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真龙过脉处的显赫

■福佑寺

■万寿兴隆寺，明代的兵仗局

■吴晗的故居

　　皇城里面，夹在故宫和中南海中间的这块狭长的地块，以一条长街为主，西华门外以南曰：南长街；以北曰：北长街。这里，从明代以来就是块显赫的地方。明代的内宫衙门、御用监、银作局、宝钞司、兵仗局，都在这里。长街的两旁，古槐苍劲，庙宇林立。历史上，这条街和东华门外的长街有着相同的俗称，也称为南池子，北池子。至于，为什么称为“池子”，为什么曾经两条街又有相同的俗称，尚无人考证。姑妄言之，是因为紫禁城的护城河被神武门外的甬路和午门突出的五凤楼分隔开来，形成了两个凹字型？还是因为长街本身就是死胡同，从北口进来，就像走进了池子，池子有底儿，底儿就是皇城的南墙。

　　■神秘的明代皇城墙，四周设有72座红铺

　　南池子和南长街，过去都不能通向长安街，皇宫两侧的这两条街南口高大的拱门，是民国初年才开辟的，民国以前，这里没有门，只有皇城的墙。皇城的墙是神秘的，威严的，有重兵把守，昼夜巡逻，夜晚更是森严。

　　明代，皇城的四周设有七十二座红铺，每铺设官军十人。皇城在天安门西侧的长安右门贮有七十八把巡夜铜铃，每天从初更开始，七十八把铜铃，便由这里的红铺逐一发放，由官军依次摇震、传递，直摇到天安门东侧的长安左门，长安左门一一收齐七十八把铜铃，才算是皇城巡夜的结束。此时，东方已是破晓，初升的旭日，映得宫阙和城墙一片灿金。

　　清代，皇城逐渐开禁，到了乾隆年间，紫禁城外，已是“牵车列集止齐民”。但是皇城巡夜的制度，却丝毫未变地沿袭下来，连巡夜的铜铃，也是明朝遗留的旧物，只是七十八把铜铃在明弘治年间丢了两把，只剩下七十六把，七十六把铜铃有着那么鲜活的生命力，即使经历了明、清的改朝换代，也没停止它每夜的摇震。几百年来，在万籁俱寂的京城之夜，只有这美妙的铃声，伴着钟鼓楼的钟声，在寂寞的夜空中飘荡，奏着千古不变的和谐乐章。这铃声曾陪伴了多少代北京人一生一世地响着，直到大清国倒了，皇城墙倒了，它才万劫不复地消失了。

　　■清代，南、北长街上的官署和住户

　　清代，为了革除前朝内宫之弊，废除了内宫衙门，特设内务府，内务府署在西华门以里，右翼门之西，说白了，就是在皇上家西门内的院子里。内务府下设三院、七司，基本上都分布在西华门外的南、北长街之上，这些衙署代替了明朝的太监衙门，掌管着皇家的一切内部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满洲文武大臣或王公贵族中遴选。南、北长街上鳞次栉比的是会计司署、掌仪司署、都虞司署、慎刑司署、营造司署、庆丰司署、奉宸苑等等内务府权力机构。

　　内务府上三旗的军民，得天独厚地住在这里，他们是皇帝的家奴，原来的太监衙门里住满了三旗的包衣。

　　朝廷的一些大臣也住了进来，那是因为清朝的皇帝都很用功，极为注重文化的学习。他们不但为皇子们请来了全国最好的老师，从小让他们接受儒家的经典教育，掌握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们自己也把经籍和史集的学习，当成每天的必修课，让翰林院学识渊博的学者每天为他们讲课、谈经、论史，寒暑不断。皇帝每天天不亮就到乾清门听政，然后又匆匆赶至文华殿听官进讲。这种勤政、好学的风气，基本上贯穿了清代的十几位皇帝之中。为了方便学者们进出朝门，于是这些老师、侍讲、侍读，常常被赐居在皇城以里，紫禁城的左右，文献中屡屡见到，翰林院的侍讲被赐居于西华门外的记载。

　　南长街的西南角，清初还有一座豪华、气派的王府，称为南府，府的主人是娶了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的额驸——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以汉人而封王，吴三桂在清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与其联姻是出于怀柔，让其子留在京城，还放在皇上的眼皮底下，表面上是恩宠，实际是挟持。“三藩事起”，吴应熊被杀。

