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北京的教堂

北京不但以众多的寺院、宝塔著称，而且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堂，他们矗立在众多的中国传统建筑之中，别具一番风味。

此图采用油画技法，把利玛窦刻画得肃穆庄严，右上角太阳的光辉照亮整个矗面，在利玛窦的身上充满宗教神圣感。

    16世纪后期，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了我国境内，虔诚地执行教皇“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耶稣会”的命令。1582年，利玛窦作为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意大利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很值得中国人民纪念。为了完成传教的任务，利玛窦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并穿起了中国服装，广交中国社会的上流人物，在他们中间发展了第一批教徒，他把自己带来的望远镜、钟表、地球仪等一些小玩意儿作为礼物馈送给了朋友们，这些东西成功地帮助他打开了皇室的大门。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思想，接受了朋友的建议，绘制了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1600年利玛窦来到了北京，他的显责朋友们把他介绍给了明神宗，他的这幅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图让没见过世面的皇帝震惊不已，才知道地球原来是圆形的，于是下令大量印刷，这就是后来的《万国舆图》。取悦了皇帝自然是有求必应的，不久，利玛窦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同意，在宣武门内买地修建教堂，这就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南堂”。南堂是一座罗马式建筑，风格庄严凝重，是北京城内建造最早的一座教堂。除了传教和绘制地图之外，1607年，利玛窦还在北京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翻译著作((几何原本))，从此，“几何”一词开始在我国沿用，今天的“直线”、“钝角”、“对角线”、“切线”等几何专用名词，都要归功于这位传教士。

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但是南堂并没有因此而破败，反而更加受到皇室的重视，因为继利玛窦之后，又有一批虔诚的基督徒来到了中国。利玛窦的成功给他的继承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于是这些人纷纷投靠皇室。

西什库教堂又名北堂，为康熙帝特赐兴建，其匾额“万有真原”为康熙帝亲笔题写。

    1622年，德国人汤若望受葡萄牙耶稣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他先效力于明朝，帮助朝廷修订了新历，并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当清军入关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清政府。在一个外国人眼里，一个国家朝代的更迭是很正常的事情，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执行教皇的命令，当然是要找有势力的“股东”。汤若望的天文知识使王室成员对他另眼相看，清王朝将修订新朝历法的重任交给了他。有着极强求知欲的顺治皇帝更是和他关系密切，他称汤若望为“玛珐”，即满语“爷爷”的意思，一年之内，将这位“外国爷爷”连升三级，还常常把他召进宫内，彻夜长谈。1657年，在顺治的支持下，南堂得到了修缮，顺治还亲自题写了一块“通玄佳境”的匾额，这块牌匾实际上是一张隐形的“诏书”，昭告天下洋人自由传教的合法地位。汤若望还把顺治帝的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立在教堂前，为自己打“广告”。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官方保护，一时间，入洋教成了群众赶时髦的一

种方式。康熙年间，南堂又进行了一次扩建，在院中堆砌了假山，放置了圣母像和祭台，并且种植了大量的花木，使得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加优雅。完工之后，康熙也来这里写了几个字，让人做成匾额做免费宣传。经过这次扩建，南堂大致形成了今天的规模。1775年，南堂毁于一场大火，此时正是乾隆皇帝执政时期，清政府对传教活动已经采取了限制政策，传教士也不像当年的汤若望那么好运气了，但是由于这座教堂同自己家族的亲密关系，乾隆还是进行了重建，这座天主教堂才保留至今。

顺治和康熙两朝是天主教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据说从1651年至1664年十多年间，全国就有教徒十余万人，到了1725年，仅南京地区就建有教堂近百座，北京的许多教堂也是在这时修建或重建的。在康熙执政期间，有不少的传教士在宫廷内做官，他们主要陪皇帝和皇子读书，传授天文、数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的知识。睿智的康熙皇帝看到这些“洋和尚”身上的长处，便实行“拿来主义”，规定只要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不搞分裂活动，不同皇家政权对抗，就不限制他们传教。

南堂，又名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为利玛窭创建，后来汤若望又对其进行扩建。1675年，康熙帝两次驾临南堂，命侍卫叩拜天主，他还为此堂题写“敬天”匾额．并赋律诗一首。

    1693年，康熙得了一种传染病，经常发烧，宫内的太医们束手无策。传教士若翰得知后，知道自己一显神通的机会来了，他给康熙服用了奎宁，很快就治愈了传染病。痊愈后的康熙帝为了感谢若翰，将皇城内最大的一套院落——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府赐给他们，命名为“救世堂”，这就是最初的“北堂”。1885年，慈禧修建中南海时，看着中海西侧的北堂比较不顺眼，于是下令将其搬迁。不过这个时候的洋人可不太好惹，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慈禧拿出了45万两的白银作为搬迁费，并在西安门内选好了一块地皮，送给传教士们作为教堂的新址。清政府出了如此多的银子，提供如此便利的条件，洋教士们在为自己“敲竹杠”的技术鼓掌之余，也想着如何把这座新教堂弄得漂亮一点。为此，他们专门参考了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精心设计了一座高大挺拔的哥特式教堂。教堂高30余米，顶部由11个尖塔组成，大堂四周装有花窗80扇，镶嵌着五光十色的彩色玻璃，门和窗的花边全部由汉白玉雕琢而成，大堂之后还有一座可以容纳400人的唱经楼。不过这座华丽雄伟的北堂有些“不务正业”，传教的业绩并不是很突出。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中，这里成了洋教士们的窝点，自然成了义和团民进攻的主要目标，双方在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眼皮子底下互相残忍地厮杀着。“文革”期间，北堂也难逃厄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80年代才修葺一新，重新接待教徒。

此画为外国传教士所绘，现藏于德国慕尼黑美术馆。此图描绘了顺治帝与汤若望之间的亲密关系，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

 

    除了南堂和北堂外，至今北京城内还保存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教堂，其中不少仍然经常举行宗教活动，不但成为教友们礼拜、瞻仰的地方，更为北京城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王府井天主教堂，又称东堂，建筑属罗马风格。1655年，顺治帝饮赐兴建，康熙年问曾大加修缮，后屡废屡兴，现存建筑为1904年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