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
■西总布胡同的老四合院门
北京的大规模建设和危旧房拆迁改造，使胡同和四合院日益减少。串游胡同和寻访四合院，正成为越来越多热心了解北京故都历史遗韵者的兴趣。我曾在西总布胡同小学看过一个名为“总布胡同今昔”的图片展，我发现这个由街道办事处自己举办的展览，竟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参观者确实难以想象，这个已有600多年历史，现在看来那么普通几至陈旧的胡同，竟然包含着那么多岁月沧桑，与那么多中外著名人物有关，存留着那么多趣闻轶事。
■因明代的总捕衙门设在此胡同而得名
总布胡同在北京市东城区，与东单至建国门一线的东长安街平行，在其北侧不远。现在的总布胡同，像一个放倒的大写英文字母L，东西向的长竖，在中间由南小街分割，西侧为西总布胡同，东侧为东总布胡同，东总布胡同东口向北拐过去，为北总布胡同，那是1947年将原城隍庙街改名并沿称至今的。今天的西总布胡同（“文革”中曾改名为瑞金路8条）全长723米，宽8米；东总布胡同全长631米，宽7米；北总布胡同全长394米，宽8米。东总布胡同东口南侧，即明清两代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所在地。
据有关记载和考证，总布胡同在元代即已形成，明朝属明时坊，清代属镶白旗。有一种说法是，因明代的总捕衙门设在此胡同，所以称总捕胡同或总铺胡同。
清代学者、《天咫偶闻》作者震钧的家就曾住在总布胡同，其书中写明：“余家自乾隆间由西城迁居总捕胡同元真观之左。”他还写道：“每春秋二试之年，在棘闱最近诸巷，西侧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侧裱褙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可见清末还叫总捕胡同。另有一种说法是，到清乾隆年间已改称总部胡同，后又改称总布胡同。但《顺天府志》却记载为：“铺俗讹捕，或讹布。”似乎原来应叫总铺胡同。
总布胡同东侧，在明代曾为歌舞升平的风月场所，至清代归于沉寂。《燕都游览志》记载：“东院在总布胡同东城畔，昔时歌舞地，今寥寥数家如村舍，兼之人掘土为坯，满目坑堑，从寒烟衰草中，想走马章台之盛，邈不可复寻，犹记旧游有陈家园、郝家亭子，树石楚楚，并无存矣。”但到了清末，总布胡同又起建大宅而繁盛起来。《燕都丛考》记载：“今总布胡同宅第崇闳，为鼎钟簪缨之地，较之昔日之荒烟衰草，又不相侔。唯其东贡院旧址，则以千人选佛之场，夷为平地，今虽画方分井，版筑方兴，然回想文光射斗之时，不免雅俗之殊矣。”
进入20世纪，环绕着总布胡同周围，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
■中山公园进门处“保卫和平”牌坊的来历
1900年6月20日，清神机营一位军官恩海，将肆意挑衅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击毙于总布胡同西口，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主要导火索。《庚子杂记》有颇为详实和传神的记载：“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日使署书记官杉山遇害于永定门。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遇害于东单牌楼总布胡同西口。凶手恩海，系神机营霆字队枪八队章京，嗣后被捕，毫无惧色，于十一月初十日，被德使署捕获枪毙。”
事后，清廷按照外国公使团的要求，“建碑于其地以谢”，即在事件发生地为克林德建造大理石牌坊。《都市丛考》记载：“克林德碑在总布胡同口，俗称石头牌楼，因其状为牌楼，俱用白石砌成。工程约三年之久，诚巨工也。上竖额曰克林德碑。并有清光绪上谕刻于其上……至民国七年协约国战胜，始将此坊拆卸，建于中央公园，改称协约国战胜纪念碑矣。”这也就是现在在中山公园进门处的“保卫和平”牌坊。
庚子之乱后，李鸿章与庆亲王在京城共同与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两宫尚未回銮前，年迈力衰的李鸿章即病逝，而恤典优隆，恩出格外，除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在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祠外，还被批准在京城建专祠，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被准在京建专祠的汉大臣。此祠，就建在西总布胡同内，当年仪门、享堂、东西配房和碑亭等。解放后，政府将其改为东单区文化馆，现在建筑已无存，只留下了一段不短的红墙，使人依稀可见当年的规模。
■进入民国后，东总布胡同成为京城的第一条马路
入于民国，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住家在东总布胡同，他捐资修建并拓宽了门前的胡同，更名为东总布胡同马路，成为北京城第一条马路，也是第一条以胡同为名的马路。
1918年，美国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用建设协和医院的剩余材料，在北总布胡同北口处为其父母起建了一座大宅院，一直使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宅院为日本占领军所掠。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出面进行所谓的调停国共内战，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翠明庄，郑介民率领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住在北总布胡同的这座大院里。新中国成立后，此院曾为龙云的住宅。粉碎“四人帮”后，遭受10年磨难而获得解放的陆定一也曾住在这个院子里。
■东总布胡同53号院是建国后中国作协最早的办公场所
