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隔重洋，忽得国内来信，欣悉瑞典喜仁龙(Osvald Siren)教授的旧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已经译为中文，即将付印。译事进行之快对我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欣慰之余，一件往事又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做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即现在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葛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象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但是，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本身，却没有什么研究。还是在北平解放的前夕，我偶然在伦敦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喜仁龙教授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观测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记述历代城址的变迁上，由于引证的材料不尽可靠，错误之处也是难免的，但这无损于全书的价值。我个人的看法如此，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也就无需多说什么了。
记得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当首都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的时候，城墙存废的问题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梁思成教授就曾提出过改造旧城墙的一种设想：考虑把宽阔的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的地方，同时把墙外的护城河加以修砌，注以清流，两岸进行绿化，这样就无异于在北京据城的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极大特色的环城公园，犹如一条美丽的项链，璀璨有光(其部分设想，有专文发表，并有附图，可惜不在手下，旧所记忆，大体如此)。我认为这一设想，是符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原则的。其后，我也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我们的首都也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同样是工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因此，我还以喜仁龙教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为例，借以说明它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现在，事隔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早已拆除。今天幸而保留下来的正阳门内外城楼、德胜门箭楼以及东南城角楼，经过重修之后，也还是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一点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l同时这也足以说明只要认真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心血的创造，都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重放光辉。请看。就是深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且已受到破坏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是经过发掘清理和重新修整之后，也已经成为轰动世界的一大艺术宝藏了吗?可惜的是北京旧日的城墙与城门；除去上述几例之外，都已荡然无存(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残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因此，主要是在实地考察下写成的这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就格外值得珍视了。把它译为中文，如果说在实物存在的当年，并非十分必要，可是在今天，却有了它的重要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在所有的有关资料中最为翔实的记录，有文、有图、有照片，还有作者个人在实际踏勘中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个异邦学者，如此景仰中国的历史文物，仅这一点也是足以发人深省的。不过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凭吊过去，他也确实希望这一重要的历史纪念物有朝一日能够得到保护和维修。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已经真正到来，可是旧的城墙和城门除个别者外，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令人惋惜不置的了。但愿这类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只有这样，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能得到进一步地发扬和光大!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日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化系)
此书已于一九八五年八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者简历
本书作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1879年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毕业。190l一1903年，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助理。1908m192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从事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1928--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负责管理绘画和雕刻。1916、1917和1918年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讲学。曾予1920、1921、1930、1934、1935和1954、1956年先后五次访问中国。1930年成为芬兰科学院院士。1956年首次获得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关于西洋美术的主要著作有：《达·芬奇》(Leonar— do da Vinci，1916年)，《乔托及其门徒》(Giotto and Some of his Follo— wets，1917年)，《美术纲要》(Essentials in Art，1920年)等。1918年在日本讲学和1920年旅居中国时，开始密切关注东方美术。1924m1925年，在巴黎展出个人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对中国古代艺术十分热爱，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年)，《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年)，《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年)；《中国绘画史》(Histo一 ire de art anciens，1929m1930年)；《中国花园》(Gardens of China，1949年)等。这些著作在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1966年6月26日逝世，享年八十七岁。(许永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