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弹指，又届岁除，不觉想起从前过新年的一些琐事。按清人笔记，于京中过年习俗，多有述及。但大都略似提纲，语焉不详。过来人看了，总觉得不过癔；现在的。青年看了，又得不到具体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铺叙一番。
小时候盼望过新年，不只是为了穿新衣服，吃好东西，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吸引着我。因此今天讲起五十多年前过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如在目前。
老北京忙过年的事，一般由旧历腊月中旬即已开始。从腊月二十三日祭灶起，就算是“过小年”，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为北京流行的俗语。关东糖有作瓜形的，故以“糖瓜”称关东糖。所谓“花”，指用红绒或杂色绢做的假花，小姑娘戴在头上的。一种红绒的“喜”字，不仅新年戴，凡结婚、作寿等喜庆事，都少不了它。“炮”指爆竹，是男孩子喜欢放的。
灶王爷，照例供在厨房大灶旁边。一般全把画像贴到墙上，在下面钉个三角木架，架起一块小木板，当作桌子，以便放香炉．蜡扦和供品(蜡扦，即烛台，多以铜或锡制成，其上有铁扦直竖，以插蜡烛，故京语呼为蜡扦)。灶王爷像，各纸店和香蜡铺均售。木刻加彩色，印制甚为粗劣(从前北京人称卖纸张文具的商店为纸店；货色齐全，比较讲究的大文具商店如琉璃厂的荣宝斋，清秘阁之类，叫作南纸店)。你去买灶王爷像，不能说“买”，要说“请”，以示尊敬。
古代祭灶用黄羊，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清代内廷尚用之。民间就主要用关东糖(即糖瓜)或南糖了。祭灶时，供上糖瓜，焚香礼拜之后，就把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和金银锞、黄表纸等(金银锞，指用金黄色和银白色锡箔折叠成金银锭形状的东西；黄表纸，是一种黄色的既薄且软的纸，本为祭神祈祷写表文之用，故名。旧时焚此二者，是作为献给鬼神的财物的)一齐焚化，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禀报人间善恶去了。直到除夕接神时，把新“请”来的灶王爷像再贴到墙上，依旧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北京原有“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讲”这一句歇后语。上供祭祀，即为请他美言；但用糖瓜作供，又有粘上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口之意。虽似矛盾，却显示了一种幽默感。
照我家的老规矩，在祭灶的这一天，还要在院内立起“天地桌”来，把一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陈设香炉、蜡扦，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红纸，写上“天地神祗之位”，供在中央。每天早晚焚香礼拜，以祭天地之神。从除夕迎神起，正式致祭，到新年的正月十五，过了灯节，方才撤去。供品多为干果，如荔枝干、桂圆干、花生、栗子、红枣等等，分装八碟，陈列桌上。也有不少人家用蜜供和大月饼当供品。蜜供是一种蜜制的面食，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色作金黄，顶尖下方，高矗如塔。大者高达数尺，玲珑剔透，真像很好的工艺品。月饼则为自来红，大块在下，小块在上，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也很好看。那时北京著名的糕店铺正明斋，可以预订过年用的蜜供和月饼。蜜供要多高的，月饼要多大的，共若干斤，顾客与店方当时说妥，由店方出一单据，顾客持以分期付款，每月交一点钱，到年底取货，叫做“打蜜供”。这样，零星交钱，数目甚小，不成负担，对小市民是一种方便。店方先得货款，也有好处。不过拿蜜供放在院内陈列，风过沾土，不宜久置。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日摆到正月十五，去皮冲洗，依然可食。
祭灶的时候，爆竹之声盈耳，非常热闹。从此，小孩子开始过年，可以不断地燃放鞭炮，而大人们正在忙着“年事”：买年货、做年菜，给小孩子准备新衣鞋帽等等。把金银锡箔折叠成纸锭，就是老太太们“忙”的事情之一。除夕之夜，照例不睡觉，叫做“守岁”，大人们或打牌做竹城之战，或者下棋谈天，以消永夜。小孩子主要是放花放炮，也有的玩升官图。升官图是用一张像棋盘一样的方纸，上面印着“状元”、“榜眼”以及各种官位的名称，靠着掷骰子的点数和采色来定升降。大家围炉共坐，笑语喧阗，喜上眉梢，欢腾室内。这样玩到将近天亮的时候，大人孩子全累了，就歪在床上小睡片时。等天亮已经为明年的元旦，要起来出门去拜年了。“今年只今日，明日是明年”，说的就是这个除夕。