现在的东总布胡同53号院，是个三进的大院，也是建国后成立的中国作协最早的所在地，很多作家既在此工作，也住家于此，如艾青、邵荃麟、沙汀、张天翼、赵树理、严文井、萧乾、张光年、光未然、刘白羽等，所以这个院子当年被称为作家院。
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孔祥熙、张学良、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悲鸿、瞿秋白及史迪威、费正清等中外名人，在总布胡同先后居住。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沈君儒、张澜、李济深、龙云、马寅初、李德全、史良、班禅、程思远以及王首道、陆定一、钱昌照、郭小川、李烛尘等分居在这条胡同里。马寅初夫妇成为总布胡同里最有名的长寿夫妇。说心里话，我只是看到这一串名单，就不由得不对总布胡同生出一种崇敬之感。
■外交部街明代称为石大人胡同
总布胡同的北侧，依次为外交部街、东堂子胡同、无量大人胡同，《燕都丛考》有记：“总布胡同以北，旧名石大人胡同。今曰外交部街，有迎宾馆，极崇伟。前清宣统间，外交部建以招待外宾也（为旧宝源局地），其后外交部移于是。……石大人胡同之北曰东堂子胡同，旧外交部在焉。后为外交部官舍，……又北曰无量大人胡同，亦称无量大胡同，伶界名人梅兰芳宅于是。”
外交部街也是北京内城的一条老胡同，现在全长721米，宽9米，似乎非常普通而不起眼。实际上它的历史悠长而且显赫，在元朝即已形成，至今也有六七百年时间。到明代属黄花坊，因为武清侯石亨的宅邸在此，所以称之为“石大人胡同”。入清以后，属于镶白旗，工部铸造钱钞的宝源局、睿亲王新府、双忠祠、藏经馆、迎宾馆等，先后在此建立。至1920年，才改称外交部街。
中国最早的外交部，是设立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一手操持并长期主管。这个衙门一设立，就成为清末同光两朝最时兴的衙门之一，《天咫偶闻》记其设置：“总以亲王，副以卿贰章京。分为数股，有英股、法股、俄股、美股等名，皆以六部司员充之，不分满汉。兼此者，本署可不复顾，而升转如常。二年保奏一次，不数年外放海关道。故京官趋之若鹜，为第一捷径。”
当时京城官场中，被公认走上当官终南捷径的有四种人，被概括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即为年轻皇帝启蒙授业的老师，自为“帝师”；当国执政的王爷的亲信重臣，是为“王佐”；出使被称为“鬼子”国度的西洋各国的使节，也就是办外交的官员，拟为“鬼使”；在八旗精华所萃的神机营当差的官员佐杂，视为“神差”。在这四种人里，“帝师”在禁宫内当差，“王佐”在政府里供职，而“鬼使神差”的两个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东堂子胡同，以后移于外交部街，神机营署就在与东堂子胡同一街之隔的煤渣胡同里。
■北洋政府将外交部由东堂子胡同迁至此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清末的官制改革中改称外务部，入于民国又改称外交部。外交部街的这座迎宾馆，建于1908年，用的是已废宝源局旧址，当时是为了迎接德国王储访华专门修建的，故而聘用美国建筑师坚利逊承包，设计和建造完全采用西洋模式，建成后显得雄伟而新颖。
不过德国王储最终并未来华访问，窃据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变成了这座新宅院的主人，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这座迎宾馆内，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当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首次进京，袁世凯让出这座迎宾馆给孙中山驻节，孙中山在此住了25天，与袁世凯会谈13次，并在此接见了包括逊清王朝摄政王载沣在内的各界人士与不少外宾。孙中山先生离京后不久，北洋政府外交部由东堂子胡同迁至此，成为中国外交部所在地。
外交部街北侧为东堂子胡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即设在此，并有两种说法，《天咫偶闻》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顺天府志》记为：“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造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毋庸另构。”可见这个衙门是用了老房子而未新建，只是重新修了一个大门，当时的官文书上也有记载：“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后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建。”
《燕都丛考》对外交部的变迁作了考证：“光绪之末，改总理各国通商衙门为外务部。民国初建，改称外交部，地址均仍其旧。至同文馆则早裁废。近年，外交部移入石大人胡同之迎宾馆办公，而以旧署为总次长官舍。其昔年同文馆旧址，则改同文学会。内有联曰：有山有水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跋曰：该地为崇文节绮故宅，联亦文节所书，今已遗失”。
由上述记载看出，总理衙门前身的同文馆，确实设立在赛尚阿的宅院。赛尚阿在道光末年已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居首辅地位，其宅大而富丽。但他作为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被问罪斩监候并抄家，宅院归公而改作同文馆的衙门。但赛尚阿后来又有家道中兴的景况，是因为他的儿子崇绮考了状元，他的孙女阿鲁特氏做了同治皇帝的皇后。特别是清王朝本有“汉不选妃，满不点元”的规矩，总是把天下读书人争逐的最高目标状元，留给汉人，而崇绮居然能成为“蒙古状元”，确是清朝几百年历史上的唯一一例。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仍为外交部部址
