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长城是战争的象征,那么大运河就是和平的产物,在长城巍峨的雄关之下,大运河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封建帝国的太平盛世。在今天的北京城里,大运河的运气并不像长城那么好,它昨日的辉煌早已经是支离破碎了,但也许正是这种若隐若现的记忆,才留给后人无限的想像空间。
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是隋朝涿郡的治所蓟城,隋朝大运河永济渠一段就曾流经这里。估计杨广在做扬州总管的时候生活太逍遥滋润了,以至于在做了皇帝以后还对江南念念不忘,连做梦都要故地重游一番。于是,“出于君主游幸之私意”,劳师动众的运河工程开工了。历史给隋炀帝定性为德行很差的暴君。在开通永济渠时,先后调集的民工多达100余万,而沿线居民所有男性民工的总数还不足100万,但猴急的皇帝才不管这些,规定一年之内完工,下面的官吏们为了保住乌纱,只得“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量民工日夜在泥水里工作,很多人腰部以下长满了蛆,不堪忍受,成批死亡,百姓们苦不堪言。“一将功成万骨枯”,看来要成全一个暴君,更是要“万骨枯”的。
公元611年,隋炀帝领着美女、官员到永济渠豪华旅游之后,于第二年,将200万大军通过水路运至蓟城,准备起兵进攻高丽。与其说这是一场讨伐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场军事秀。隋炀帝将士兵分为24路大军,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20里,各军连营渐进,首尾相接,互相呼应,队伍长达1000多里。为了填饱两百万士兵的肚子,隋朝政府征用大批船只将粮食装船沿永济渠北运,运粮的船队长达几百里,运送粮草的民夫人数超过了200万。这样的行军气势的确让敌人甚为惊慌,可惜打仗不光是摆摆花架子那么简单。隋炀帝好大喜功,着实把他老爸杨坚留下来的家产败掉了许多,而这场名为“讨伐”的军事表演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隋代运河图
隋朝灭亡后,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日益显示出来了,在其后的唐宋几百年间,大运河水道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的稻米运往长安、洛阳、开封等大都市,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百姓来往和商业贸易。不过,那时的政治中心在黄河附近,大运河力图沟通黄河、淮河与长江,所以当时的大运河大体呈弧形,与后来元代开挖的大运河,航线并不完全一致。
元代的漕运与海运
人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确切是指元代以后的运河。大运河是太平时期的讯号,在宋金长期对峙时期,双方都忙着攻城掠地,千方百计想从对方手里多挖过一寸土地来,谁也没有心思维护公共的水利设施,于是隋唐运河渐渐淤塞不通,终于被泥沙堵死了。到了元代,忽必烈政府的政绩还算不错,估计财政预算没有什么赤字,国力强盛。当时,北京又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开挖运河自然要以此为中心了。
隋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它的水道迂回曲折,行船费时费力更费钱,于是元朝政府决定开挖新运河,改弧线为直线,取直河道。公元1291年,在第一段航道会通河挖通后,忽必烈又委派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负责兴修大运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北京的吃水问题向来很让人费脑筋,郭守敬在开挖通惠河时,为了解决水源问题,疏浚了瓮山泊(颐和园的昆明湖)和高梁河水道,把昌平县的白浮泉泉水引入瓮山泊,再经瓮山泊沿高梁河流入京城的积水潭。河水经过积水潭后,再沿着皇城南下,最后向东与温榆河会合。这段运河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北运河。会通河和通惠河贯通之后,大运河终于伸直了腰板,河道由“弧”形变成了近直线形,长度由2700公里减为1794公里。它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在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都担负着沟通南北运输的重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京杭大运河”。
当时积水潭里水源充足,远来的运粮船可直接开进去。在积水潭和北运河中,大小船只首尾相连,帆桅林立,大都城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那时通州是北京的大粮仓,几乎每天都有经水运直抵大都的成船的江南粮食、丝绸及其他货物堆积在岸边的码头上。至今,北京人仍然习惯把糯米叫做江米,足见运河水道的影响了。各地的富商巨贾带着旷世奇珍异宝,纷纷北上,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从未见过这样的排场,于是他在游记里写道:“这座城像是商民的一个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
漕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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