　　即使是在皇城开禁之后，夹在紫禁城和太液池中间的这块近禁之地，也绝非普通百姓所能问津之地。

　　■北长街上的万寿兴隆寺，明代的太监衙门都在庙宇之中

　　从北口进来，走进北长街不远，看到路西有一小庙，石门额上刻着“万寿兴隆寺”，庙门虽不大，但里面房屋却很多，拥拥挤挤地住满了人家，像是北京城区普通的大杂院一样，人们和睦地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过去的庙宇变成了典型的市井民俗的院落。

　　明代的太监衙门都在庙宇之中，兵仗局即在此地。

　　嘉靖年间，太监张维颇通文墨，能写诗文，皇上爱之，称其为秀才，并命掌兵仗局。御驾还常常光临兵仗局，观看制作兵器，时而，也抄起家伙舞弄两下。张维进言：“这些凶器，皇上不宜操弄，皇上喜欢武事，不如让竖子为您操演”。并且说：“先朝武宗时，皇城内就有内教场，经常演习武事，皇上爱看军事表演，也可以照办呀！”于是，皇上欣然听从了张维的进言，从太监中遴选出2000名精壮者，每天天不亮就从东安门鱼贯而入，按照正规军操练方法，分三营习练武事，紫禁城下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日日如此，天明方散。

　　内竖们在紫禁城下的军事操练，引起了诸大臣的警觉不安。一位级别不算高姓董的官员进言谏阻，皇上大怒，贬其去外省任职，直接封死了廷上进言的渠道。这更引起了为国事担忧的大臣们的焦虑，大臣们议论纷纷，这是关系朝廷安危的大事，众内竖全副武装，天不亮就进皇城军演，万一有心怀叵测的混入其中，一旦有情况，外廷不知道，宿卫又不能进入，我们这些阁臣也束手无策呀！大臣们是把这些话零敲碎打地说给能在皇上身边说上话的司礼监的太监们听的。太监们听了也觉得事情严重，于是择皇上高兴时，禀告了皇上，这才使一场由兵仗局引发的闹剧停止。

　　■北长街上的福佑寺，是造就一代明君“康熙大帝”的宝地

　　兴隆寺的对面还有一座皇家寺庙福佑寺，寺门紧闭着，走在街上也能看到其内高大的牌坊。这是建于清初的一座庙宇，我不能亲自进去触摸一下尘封的历史，聆听一回古老的回音，只能站在寺前徘徊良久。

　　康熙帝玄烨年幼时曾长期避痘在此，没有在父母膝下享受过一天亲情。清冷的佛堂里留下过他寂寞的身影，静静的长街上印下他孤独的脚印。陪伴年幼玄烨的只有他的乳母，乳母是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曹雪芹的曾祖母。玄烨的这段经历，使他对乳母有着很深的感情，也使曹家因此享受了几代隆恩。

　　在这里，玄烨在乳母的关怀下顺利地出了痘疹，躲过了当时无药可治的一场病灾的同时，也经受了一场生活的磨炼。这为他日后能登上皇位，奠定了自身的先决条件，但是玄烨能当上皇帝，说起来还要感谢一位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1662年顺治帝福临染上了天花，当福临已知病势沉重，医治无望时，不得不派侍卫，为皇位继承的大事征求他的朋友、钦天监监正、对天文和医学都深有研究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在决定清王朝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汤若望提出应由年幼的玄烨继承皇位，理由是最简明的医学道理，玄烨小时候已出过天花，有了免疫力，而他的哥哥福全还未出过天花，随时有可能染上此病，而身罹悲剧的命运。汤若望的意见合情合理，病势垂危的顺治也深恐福全会有和自己一样的结果，况且他对玄烨本就有好感，于是玄烨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大清的皇帝。事实，这是一个英明的选择。

　　福佑寺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200多年后的1919年秋，长沙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年轻的毛泽东率湖南代表北上北京住的就是这里。南京政府时期，班禅的驻北平办事处也在这里。别小瞧坐落在筒子河岸边的这座庙宇，有庙以来这里记录下多少难忘的历史。