新中国第一、二任外交部长周恩来、陈毅都曾在这里办公，直至1966年。可以说，这里记载了新旧中国外交事务的深厚历史。两年前，在胡同里复建了原外交部大门，有关部门特意查阅历史资料，按照老照片中的样子，将大门恢复原貌，在大门前还有一对高大雄伟的石狮子，也按原样定制，如此还原历史旧貌，使之成为胡同里的一个景观，可以让人们从新旧对比中感悟到不少东西。
外交部街西口处，还有一片住宅区，内中全是西式的花园洋房。那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8年修建协和医院的同时建设的专家别墅区，至今也有80多年历史，仍坚固异常。2003年，也被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堂子胡同75号院是蔡元培故居
位于东堂子胡同75号的小宅院，也是北京市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蔡元培故居，也很值得一记。
蔡元培于1890年为参加会试首次从浙江来到北京，以后陆续出京进京十多次，包括担任教育总长的高官和北京大学校长的显职，在京城先后住过不少时间，也住过不同的几个地方。不过蔡元培一生清廉，始终没有购置私人的房产，而一直租房居住。但住的时间最长的，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段时间；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堂子胡同的这个院落。北京市有关部门把这里确定为蔡元培故居，且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即因蔡元培住得时间长，而且这个地方与“五四运动”还有直接的联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蔡元培所住的院落，原门牌为33号，进大门分东西两路，又各有三进宅院，以后胡同整修，分为75号和77号两个院落，当时蔡元培就住在西边的即75号院落。他在这里住的时候，把5间倒座房作为客厅；二进院中有北房3间，前有走廊，东西各有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是全家生活的场所。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于1918年在沙滩建成了新校舍红楼，并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1919年5月3日，在北大进步学生和教职工酝酿发动反对《巴黎和约》的抗议运动最紧张的一天，蔡元培一早就在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召集学生代表开会，通报情况，讨论形势，从早至晚，东堂子胡同的这个院落，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静。所以也有人把东堂子胡同的这个院落，称为“五四运动”的指挥部。
解放后，东堂子胡同75号院逐步沦为一个居民大杂院，内里加盖了不少小厨房和储藏室，与蔡元培居住时的状况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但北京市东城区仍于1986年将这个院落以“蔡元培故居”确定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末，为修建王府井商业区至东二环路的金宝街工程，北京市与香港富华集团合作，在这一带进行拆迁改建，当时几乎就要把这所居民搬迁光的小院落拆毁了，只是因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原址保存”，这个院子才得以保留下来。
虽然东堂子胡同75号院低矮残旧，毫不起眼，但院墙外挂的文物保护标牌，还不时引起人的注意。还曾引起风波，因为有人进内观看，发现里边住了不少人，经询问，是金宝街上富华金宝大酒店的保安员，原来这里成了保安的宿舍，他们已经住了两三年了。于是，就有市民向上反映，东城区文委负责官员答复说，蔡元培故居的产权单位已是富华公司，公司安排保安居住是公司的事。有人住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里，是否违法，主要看是否损坏了文物。而蔡元培故居只是名人曾在此居住过的地方，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东西了。退一步说，有人居住，事实上还起了保护故居的作用，空着反而有危险。
■无量大人胡同的名气缘于梅兰芳曾在此居住
东堂子胡同北侧是无量大人胡同，“文革”后改名为红星胡同，随着金宝街的兴建，红星胡同只剩了东部的一小段，主体已不存在了。
无量大人胡同的名气，是因为“伶界名人梅兰芳宅于是”。梅兰芳祖籍江苏泰州，祖父梅巧玲，父亲梅竹芬，都是伶界名人。梅兰芳1894年出生在北京，艺自家传，少小登台，很早成名。无量大人胡同的宅院即梅兰芳自己所购，由两个四合院连为一体，内中还有一座在当时颇显新式的洋楼。梅兰芳在此居住期间，接待过印度文豪泰戈尔、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等许多国际友人。北平沦陷之后，梅兰芳“蓄须言志”，拒绝登台，才卖掉了这所宅院，南行返沪。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应邀到北京参加文代会，周总理请他来京工作，并明确表示仍可住到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梅先生以此房多年前已经处理卖掉，他不愿担个依靠政府力量收回旧产的名声，所以到护国寺街另外买房居住了，那所房子现在被开辟为梅兰芳纪念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