌金纸水敲刷碑文，故色纯黑而有浮光，谓之乌金拓。古之赝帖多用油蜡拓者，间有效法松烟墨拓，色似青浅，而敲法入石太深，字有边痕，用墨深浅不匀，浓处若鸟云生雨，浅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趣，惟取眼生以惑矇瞆。且古帖受裱多次，历年久远，其墨浓者坚若生漆，常有一种异香发自纸墨之外，若以手揩其墨色，纤毫无染，兼之纸面光采如砑，其纸年久质薄，触即脆裂，侧动转摺处，亦无沁墨水迹侵染疵痕。后之赝帖，效南拓者近似之，然以指微抹，则满指皆黑。真正古帖，纸色面有旧意，盖经前人摩弄积久，自然之结果也。但背色长新，以古纸坚厚，面色不易透过也。后之赝拓，大率以川扇纸、竹纸，用挂灰炉烟沥和水染成古色，表里淹透，两面如一，若以一角揭试，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断。古帖则不然，薄者揭之坚而不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碎莫举，以年远糊重纸脆故也。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从字法、刻手、敲手、揭法等事推敲，虽同一宋拓，而研丑即别。矧拓赝可愚人哉!虽然，各代之伪为家亦有高手，伪品亦有精者。明季吴中某赝为旧帖，以特制之竖帘厚粗竹纸作夹纱拓法，以草烟末薰之，全无一毫新状，人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夺目，鉴赏当具神通观法，且不可成见太深，方能得个中三昧也。
古人视帖极为重要，故拓印亦极郑重，必选佳纸佳墨，倩良工巧匠为之，绝不苟焉从事也。即伪制者，亦非等闲之辈，均系富商大贾求之不得，乃设法为之，或仕宦巨族仿制以广其传，乃出此下策。故虽为伪，其纸墨匠工亦必与真者无殊。盖古人为伪，均非谋利，虽伪可称。今则人心不古，随意伪制，其纸之如何，墨之如何，概不问也。故今市厂上所见之伪迹，已与真品有天壤之别矣。鉴别今日所出之伪品，尤为简易，纸系新式，墨色灰黯，字迹模糊，神髓已失，凡识字者均可知其为伪，又何须用心分辨也。惟今之名帖存世绝稀，价极昂贵，宋拓不论真伪，一套非千元以上不可得也。若系原拓，数万亦不易得，即明拓尚须数千。虽如此高价，尚可遇而不可求也。
吾国对于书法从来极为重视，三代以前列为六艺之一，汉时学童，在十七岁之前必须受国家书法之考试，必书法及格而后始得前进。以后各代，对书法之如何，检阅今日各代所存之碑帖便可知之。设国家不重视， 能产生若是多之大名书家耶？盖书法非只为应用之艺术，实修身养性之妙方也。古人书法之成就，业已登峰造极，吾人今日学书自以古人碑帖为惟一之样本。故以前士夫对于中国著名之碑帖，无不洞悉原委，明辩真赝。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识绳墨，此可绝其必无之事也。乃自西学东来，国人崇拜欧美之心理太甚，以为凡中国之所有皆可弃之，凡欧美之所有皆可学之。因之国人多年来视为瑰宝之碑帖，竟至无人理会，视同粪土，数典忘祖，吁可慨也!友邦老友清水孙秉氏来华三十余年，对于国学之造诣极深，对于中国之著名古玩认识极精，而尤以研究中国书法为最大之成功，所有中国著名碑帖均能穷原竟委，抉奥辨疑，其考订之详明，鉴别之正确，国人鲜有其匹。尤且对于玄宰之书法，临抚极为神似，每日临抚，积有年矣。执其所临以示人，如谓出自玄宰真笔，必有北海之误者多人。国人唾余之学，而友邦人重视之，此友邦之所以能有今日强盛也，国人闻之，亦知有所省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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