　　■南长街上的玉钵庵

　　南长街的西北角，有一个不大的真武庙道观，因庙中有一玉钵，又称为玉钵庵。上个世纪初庙还存在，50年代后沦为民居，庙前的那条胡同称为玉钵胡同。明代，这个道观是御用监的衙署，万历年间，建于北海琼华岛上的原忽必烈行宫广寒殿，因年久失修坍塌了。殿内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国宝“渎山大玉海”也在那时流落到民间，明朝的皇帝都很败家，国宝丢失了也没当回事，实际上，国宝被太监和道士们搬到了这座庙宇，摆放在殿前，成了冬储白菜的大瓮，经历了近200年风雨，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赐居在这一带的翰林院学者，游玩到庙中看到了玉瓮，学者中不乏懂古玩玉器的，发现了这个雕镂精巧，呈云容水态，山龙海马般纹饰的，可盛二十石水的玉瓮，不像是民间的凡物，他们围着玉瓮，一遍遍摩挲，一趟趟徘徊之后，感叹道：“有器如此，竟散置于禁近之地！”

　　于是大臣们回到家中翻查资料，考证出，这是元代的“渎山大玉海”，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宴赏群臣时盛酒的玉瓮。元史中有记载：“至元二年十二月，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渎山，是四川岷山，出产墨玉。大臣把这一发现立即禀告了乾隆，乾隆通晓历史文物，也爱附庸风雅，他亲自看过之后，也对这个露处庭中，历经近200年，沐日月之精华，经风雨之嘘润，斑斓光彩，夺人心目的宝物动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乾隆命内务府拨银一千两，送达真武庙，买回玉瓮，运抵团城，又命营造司的石匠，在团城承光殿前造一石亭，让工匠把他亲笔题写的“御制玉瓮歌”刻在玉瓮膛内，把他写的四首诗，刻在石亭的门楣上，把翰林院40名学士，每人题咏的玉瓮诗一首，分刻在石亭四角的方柱上。乾隆本可以是个出色的诗人，可当他把他的才能全部放在了附庸风雅之上时，他的诗读来也索然无味了。

　　四年后，重修真武庙时，乾隆又命营造司另制玉瓮，送至真武庙，以保存玉钵庵的名称。

　　玉钵庵和玉钵胡同如今还存在吗？那一天，我来到南长街，南长街西侧的很多胡同正在拆迁，多少遗迹已埋在地下，玉钵庵和玉钵胡同已经找不到了，它们都消失在高高的灰墙里面。

　　■旧时朝臣把这条长街称为“真龙过脉处”，实在是出于一种敬畏

　　紫禁城和中南海夹缝中的这条长街，还珠珠翠翠般地散布着昭显庙、静默庵、社稷坛……断断续续的红墙，苍绿、遒劲的古槐，把一条长街渲染得肃穆、庄严。

　　旧时的朝臣把这条长街称为“真龙过脉处”实在是出于一种敬畏。上朝的路上，马一过皇宫的角楼，他们的腿就开始战栗了，在离宫门还有百余步的下马石前拴上马，剩下的只是三跪九叩了。

　　明代的朝臣更是如此，在朝堂上讲错一句话，很可能会被架到午门外接受一顿廷杖，此时，他们的生死，就完全决定于阉竖和武夫们的心情和爱憎了。听阉竖的口令，如喊出“着实打”，则只是皮开肉绽不至丧命，若喊出“用心打”，则虽无外伤但难于生还。看武夫的两脚，如张作扇状尚可生还，若两脚内敛则必死无疑。

　　一种多么恐怖的气氛，可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很怪，他们尽管已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在皇上面前却还要硬着头皮，把自己明明和皇上不一致的观点亮出来：比如，皇上想要南巡，他们偏偏谏止。比如，皇上冷遇某皇后，他们却要为其请愿，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匹夫之责，不说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社稷，对不起自己念的那几本书。就是这个固执的念头，让他们惹得皇上生气了，他们的性命难保，赶上皇上高兴了，他们也许被加官晋爵。

　　可他们这时基本上想的是纲常伦理，社稷安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明朝，时有发生把100多朝臣拉到午门外廷杖，当场毙命十余人的事例。孱弱的文人们也害怕，可他们不管不顾，不愿把嘴闭上。千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教育，给他们规范了一个做人的准则。这样的上朝之路，他们的心情能轻松吗？

　　■南、北长街上四合院的历史

　　几百年悠悠的长街到了近代，随着皇权的崩溃，皇城墙的打通，南、北长街住进了新的显贵。如果能在筒子河边觅一处地方，建一回廊曲折的四合院，那是权贵们趋之若鹜的事了。不用在院子里修建花园了，推开窗子，你借来的将是皇家的美景：宫墙、宫柳、飞扬的角楼、碧波荡漾的御河。

