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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明十三陵

2002-12-1 11:00| 发布者: 许大龄

长陵

    长陵位于天寿山下,埋葬着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年号永乐,庙号明成祖,谥号文皇帝,陵号长陵。   
    长陵在十三陵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它的范围大于今天的陵园,一进大宫门,就应该算是长陵。长陵的特点是大,它有最长的神道,最大的碑亭和碑,最大的享殿和最大的宝城。这些都是其它十二陵所不及的。其规模和气势似乎也在明孝陵之上。
    长陵的宝城和地宫,是永乐七年至十一年间(1409—1413)修成的,(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三、卷八十七)距今五百七十余年,宝城包括城墙和方城,中间是埋葬朱棣的坟山。
    长陵的碑亭和神道两旁的石像生建于宣德十年(1435),(参见《明英宗实录》卷四、卷十)距今已近五百五十年。碑亭内大碑高约6.5米,正面刻着朱棣长子,仁宗朱高炽所撰碑文,长三千余字;背面刻着清乾隆帝“哀明陵三十韵”诗,诗下附有小注,是了解十三陵历史状况的重要资料。此外,陵园东南角还有一块较小的碑,刻着清顺治帝关于保护并重修明陵的上谕和乾隆咏明陵的诗句,也是研究十三陵的重要历史资料。
    石像生计有石人石兽十八对,其中石人有勋臣、文臣、武臣各两对,勋臣是因立功勋而授爵之臣,石勋臣与石文臣的区别在于前者戴着遮耳的大帽子。石兽有狮,獬豸(xièzhi)、骆驼,象、麒麟、马各一对。石兽中的石像、石骆驼雕刻浑厚,形象逼真,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佳作。
    长陵最为突出的建筑是祾恩殿。“祾恩”是祭祀祖先从而领恩得福之意。祾恩殿原名“享殿”,“享”也是祭祀意,嘉靖时改祾恩殿。十三陵每陵均有祾恩殿,其它皆毁,唯长陵祾恩殿独存且最大。长陵祾恩殿建成于宣德二年(1427年)  (见《明宣宗实录》卷二十六),距今已五百五十多年。祾恩殿面阔九间,东西长度长于故宫太和殿,建筑形式较太和殿古老淳厚,保留着明代建筑的特点,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是北京地区保存下来最大而又完整的明代建筑。棱恩殿宏大壮观,建筑上最大特色是以六十根整根楠木木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中十分罕见的,即使故宫太和殿也无法与之相比。我们今天所见的太和殿是清代重建的,它的大柱主要是松木,且相拼而成。楠木主要出产于我国云、贵、川等省的山区。明代,近水大木已被采伐殆尽。到了清朝,统治者大兴土木,便只得转向东北黑龙江流域去采松木了,可见采木之艰难。有关神木二说,便是明证。据《明史》卷一五三《宋礼传》记载:四川宜宾山中一根伐好的大木,有一天竟象得了神灵一样自己向长江、北京的方向移动。这种传说反映了当时采木的艰难,同时也反映出统治者想奴役工匠,不惜编出“神木”的谎言。在修陵过程中,工匠不知死了多少,以至于朱棣也曾派专人到天寿山去宣读他的祭文(见《明成祖实录》卷八十五)。当时修长陵所用工匠数目今已难以统计,较小的献陵用军夫、工匠二十三万(见《明宣宗实录》卷二、卷四),景陵在前十二陵中最小,也用了十万人(见《明英宗实录》卷一),规模最大的长陵所耗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长陵这一组明前期的建筑,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和强盛。
    十五世纪前期永乐皇帝在位期间,明朝发生了两件大事:对内是迁都北京,对外是郑和下西洋。这两件事所产生的深远意义为朱棣本人始料不及。朱棣决心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并不因为北京是辽、金、元以来的都城,又是朱棣的“龙”兴之地,而是为
了防止北边蒙古统治者的进攻,以进一步控制北方和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所以军事和政治的意义是主要的。但永乐迁都北京,却在客观上加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适应了各族人民之间必然的血肉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趋势,而长陵的重建,正是永乐迁都和营建北京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意义是很大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另一件闻名中外的大事。郑和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探险家、航海家。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七次扬帆远洋的成功与明朝前期的富强和朱棣、朱瞻基的支持分不开。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其说是派郑和到海外寻找建文帝,不如说是“宣扬国威”和向海外“取宝"更为可信。要想将来能从长陵发掘出一部抄本《永乐大典》,这可能性不大,但从长陵以及景陵、献陵中发现郑和从海外带回的珠宝、香料倒是十分可能的。


