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书肆最早始于辽代，那时除书肆里自己刊印外，还常常到南方北宋地区收购书籍，在苏轼之弟苏辙出使辽朝时，就曾在北京(辽时称南京)发现其兄苏轼的《眉山集》已通过书肆流传到此。北宋当时虽有“书禁”之令，但也难禁那时书籍的传销经营活动。
到了明清民国时期，老北京经营古旧书的书肆、书铺更加兴盛。那时的书肆集中于前门内的棋盘街，广内的报国寺、慈仁寺和琉璃厂。这些书肆为吸引购书者，都将一些古旧书籍及期刊杂志在门前摆放，供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墨客、莘莘学子们便于浏览、挑选。一些小书商贩则寻庙会期间设摊于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城隍庙等庙会形成书市，这也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书市。由于当时的书肆、书摊众多，像琉璃厂、隆福寺等地，逐渐已形成古旧图书的文化街，成为历代文人和学子经常光顾搜寻古旧书刊和补充短缺书籍之场所。
乾隆年间，以大学士纪晓岚为首编纂四库全书的人员，出于考证典故的需要，也常到琉璃厂搜集古籍。据传说那时纪晓岚买书“日费数十金”。有些学者在府宅不易见到，倒是常可在书肆内找到进行畅谈。后来的李大钊、鲁迅、老舍、齐白石、刘半农等名人雅士，也是古旧书肆的常客。据《鲁迅日记》记述，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到琉璃厂竟去过四百八十多次，总计购买三千多册所需书籍。
那时为数众多的学生每到课余和假日，都愿到古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有的是为买书，有的则只是立足翻阅、摘章寻句。那时期没有群众可去的图书馆，书店成为不是图书馆的阅览读书之地。
在明清代至解放初期老北京崇外东打磨厂里的“老二酉堂”、“宝文堂”等书局，是有名的刊印经销古版书籍和印制普通百姓喜爱的《三字经》、《百家姓》及戏曲、鼓曲小曲唱本的场所，其出版的唱本驰名京城，深受平民百姓的青睐。当年我住崇文门，青年时曾去过“老二酉堂”选书，常听到这些书局制版印刷的机器声。
东打磨厂那时也是老北京的一条文化街，这里的众多书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并入琉璃厂的古旧书行业。另外当年老北京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也设有不少书店和书摊，逐渐与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成为老北京的四大淘书之地，很多人都在这些地儿淘买自己想要的新旧书籍和期刊。北京解放后原有的书店、书局、书铺更恢复了生机，古旧书行业统一由中国书店古旧图书门市部经营，一些古版图书经修订重新再版。解放后，第一家新华书店在北京王府井开业，开始时出售了原东北书店和苏联出版的图书，如那时最受欢迎的《毛泽东选集》、《联共党史》以及赵树理等人的小说。那时的期刊杂志如最早出版的《中国青年》、《学习》、《大众电影》等也是由新华书店经
销的，青年时我常逛新华书店选购新书和期刊，如我喜爱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红岩》等就是在新华书店排队购买的。当年北京众多书店经销的马列理论和文艺精品图书，成为人生进步的阶梯，给人们知识和教育。
北京的书市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文革”前一些书店出版社曾经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农村，举办过小型书市，送图书到基层，便于群众购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书市最为盛行，每年的春秋时节都在地坛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首都体育馆等地，多次举办精品图书和特价图书书市，有几百家书店、出版社参加，逛书市已成为咱北京人淘书、买书、读书不可缺的文化乐园。
买书、读书、藏书，一直以来都是北京人的一大乐趣，老北京的大宅门与四合院的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都说明百姓世世代代对文化知识的企望。过去不少富贵人家、书香门第还喜附庸风雅，纷纷筑室藏书，均认为藏书既可以美其名，还可以像田、宅、财产一样传贻给子孙，所以自古逛书店、书市购书读书藏书相习成风。现在，北京人依然延续了这种读书求知的好习俗。 刘长温
书店古代称为“书肆”、“书坊”、“书铺”，或称“经籍铺”。书肆既销售图书又刻印书籍，即发行和出版两位一体，所经销的图书不像如今有专门的出版机构，而是自己刻印或采购古书、旧书，以保证货源。我国最早的书肆亦称“槐市”，在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四年)时，京城长安的太学已有万人的规模，那时的太学生们很想买到自己想买的经书，但苦于无处可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太学院附近栽种了数十行的槐树，当时规定太学生们于每月初一和十五可到这儿聚会相互买卖经书，故史称为“槐市”，这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书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