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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银行街两条 百年金融斗京城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姚奕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员接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入该大楼

1917年前中国银行内景
  东交民巷:汇丰银行早来晚走 清政府花500万两没坐上董事席

  西交民巷:大清银行国内第一 往来信件不说账目单记战争形势———

  2007年4月2日,首批四家外资法人银行汇丰、渣打、东亚、花旗正式开业,向国内居民提供包括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全面银行服务。

  对于这些外资银行来说,北京城可不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银行,就是由外资汇丰银行创办的。

  从1885年汇丰银行创办开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外资银行,和西交民巷的中资银行并足而立,逐渐取代了票号和钱庄,这两条街也成了有名的“银行街”。

  东交民巷——

  清政府500万两白银没换来董事席位

  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银行,是1885年外资汇丰银行创办的北京分行,地址就在东交民巷。据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王兰顺老师介绍,清朝末期,战争不断,所需军费和战后赔款数额巨大。外资银行瞅准时机,进入中国赚钱。比如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期间,汇丰银行就贷给清政府白银1000万两以上,仅1885年就进行了三笔大宗借款,共计893万两白银。

  大量的政府战争贷款,催生了大批外资及合资银行。到1913年时,北京外资银行及合资银行已达10家,1923年是20家。这些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给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提供巨额借款,其中汇丰、花旗、德华等六家银行,更是组成了国际银行团,进行四笔大额借款,折合中国白银达5.58亿两。外资银行通过这些贷款,掌握了中国的关税、盐税两大税收的存储保管权。

  虽然强势的合资银行中也有中资股份,但中国参加的资本,多半是来自政府和一些官员、军阀和有声望的买办商人,从资金力量、经营经验和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上,都没法与外方资本竞争。因此,中方资本在合资银行里基本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清政府曾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合办条约,并出了500万两白银入股,但甚至连一个董事席位都没有得到。“名为中俄合办,实则大权掌诸俄人之手。”有人这样评价。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合资银行寿命就更短暂了,有些因为借给北洋政府的贷款一时收不回来,有些因为参加证券、外汇和房地产等投机,还有的因为发行纸币过多出现挤兑风潮而倒闭。

  频繁的战事虽然给北京的外资银行带来了大笔生意,但也干扰了它们的正常经营。王兰顺老师说,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迁。此后,各外资银行纷纷把上海作为自己在中国业务的中心,不少北平的外资银行停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北平只有汇丰等三家银行在营业。

  汇丰:来得早,走得晚 渣打:当年叫“麦加利”

  东交民巷曾经集中了多家知名的外资银行,汇丰是最早的一家。1885年,汇丰银行在北京成立了分行,主要存款大户是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其次是一些大官员和商人。在中国的业务中,上海分行吸收的存款最多,其次就是北京分行。受战争影响,汇丰银行北平分行在1941年停业,1945年复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分行在1953年停业,是外资银行中停业最晚的。

  英资渣打银行,当时被叫做麦加利银行(今址在天安门东,国家博物馆南),1901年进入北京。当时,英国驻中国各地领事馆的经费,都由这家银行汇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借的外债,也要由麦加利银行北京分行承办收缴业务。

  花旗银行(在今天的警察博物馆)进入中国,则是因为美国政府授权其处理“庚子赔款”。以美国国旗命名的花旗银行,在北京设立分行是在1909年,当时分行职员有50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业务繁忙的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度停业。根据档案记载,在北平解放前,北京分行只有6名员工在册。
在目前的档案资料中,涉及这些外资银行的内容少之又少。在1947年的东交民巷档案中,只找到了有关花旗银行很简略的记载。当时花旗银行登记的地址是东交民巷27号,是由一位姓张的中国人代理经理。

  西交民巷——

  银行信件不记账目记战况 小茶役偷百元钱嫖娼被逮

  在西交民巷,同样出了中国银行史上的一个第一。1905年,清政府的户部银行成立,总行就设在西交民巷。这个后来更名为大清银行的新式银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后来,又陆续有多家中资银行在西交民巷落户,比如金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等。

  相对于外资银行的资料匮乏,中资银行方面的记载丰富了许多。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上海总行写往北京分行的信函中,有很多关于战事的报告。比如1924年9月的一封信中说到了江浙战事的交战地点、战况和人心惶惶的情形,还提醒:“据各种报章所载,战事已有蔓延及持久之势。”而1936年12月的一封信则记载了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报道,称国民党中央已经派何应钦为讨伐总司令,“确否待证。”

  银行的往来档案,写账目和业务是正常的,为什么还写打仗的事情?原来,银行业关注时事,是因为战争会对银行的业务产生很大影响,做生意也离不开对时局的分析。

  国华银行档案中,记载了银行内部出现小偷的事件。银行的出纳股在一段时间内丢了400多元钱,负责人觉得丢得蹊跷,就暗中留意。发现一个姓吴的茶役常常夜里外出,天明才回来。于是银行对这个茶役进行查问,茶役最终承认自己确实偷了钱出去嫖娼,但只偷了100多元。由于另外的钱被谁偷走难以确认,银行报了警,并把这个事件记在了档案之中。

  国民党运银元解放军断逃路 电工修警铃劫匪枪下枉送命

  住在西交民巷这条银行街50多年的银行老职员王文椿,解放前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管理地库的职员。他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离开北平前打算运走银行金银的过程。王文椿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先把银行里的金子都用直升机运走了,但是地库里的80万两白银和480万银元太重,飞机运不动,就打算走水路。可没想到,刚从北京运到天津,船就不能走了。原来是解放军切断了道路,只好把这些白银和银元又运回了北京。”

  王文椿还见证了一起抢劫银行事件,那是1948年发生在中国农工银行的劫案。一天中午,王文椿吃过午饭后,突然听到附近的中国农工银行传来枪声,不久就看到大批国民党警察骑着自行车赶到银行门口。几名劫匪带着手枪,跳到柜台上叫人都趴下,谁抬头开枪就打。有一个电工这时走进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劫匪问他:“你是干什么的?”电工说:“我来修警铃。”劫匪一听说是修警铃的,立刻开了枪,这个电工白白送了性命。劫匪杀了人后,带着抢来的钱从后门跑了。

  “他们抢走的一麻袋纸币都是小票,不值多少钱。”王文椿说。

  (特别感谢:北京市档案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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