　　读了王云乡先生一篇写北京的文章知道，上个世纪30年代，苑平县的县长王冷斋，在南长街的路东，寻得一块地皮，建了一座情调幽雅的四合院。房子盖好了，“七七事变”战事一起，王冷斋没能住上这座宅院，去了后方。沦陷时，住进去的是汉奸官吏，抗战胜利，房子又易主。解放前夕，住在这里的是傅作义手下的高官楚溪春，王先生亲眼目睹了这些经过。

　　解放后，他在煤炭部工作，替国家从楚溪春手中买下这所四合院，过款的时候是以当时的洋布牌价折算，这房子是一千六百匹洋布成交的。房子买下后曾作为燃料工业部的高干宿舍。民主人士副部长李范一和王先生的表哥，后来做到煤炭部副部长的贾林放，都住过这里。北京是个变数很大的城市，能把一座四合院的历史来龙去脉说清楚的人已是不多。北京的历史不只是皇城和帝王的历史，北京的一座座四合院堆叠出的历史，将是更加丰富和具有人情味的历史。

　　我不能一一考证筒子河边那些依河而建宅院的来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民国时期，河边一带住的都是有头脸的人物。王先生说的那一处宅子，我去寻过，像样的门面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一块山西某煤矿驻京办的牌子，我想一定是它了，这是煤炭部的房子，是对得上卯的。

　　■北长街38号曾是吴晗的故居

　　建国以后，南、北长街上住着很多的高级干部，明史专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曾住在北长街38号。北长街的路东有一灰色的铁门，去过几次，大门都是紧闭的，门上有38号、40号，两块门牌，我颇有些纳闷，那一天门开了，我从敞开的铁门里看到两个门楼，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条被铁门封闭的短巷，38号是靠西临街的小院，看去普普通通。四合院屋顶所独有的那种灰色的小瓦，已被换成水泥大瓦，流畅的曲线美自然没有了，四合院的韵致已荡然无存。书上记载：“吴晗的故居位于北长街38号、西院”。

　　看来当此无疑。我探询地问了门口的一位专车司机：“请问，这是吴晗的故居吗？”回答是：“不知道”，加上一个努力回忆的表情。不知道不足怪，吴晗已故去近40年，40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但在一个人的一生却是漫长的一程。不到40的人对“文革”的记忆是遥远的。“文革”中，吴晗因一篇“海瑞罢官”的剧本，又以“燕山夜话”的三位作者之一，不情愿地被卷入风口浪尖。他的作品成了众矢之的，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因此在历史上的知名，恐怕要远远地胜于他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影响。

　　在那个年月，连他曾是胡适的学生这一条，也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历史上曾有很多事，当时人们是那么追捧，那么深信，爱也罢，恨也罢，时间越久，越像是一把变细的筛子，把粗粝的、虚假的，慢慢筛除，只留下“真实”。

　　■北长街上最让人向往的是胡耀邦的故居

　　一直听说胡耀邦的故居在这条街上，但是苦于不知道具体胡同和门牌无从查找。终于从书中查得，胡耀邦的故居，坐落在北长街西侧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同因清朝内务府的会计司署而得名。于是我兴冲冲地赶去。同样让我失望的是，会计司胡同也被围在了灰墙里面。我焦虑地在灰墙下徘徊，不甘心地截住了一个巡逻的民警。

　　“对不起，打扰了，请问会计司胡同还在吗？耀邦同志的故居还在吗？”我急切地问。

　　“在你身后，那个绿色的铁门里，你敲门问问。”民警耐心地指给我。

　　“没人呀！”我望着身后的绿色铁门。

　　“敲门！会有人出来的。”民警告诉我。

　　敲过门，果然出来一个态度和蔼，笑容可掬的军人。我如实说明了来意，他如实地回绝了我。只得惆怅地转身。

　　整条会计司胡同都围在灰墙的里面，胡同还在吗？据说耀邦的故居还在，我似乎又有了一些安慰。

　　他不管身居多高的位置，却始终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死后，他的哥哥，一位普通的农民从湖南老家赶来，下车后打车到会计司，出租车的司机听说是胡耀邦的哥哥，坚决不收分文车费。

　　顺着北长街、南长街，在槐荫覆盖的街道上南行，到了长安街。皇城的南墙仍然存在，这是京城里仅存的一段皇城墙。黄瓦、红墙，在玉兰和松柏的陪衬下华贵而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