元旦有一件小孩子很感兴趣的事，叫做“踩祟”。除夕之夜，把许多干芝麻秸，一根一根地扔在院子里，分布均匀，四隅皆满。元旦早晨起来出房门，一下台阶，走人院内，就把芝麻秸踩得嘎嘎作响。大家你来我往，直到芝麻秸全被踩碎，才算完成了“踩祟”的仪注。“碎”与“祟”同音，取一年开始驱除邪祟之义，大约和古时在门口立桃二符，挂松柏枝的用意相同。小孩子们总是_根一根地挨着个儿踩，非常认真。北京四郊的农民，趁农闲的时候，在腊月中挑着一担一担的芝麻秸和松柏枝等入城叫卖，即适应这个“踩祟”的需要而来。街头巷尾，常常可以听到“买芝麻秸来”的吆喝声，买的人很多。松柏枝是用小绳系起来，挂在窗边和大门的门框上的。那时我家在院角砌了一个砖灶，不断烧柴锅贴玉米面饼子吃。每年踩碎的芝麻秸，即扫起来做燃料，贴一锅饼子，这又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了。
只是从正月初一至初四这四天，吃的都是剩菜剩饭，叫人不大满意。因为正月初五这一天叫“破五”，不到“破五”是不能用生米做饭的。所以只好早做出好几天的饭菜，用大圆笼(一种用竹木制成的大型圆形食盒，有盖可以开合，形状略如蒸馒头的蒸笼)装起，放在院子里冻着，当做天然冰箱。吃时取出来加热，味道自然不如新做的好。我家那阵儿，总是在除夕，大家动手，包出许多饺子存着，有荤馅的，有素馅的。饺子包多了，不好存放，于是有人出主意，用薄木板钉成簸箕的形状，装上饺子，一层一层像笼屉一样地叠起来，有敞口的一边通气，饺子既压不破，也坏不了，成为新年存饺子的—种“创造”。初一早晨．吃素饺子，初二至初四早晨吃荤饺子，吃得人腻极了，只盼到“破五”弄点新鲜的，换换口味。因为饺子以薄皮大馅为贵，新年的饺子不能煮破。所以得要皮厚馅小，怎能好吃?现在想起这事，觉得很可笑。老规矩不知是谁定的，既然不方便，为什么还非遵守不可呢?这大概就算“约定俗成”吧!其根源恐怕还是迷信。
一到正月初一，不拘见了街坊邻舍．亲戚朋友，都得拱手作揖，说“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同时安排好拜年的日程，今天去几家，明天去几家，怎样顺道，要有个算计。不过，这件事实在没意思!你给我拜年，我得回拜；我先到你家，你也得照样登门。这种“繁文缛节”，虽然彼此厌烦，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先行破除。经常是此来彼往，交错于途，谁也见不着谁。有时在路上相遇，互道新喜，然后一揖而别，说声“两免”，算是省了事。有车的“大人先生”们，常常叫仆人坐着空车，拿着名帖，到处拜年，只在人家门口向门房举着名帖，说声某老爷来拜年，对方仆人就回答：“家主人不敢当，挡驾”，于是拜年的仆人驱车去往另一家。这种“以空对空”的拜年方式，明朝已有之，清末民初犹盛，到后来就发展成有了固定的台词，双方仆人作一番相应的对白，即完成了主人间的拜年“仪注”，这也真得训练有素才行。
孩子们给长辈拜年，无论在家或走亲戚，都得真磕头。一般是在堂屋的方桌、条案、大掸瓶之前，扬尘舞蹈，跪拜一番，然后得一个红纸包的压岁钱，一块银圆，固为厚赐，半圆也不算少。我小时还特别喜欢袁头的半圆银圆，觉得小巧可爱，而舍不得用昵!小孩的财路，除去磕头拜年得压岁钱之外，就是砸“闷葫芦罐”了。所谓“闷葫芦罐”是一种泥烧的罐子，略如现在街头的果皮箱的样子，而小得多，只上端有一个小缝，能容下一个铜钱。孩子们把平日大人给的零用钱，节约下来，有一个半个的，都由缝内投入罐中。因为钱入之后，即不能出，只有砸碎，才能取用，所以叫“闷葫芦罐”。积少成多，逢年节要用钱时，就把罐子向地下一摔，哗啦一声，铜钱满地。捡起来数一数，踌躇满志，仿佛一下子成了富翁，高兴地拿着它逛厂甸买空竹或大糖葫芦去了。
过新年贴对子(即对联)，也是应景的老例，一般都贴在大门的两扇门上。有的因为门扇上已有刻好的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表示门风的永久性的句子，过年不能更换，就另外用红纸写两个小长条，分贴在两边的门框上。联语如“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等，都较常见。一些小户人家，无人能写，或者图省事，就到门口盼对子摊子上买一副来贴。摆对子摊的，以落魄文人为多。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般都是用一张方桌，上设纸笔墨砚，把用红纸写好的对联，横披(即横幅)、喜字、福字等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挂在墙上，或压在桌子边，任人选择。也有自己拟好联语，请摆摊的人临时书写的。无论买现成的或定写新联的，全用不了多少钱。一些小商店，门上贴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对联，来自对子摊上的亦不在少数。据一位摆摊的人说，年前这几天，如果买卖好，可以赚两、三块钱。三十年代初，北京物价相当便宜，拿一块“大洋”上街，能买一“洋车”(即两轮的人力车)东西拉回来。两、三块钱，是个不算太小的数目，够过一个肥年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