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未知

    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迤北，如今首都剧场斜对面，有一条东昌胡同，解放以前叫作东厂胡同。这条胡同在今天的北京虽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但在旧时的京师，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它与明代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明代内廷所设的“内控京师，外涉全国”的最大的特务机构就在这里。
从锦衣卫到东西厂
    明代的特务政治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著名的。东厂是明代特务的大本营，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明代灭亡。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防范臣民造反，除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之外，并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务机构，豢养鹰犬，为其伺察，追踪，搏击。初期阶段，这些特务人员叫作检校。当时这些检校遍布于朝廷内外，其职责是专门察听大小衙门诸官吏“不分”、“不法”之事，随时向皇帝报告。不过，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人家的阴私勾当外，没有其它任何权利，因此，还不是一个完备的特务组织。
    随着统治阶段内部矛盾的激化，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特特地设立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其职权也由侍卫天子扩大到伺察缉捕“盗贼奸宄”（音轨），不仅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受其监视，就是街坊道途的民间阴私，也在其侦察缉捕之列，当时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它和朝廷的府、部、院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它的最高长官为卫指挥使。由皇帝委派亲信的勋戚或都督一级的官员充任。
    锦衣卫自成立以后，恃仗特权，非法凌虐，残酷用刑，干了大量的坏事。因此，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曾一度将其撤销，并颁诏朝内外，今后一切案件统归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处理。
    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镇压反对派，又恢复了锦衣卫。以后的几代皇帝，代代相袭，这个军事特务机构也一直延续到明亡。
    永乐十八年（1420），明朝国都由南京正式迁到北京。朱棣在恢复锦衣卫的基础上，又相继设立了东厂（即今天东昌厂同所在地），由亲信太监掌管，皇帝直接指挥。这个东厂专门“缉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到了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朱见深又另立一个特务机构叫西厂，地点在旧灰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它的规模比东厂更大，其爪牙比东厂多一倍，自京师至全国各地，无处不有。时间大约五年。到武宗朱厚照即位，又第二次设立西厂。东西厂特务倚仗权势，罗织罪名，诬陷好人，无辜被害者不计其数。从此以后，在明王朝的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特务网，用以镇压反抗的臣民。人们当时把这些特务机构并称为“厂卫”。
东厂——人间地狱
    自从永乐年间设置东厂以后，这个残酷的特务机构一直由司礼监派出的大太监掌管，称之为“厂公”或“督主”，下面设有掌刑千户和理刑挑选百户各一人，下属的隶役，都是由锦衣卫中最心毒手狠的人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档头）若干人，率有“番子”（即爪牙）数百人以至千人，分赴各官府衙门和各地从事监视、侦察。
    厂、卫与宦官，是明朝的三大害，明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正是领先了这“三害”镇压反对派，巩固其政权，使这三害有机会沆瀣一气，祸国殃民，无恶不做。
    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为了镇压百官，统治人民，东西厂是他利用的专政机构之一。他创立的酷刑规定：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经逮捕，先处杖刑，然后发配边疆，终身充军，甚至戴百五十斤的重枷发遣，使犯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据史书记载：刘瑾当时“分遣逻卒四出探民间阴事，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之，以河外居民坐之”。当时这些厂卫特务遍布京师各处，无隙不入，搞得人人自危，啉若寒蝉。刘瑾为了发展他的统治势力，后又在当时的荣府旧仓地设立了内行厂。
    到了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即位。从他十六岁当政以后，即被两个祸国内奸所包围，一是他的乳母客氏（后被他封为“奉圣夫人”；一是大太监魏忠贤，这两人合谋乱秽官闱，残害忠良，东厂又成了他们的一个得力工具。当时除了东厂拥有的千余个番子四处侦察外，京城里的地痞流氓为了诈取钱财或报复私怨，不少也充当了东厂和帮凶。他们探听到一件事情后，即向东厂役长告密，当时叫“打事件”。役长视其告发事件的大小，付给一定的报酬，噼“买起钱”或“买事件”。尔后，役长就率领众番子至所谓“犯家”，如狼似虎将其逮捕，投入监狱，严加审讯。
    朝廷中各衙门也都有东厂番子监视，甚至连当时的“三法司”会审重案，也必须有东厂的番子在那里监审，叫作“听记”，然后汇报给提督太监。
    魏忠贤当时党羽在天启年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对于反对魏党的官民，残酷迫害达到了空间惨烈的地步。当时的东厂设立了许多酷刑名目，有所谓“全刑”，即让犯人受械、镣、棍、拶、夹等五种酷刑；还有断脊、刺心、堕指、红绣鞋（穿烧红的铁鞋）、铜喇叭（用滚油灌入肛门），甚至煮沥青剥人皮。犯人在狱中被折磨得血肉溃烂，奄奄一息。明代的北京，曾发生过两起“六君子”事件。一是天启五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御史魏大中等七十余人上书参奏魏忠贤祸乱朝纲，贪桩枉法。但昏庸的天启不纳忠言，杨涟等为首的六人终被魏忠贤所陷害，投入东厂狱中，受尽酷刑，每五日拷打一次，每次都是杻、拶、镣、夹、杖等刑罚轮番施用，旧伤墨水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桎梏平卧堂下，最后惨死狱中。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令人惨不忍睹。二是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捕了反对这伙宦官佞臣的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等七人。这次的特务侦缉较前更加严密，从被捕人的家乡到京城内外，都布满了东厂的特务，形成了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被捕的七人当中，除一人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均在狱中受酷刑而死。根据《明史·魏忠贤传》记载：“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靡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戳，甚至剥皮刳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因此，当时民间有“委鬼（魏忠贤）当头立，茄花（指客氏）满地红”之说。
    东厂从永乐十八年建立以后，二百多年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利用这样一个庞大的专政工具，杀人不可胜数。东厂在当时的一群宦官、佞臣掌管这下，成为屠杀、冤狱、诬陷、迫害的深渊。人们当时一提起东厂，都不寒而慄。
从东厂胡同到东昌胡同
    明亡以后，东厂废除，但其名称却沿袭了下来，成了胡同的名称。清代这里已房屋颓圮，杂草丛生，原先“古槐森郁，廨宇肃然”的阴阳界，一变面是成了贫民窟、牧猪场、毛革厂。康熙初年，其西部民房被当时的满洲贵族阿兰泰所购买，推土拆旧，建了一处百余间的住宅。到了康熙中叶，此处转手为当时的两广总督、文华殿大学士瑞麟所有。这个人财大气粗，又购进了原先的毛革厂，使东西连成一片，随之大兴土木，除在西部改筑成富丽堂皇的宅邸外，并在东部的大片空地上广植树木花草，并点缀以太湖石、亭台假山，成为一座竹木苍翠，苔藓夹径的精巧园林，取名为“漪园”。后来此地又曾被荣禄、袁世凯和黎元洪先后占据，一度成为黎的私邸。这条胡同就这样经过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前后五百余年，直到北京解放。
    解放后，东厂胡同逐步地改变了它的面貌，不仅将罪恶的“东厂”二字改成了“东昌”，而且随着市区的城市建设，这里已成为一处整齐洁净的居民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笔直的柏油路人来车往。那处幽雅怡人的漪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所在地。许多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终日在这里埋头书海，探取学问，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奋斗不懈。今天，生活在幸福宁静中的人们，谁曾想到这条普通的胡同在北京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