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都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北京城需要的东西大都是从全国各地输送而来，尤其是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各种用品，包括原料在内都是从中国辽阔的各省和遥远的地方，按封建政府征收地方宴物的办法，把各个地方最好的特产进贡给帝国政府。明朝地方府、州、县每年或数年要向中央王朝贡献地方著名物产，这种实物贡赋实质上与地方交纳赋税和钱粮是一样的性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明朝四川地方的贡物中以折扇是最有名的物品之一，因此名叫四川贡扇。明代当时全国各地把最出名的物产充作贡物的有：江西的磁器，江、浙的绸缎，西蜀的扇子，关中的绒料，山西的潞紬，云南的贡金，广东的珍珠等等，而四川贡扇与各省的名产并列在一起，也成为西蜀地方百姓。项额外负担。
中国自古无折扇，元人王恽《秋涧集》曾记载：元初，东，西夷使臣手持聚头扇，当时人讥笑之。到了明永乐年间，由于朝鲜国进折扇，始有之。明帝喜其样式新颖，有舒展方便的特点。展之广尺余，合之两指许，可收可放携带方便，最适于夏月使用。明宣宗曾有赞诗一首：“湘浦烟霞文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下清凉”。明朝皇帝爱其优异，命内府工匠如式制作一部分，以供宫廷赏赐。全国各地才开始流行，而团扇逐渐衰微。折扇在当时又叫聚骨扇，折叠扇，京师人称撒扇。以川扇最佳，而川扇精巧雅致则宜士人，其华丽则宜仕女，至于雕刻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类，更是栩栩如生，这样精工巧作的川扇，尤其为宫廷所欣赏和喜爱。这种华贵的川扇，不是一般阶层的人所能见到的，明代以前传统的毛扇，已不时新，当时上自宫廷，下至百姓，唯苏州、四川两种折扇最为盛行，蜀扇每年进贡北京，数目惊人，明宫廷中后、妃所用的名贵川扇，每柄价值黄金一两。宫中所用折扇，制作更加精致多彩。《明宫闱秘史》记载：宫中所用宫扇，合竹骨二十余，粘以蓝纱，贴以大片箔金，百以木柄承之，又名金扇。金扇明宫中最为盛行，这种华贵的金扇自有权势的司礼太监到宫中管事牌子，每至盛夏皆可享用。明万历皇帝曾御书金折扇赏赐宠幸诸宫人与太监，墨迹为行书体，笔势飞舞，极似米南宫。明朝皇帝每年端午节例行赏赐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大臣，侍从皇帝的翰林词臣也赐以宫廷川扇。另外，还有特殊赏赐，如万历初年的重臣，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丧将除，神宗派遣司礼太监何进宴请慰问，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宦官李琦、李用宣渝，赐给八宝金钉川扇、御膳。
川扇如此精美，使用便利，是当时颇为时行的新鲜产品。由于宫廷倡导并日益风尚靡丽，而贵族，官僚、富豪也竞相追逐风行一时的川扇。富商为了谋求金钱，于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仿制折扇行业应时而起。另外，如商业、手工业发达的杭州、扬州，甚至象徽州歙县等地也逐渐发展制扇业，有的觉以制扇巨富，成为有名的手工业家。歙县志记载：歙货中有以扇业著名的，明朝有郑泰时、朱柿、张士安、倪考四家，当时或致巨业，扇货集聚几如山积。可见扇业商品生产十分发展，与社会日益需求而相适应。
明代四川贡扇，始于何时，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大明会典》说，最初开始于镇守四川太监，偶然选一些地方名产，孝敬皇上，结果被宫廷看中，后来就规定扇子为四川进贡的方物之一，并确定数目，以为常贡。蜀王王府也另外进贡川扇。四川初额贡川扇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把，至嘉靖三十年增加备用二千一百把，是为了赏赐的需要。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又增加新造小式细巧八百把，这是为了供给新宠幸的妃嫔们使用，共计一万四千四百四十把，它是嘉靖末年每年进贡川扇的数目了。封建皇帝贪得无厌，到了万历七年二月又增加四川贡扇七百柄，至二十三年再添造川扇二千六百把，万历三十四年四川岁进金扇竟至四万八千四百余柄。这比嘉靖时最高数目增加了三倍还多，神宗朱翊钧在万历中期以后，聚歛和挥霍又达到了顶峰。封藩于四川的蜀王也效仿四川布政司，为了取悦龙颜，制造更加精工的川扇，每年以王府名义进贡千余把。皇帝下令嘉奖，赐白银三百两，大红彩缎衣三件。
明朝宫廷对于四川贡扇有极严格的要求，必须精工细作，不惜花费工本，还不时颁发新奇式样，按式制造。要造出巧夺天工的产品，以满足帝王、后妃无限享乐的欲望，宫廷对于川扇不仅质量上要求精益求精，而且还要按规定日期进贡到京，交纳内府。但是，四川地方制造川扇，有时会遇上水、旱灾情，兵祸连结，匠人缺乏，钱粮不够等种种困难情况，因此不能按质地、数量、时间贡到川扇，这就触怒了皇上，对于四川经管官员大加责罚，象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宫廷颁发四川扇式新样，御史周希圣谏言，蜀地困苦不堪，神宗恼怒，夺他一年俸录。万历二十八年三月，礼部题奏：四川进扇，粗糙不合式样，传旨经管官员各降一级，降职的要员是：四川左布政使程正谊降广西左参政；右布政使王道增降福建右参议，右参议刘三才降山西按察佥事，布政司理问赵嘉宾降楚雄府经历。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因四川贡扇粗劣，罚布政司官俸三个月。四川地方大员和官吏，因向京城贡扇不合要求，竟受到处罚，而工匠和老百姓为此受到牵连而遭殃的，更是可想而知了。贡扇虽然满足帝王的贪婪欲望，但却给西蜀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沉重的额外负担，封建贡赋的危害是一种超经济的苛重剥削。
关于贡扇流毒一方，明朝人当时也看到这种严重的弊病。万历时，在北京居住多年的政府大臣，他说天下贡物，都要经过远道运来北京，在当时艰难的交通状况下，真是劳民伤财，疲累不堪，难以一一举出，而川扇是其一种。即使川扇为佳，多者不过千把，少者数百把，足够宫廷之用而有余，何必殊形异制，名目繁多，许多是满箱累累，千万柄尽是扇子，官吏为了进贡扇子，占用很多公务时间，老百姓为川扇妨碍其生业。四川年年为蜀扇所困累，除常年赋税之外，又有川扇的进贡，是全国租赋为一种，而四川的租，因川扇之租而为二，所以西蜀的赋役是双重负担。租税有时因灾害尚可蠲免，但川扇则需年年进贡，其困累何时才能免除呢?宫廷中内府御用监制造折扇，所费财物，无法计算，难道造出扇子还算少吗?如果再加上四川贡扇，供给宫廷上自两宫太后、六宫妃，嫔，下至宫中权贵人物，即使每日易扇三次，如何能用完这样多的扇子。这是主要因为赏赐无度，但赐给文、武大臣则寥寥无几，而赏赐皇亲也不过百分之一，至于赏赐宦官则不下十分之八、九，它耗费了国家很多宫帑和工费。贡扇送到宫廷，皇室享用有限，多数为宦官所得，而西蜀人民受困于贡扇的征输。由明人记载，深知四川贡扇最大的受益者是北京宫廷的太监集团，他们凭借皇帝的特权，占有了四川人民的劳动成果。从此侧面可以得知，明代宦官势力的强大和影响之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