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酒楼饭庄鳞次栉比,兴衰更替不胜列举。许多著名的饭庄不仅是历史悠久的老店,而且与近百年中国政治史、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坐落在绿荫掩映的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正是这样一个历尽沧桑之变的所在。 旧日北京凡是称之为“堂”的饭庄,大多是一种主要承办大规模筵席,应揽红白大事的地方。一般多有两、三进的院落,内设戏台,能输堂会唱戏,婚丧典礼之举。至于随意小酌或零桌酒席不过是附带的生意。例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取灯胡同的同兴堂,西单的聚贤堂肉市的天福堂,地安门的庆和堂以及什刹海的会贤堂都属于这一类的饭。照顾这一类饭庄生意的大多是权贵鉅贾,同时,也常常是名士文人雅集之所。当年,这些地方的许多聚会,往往都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文化史有关。真可谓是“春盘荣半成名迹,怀壁诗多系史材。” 会贤堂位于什刹海北,银锭桥南,是内城中最北的一处饭庄。据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这里本是清末礼部侍郎斌儒的私第,光绪末叶创办为饭庄。会贤堂居于长堤翠柳环抱之中,在风景环境上是得天独厚的。从外面望去,是一幢坐西北而面东南的中式二层建筑,一排十二开间,青砖对缝,画栋雕栏,十分宽敞考究。从大门进去有两进院落,院中有戏台一座,(会贤堂的戏台是没有台柱子和台顶的,只是台上三面有矮栏。可惜这座戏台已在1952年拆毁。)其规模气派在同一类饭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坐在会贤堂楼上,可以北望鼓楼、钟楼;南观琼岛白塔。尤其是在夏末秋初,倚窗眺望什刹海的高柳低荷,更别是一番情趣了。 会贤堂开设于清末光绪末年,原属山东帮荣系,后来为了迎合京城人的口味,荣系风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贤堂也同其它这一类饭庄一样,烹饪技术并无特色,虽用料也是山珍海味,却大多有名无实。主要是以气派和排场招揽生意。会贤堂的全盛时代是在光绪末年到二十年代末这到段时间。除了以上所说的自然环境优美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它与王府为邻。会贤堂西面不远即是恭亲王府,西北则是北府(即醇亲王府)。这些末世的天潢贵胃都是会贤堂的主顾和常客。辛亥之际,醇亲王载沣曾在这召开多次重要会议,商讨“军大事”。溥仪在逊位之后,为了笼络新贵,还曾派出内务府大臣绍英、世续等在这里专门宴请大总统徐世昌。北洋下放的熊希龄、靳云鹏、朱启钤、徐树铮等也经常光顾。梁启超、王国维、钱玄同、沈尹默等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京剧大师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也都曾在这里粉墨擅场。1936年,梅兰花还在这里演出了一场半途而废的饭庄堂会,记载在他的名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不少进步教授曾在这里聚会,探讨新文化运动的课题。鲁讯在1912年的日记中,曾用名记载着在这年的夏秋之际去过三次会贤堂。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曾多次提到会贤堂的名字。当时,住在护国寺附近的著名书法家、文学界沈尹默更是经常涉足于此,他有一首《减字木兰花》写道:“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乐。莫道闲人有底忙。”正是会贤堂当年风光的写照。 会贤堂生意最兴旺的季节是夏秋两季,这是与什刹海的荷花市有关。逛荷花市场的游人在看了野台小戏、杂耍,听了单弦、大鼓书之后,一般劳动人民多是来碗凉粉,喝杯酸梅汤乘兴而归。而有钱人家则总是顺道来会贤堂品茗小憩或邀朋聚饮,会贤堂前常常是车水马龙,应接不暇。每年这时,会贤堂总是另聘掌灶的,以什刹海中供应的鲜鱼嫩藕招徕顾客,使那种呆板而无味的筵席荣呈现出一些新意和生机。 三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腐败和社会经济的衰落,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升级,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歇业。不久,这所房子被辅仁大学一部分校友买下,作为对母校的贡献送给了辅仁大学,一度成为辅仁大学的产业。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职工宿舍。 在北京的旧式饭庄中,会贤堂是目前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不久前,在整修三海,美化首都的活动中,会贤堂那古老的画栋雕栏在经过无数十年历史风雨的侵剥之后又重新被油饰一新,内部建筑也大多经过了油饰和维修,焕发出新的光彩。当你站在古老的会贤堂畔,远望钟、鼓楼的碧瓦蓝天,近览什刹海的塘荷堤柳,迎着秋天的飒飒金风,抚今追昔,一定会感慨万千,发出悠悠怀古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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