定陵

    定陵为十三陵中另一中等陵墓,规模次于长陵和永陵,但其工程之精细,实为十三陵之冠。定陵埋葬着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立翊钧,年号万历,庙号明神宗,谥号显皇帝,陵号定陵。朱翊钧十岁即位作皇帝,二十二岁即修定陵,用了六年时间,五十八岁死去时,他已统治中国达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死后七年,全国性的明末农民战争就爆发了。
    定陵修建于明王朝中后期,这时明朝已由整顿时期进入衰微时期。定陵现已发掘,从地面与地宫建筑和出土殉葬物可看出它的特点,即反映了明朝整顿时期的历史面貌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以及明王朝的走向衰败。
    定陵地宫全部用石砌成,总面积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石料绝大部分为青石。前、中、后三殿的殿门则用汉白玉精雕而成。早在汉代,砖砌拱券式陵墓已颇普遍,但完全以石条砌石拱券建陵墓,定陵地宫却是罕见的例证。定陵地宫非常坚固,虽距今已近四百年,但没有一处塌陷,这是因为地宫周围周密的排水系统使陵墓内没有积水现象的原故。
    修定陵所用的青石和汉白玉均产于房山县西南的大石窝。定陵的修建自万历十二年开工至十八年修成,历时六年。在施工紧张时期,每天工地有三万工匠营作,同时大石窝也集中上万工匠采石(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四、卷一五九)。由于数百年的开采,大石窝已被开出很深的大沟,以致于采石时总是蹬在水中,十分艰难。运送石料也极为不易,据明朝人记载,当时为营建紫禁城,有一块造丹陛用的长三丈厚五尺的石料从大石窝运往北京,用二万民工整整拖了二十八天(贺盛瑞《两宫鼎建记》卷上,见《学海类编》)。从大石窝到十三陵,路途更远,运石也就更为艰苦。
    1956年发掘定陵时,出土了大量殉葬物。据一些专家讲,这些殉葬物中有两件珍宝最富价值,一是放在中殿的嘉靖年间制的青花云龙大瓷缸,一是朱翊钧生前用的青花瓷碗。出土的珍品中还有万历皇帝的金冠与皇后的凤冠。金冠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制而成,编织的工艺称“鬃金”,是与景泰蓝相媲美的明代手工艺。金冠后有金丝编成的两翅,薄如蝉翼,所以金冠又称“蝉翼冠”或“翼善冠”。凤冠有几顶,出土时已散,后请老艺人精心修复,如今展出的就是这种整旧如新的东西。我们所见的凤冠制做极为精美,上有宝石一百多块,珍珠五千余颗,真是满头珠光宝气。此外出土的还有大量精美的金、银、玉器,以及各种珠宝首饰,大都是绝佳的工艺品。
    殉葬物中另一大类就是名贵的丝织品,包括万历的龙袍和孝靖皇后的百子衣,都是用金线绣成,极为精致,实为稀世珍品。还有一百六十多匹锦缎料,刚出土时,色彩十分鲜艳,但几天之后就发黄了。所以当保存文物的技术手段还不过关时,对文物的发掘,还是尽量审慎为好。   
    我们可以从定陵的建筑和殉葬物品中看?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也能看到封建统治者的奢侈和对人民残暴的掠夺。如果说长陵的修建反映了明初的强盛,那么从定陵、特别是从定陵出土的殉葬物中可盾出明王朝以至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正趋子没落。万历统治的中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统治阶级则表现得更加贪婪。自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统治者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对城镇工商业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掠夺。据统计,十年之间共掠黄金一万二千零四十四两,银五百六十九方一千七百九十七两,其它宝石、珍珠、琥珀、貂皮以及猫眼石等海外奇珍不可胜计。  (见《北京大学学报》84年第二期,王天有《从万历天扈时期的市民斗争看东林党议》一文)。定陵殉葬品中大量出现的金银珠宝,正是与此相关。定陵修建费银八百余万两(见《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这个数目如果不算夸大,其中很多银两显然是被贪污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最终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万历死后仅七年,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
    古代帝王,总要择“风水”好的地方建陵。但明成祖建陵昌平天寿山,却不仅因为此地“风水”好,更多的还是在政治、军事上有所考虑。有人说,居庸关为蒙古高原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则为北京北部的重要屏障。居庸关、天寿山与北京一存俱存,一亡俱亡,两地位置极为紧要。所以有人认为:明朝在军事上失利于对北京的守御分兵太散,这就失去了防御的重点,因为天津要守,以保漕运、海运;通州要守,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屯粮之地;涿州要守,这是北京南。行的门户;西山要守,这是北京的煤炭基地;居庸关要守,这是北方通往北京的咽喉;天寿山要守,这是北京的北部屏障,又是祖陵所在;加以京师九门要守、皇宫要守,因而处处分兵,易为合兵来犯者击破,故遭败亡(见梁份《帝陵图说》卷二)。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从军事上说,关键不在于合兵还是分兵,居庸关、十三陵与北京也不是一亡俱亡。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也先从紫荆关入,焚长、献二陵,虽抵北京城下,北京未克;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自古北口入,进逼京畿,并犯十三陵,但北京未失;崇祯年间,后金也曾自贤庄口、灰岑口、锥石口入,焚德陵,攻北京,北京同样未破;唯独1644年李自成从柳沟(居庸关东,今属延庆县地)入德胜口,旧十三陵,居庸关明军守将投降,农民军经昌平、沙河终于攻破了北京.城。笔者认为明王朝自正统以后,军事上总陷于被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分兵,而是自弃防线。明朝北边的第一道防线最早设于蒙古,第二道在大同、宣府一线,这两道防线不支,就将兵临居庸关,从而难以防守。永乐帝在北部边防设置上有失误,他不该放弃大宁(今赤峰),宣德亦不该放弃开平(今多伦一带),这样一来,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后撤,所以不象清朝,仗在长城外打,在蒙古高原打。明朝北边的仗大都在大网、宣府、居庸关以至北京打,战略上十分被动。正如顾炎武所说:十三陵、居庸关和北京城“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见“昌平山水记》)。尽管在军事上,自明朝建都北京以来,多次出现兵临城下的险境,但北京终究还是保住了,而一旦人心失尽,军心瓦解,居庸关、十三陵以至北京,仅几天时问就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全部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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