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鹰、饲鹰、驯鹰、放鹰是清末民初北京一部分王公贵族、八旗子弟的一种嗜好，随着八旗子弟的逐渐破落沦为一般市民，玩鹰这一活动也逐渐传到民众中，只是排场和玩法不了。
以鹰为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楚文王但喜欢养鹰、狗。历代文人墨客以鹰为题赋诗绘画的比比皆是，以画鹰驰名中外的李苦禅先生便是一例。至于以鹰为戏的，历代都有，以清王朝宫廷内最为讲究。清代皇室十分重视射猎习武，这是满族和蒙古族人民的世代习俗。那个时候，有专以捕鹰为生的“鹰户”，将鹰折银以抵偿赋税。清宫廷内务府里还设有“养鹰鹞练鹰”。一方面供皇帝行围射猎使用，另一方面用鹰捕雉鸡供皇帝祭祀或御膳用。这个机构最初设在东华门内，在嘉庆年间迁到东安门内长房。在西直门外法华寺内，还建有十分讲究的南苑、西苑或北苑行围射猎，届时有上万人的射猎队伍随侍皇帝。养鹰鹞处的统领。头领带鹰手披弓架鹰，牵狗相随，一路上浩浩荡荡，煞是威风。皇帝围猎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这时，鹰狗便大显向手。行围射猎以后，还要举行庆功宴会，宴会上常演奏一首《飞燕捉天鹅》的曲子，就是以鹰捕天鹅为内容的。
清朝末叶是“玩鹰”的最盛时期。由于皇家对鹰的喜爱和重视，所以王宫贵族、八旗子弟也都效仿，以鹰来戏。生鹰不论是打来的还是买来的都要经过驯化。驯鹰的第一步就是“熬”鹰，行话叫“上宿”，就是不准它睡觉。鹰白天从不睡，只有晚上才安睡的。要熬它的野性子就不能让它睡，晚上熬鹰也不会乱飞。这样人也不能睡，还要到从多热闹的地方去，使它闭眼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驯一架鹰最好有三个人，一人担任前夜，一人负责后夜，一人白班。
过去老北京有一个驯鹰的老先生，对我们说起了他那时熬鹰的事：他那时住延寿寺街，每天晚上八点多钟，戴上毡帽头，身着大棉袄敞着怀，从家里出来去驯鹰。先穿过杨梅竹斜街，走大栅栏到五牌楼，这是各城熬鹰的聚会处。找个果子摊灯底下一站，看吧，四处都熬鹰的走过来。常年养鹰的人全都认识，彼此见面，相对请安，寒暄几句，相互看看臂上的鹰，问问重量大小，论论毛色身体，凑五、穴知己，一块儿顺着大街往南，到珠市口再返回来，一直到中和园、华乐园散戏，慢慢人少了，走向大酒缸来二两白干、一盘酱羊肉、两个烧饼。吃饱了进前门到天安门，沿着长安街奔西单、西四到太平仓（平安里）的夜茶馆，这里是熬鹰人后半夜聚会的地方。鹰怕热，不能进茶馆里边，门外长条桌子、板凳是专门为熬鹰人预备的，沏一包叶子，喝几碗，来两堆花生，一边吃一边聊。东方一朦朦亮，鹰的精神就来了。它马上把身子挺起来乱飞，马上就得给它戴上帽子。白天再由一个熬鹰。就这样每天天亮看鹰的神气，熬不过十天，到它野性退了，白天见人不惊了，帽子就可以摘掉了，也就差不多驯熟了。
鹰驯好了就该撒出去放了。放鹰是从清王朝皇帝行围射猎，演变到贵族子弟“较猎”比赛，再到一般玩鹰人“放鹰”。民国六年，有一家姓杨的清末遗少在保定郊外“较猎”，那场面可大了。猎场方圆有百十亩地，随从三、四十人，有的披弓箭，有的背猎枪，架着土鹘，大鹰还有一条猎狗，一只猴子和一头羊。用三、四辆铁轮马车拉着锣鼓乐器、帐篷、桌椅和食品等到达猎场。鸣锣一响，随从人员支搭帐篷，摆设用具，把一片荒原装饰得象个锦城。当天并不较猎，休息一天。次日清晨，鸣锣三响做好准备，见有鸟兔活动，便放出鹘两只，随着放出垛子两只跟踪，垛子追到土鹘上面将它头戴的帽摘下，土鹘即在空中盘旋，奋怒追捕走兔。当它将兔打倒在地时，猎狗即向前叼住兔子，接着猴子出动，骑在羊身上，从猎狗嘴里取下走兔，回来献给主人。听起来真好象是在定一场戏似的。
每年腊月初八，是放鹰人聚会的日子，那天都在永定门外大红门聚会参加药会。据药行人说，这天兔的脑子可以做“兔脑丸”（妇科佳药）。养鹰人都是精神拦擞，准备显显本事。鹰也神彩奕奕，要与它的同类比一高低。过了这天，一年的放大镜鹰便告一段落，来年再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