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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北京史的巨擘 中国"申遗"第一人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尹欣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于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4年该校又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摄影/尹欣

    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

    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33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障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今年九十六岁的侯仁之。

    幽深静谧的北大燕南园,一时寻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号。

    拦下一位骑车的中年人问路,刚一报出门牌号,那人便问,“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随即指了指不远处的二层小楼,又补充一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学时听的第一个讲座就是他讲北京城的历史。”

    步芳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称,今年九十六岁的老先生端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由于帕金森症的困扰,他无法行走,一见到记者就双手合十,为不能亲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约好早上九点采访,您瞧,老先生七点就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了,可认真了”,大儿子侯方兴提供的“背景”,更让记者暖意在心。

    把刚才中年人称他为“大家”的话转述给侯仁之,他费力地抬起手,摇了摇,一字一顿:“我算不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说。”

    停在半空中的手,布满青筋和皱纹。这双岁月蚀刻的手,承载着太多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最让人难忘的是,二十多年前,正是这双枯瘦而有力的手,拉开了中国“申遗”的厚重帷幕。

    从两块城砖讲起的故事

    中国的“申遗”故事,要从那两块城砖讲起。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沉寂走向昂然。就在这个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与兴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着侯仁之。

    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到2005年7月,我国已拥有3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拯救”卢沟桥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学说,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为了北京,为了那些“活”着的遗产,在侯仁之温和的内心中,常常迸发出勇士的豪情。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

    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1937年7月7日,这座曾经“最好”的桥,目睹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也聆听了中国军人抵抗侵略的第一声枪响。那设计严谨、结构坚固的桥身,那精雕细刻、装饰着神态各异小狮子的桥栏,无不展现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杰出的石雕技艺。然而这座近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文章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报纸上,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

    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拯救”卢沟桥,只是侯仁之众多的义举之一。他像是一位历史地理的守护者,始终深沉地凝视着他热爱的那片土地。

    北京西站向南不远,有个莲花公园,一到夏天,满池荷花映日红,风景如画,煞是好看。然而早在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垃圾场。为它引来源头活水的,也是侯仁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西站即将破土动工,选址就在莲花池畔。当众人都为这一巨大的工程喝彩时,一丝忧虑掠过侯仁之的心头,“要知道北京西站这样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设,必然会使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侯仁之最担心的就是附近的莲花池。

    当时还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能大大缩短工期,缩减经费。但侯仁之坚决反对,他反复强调“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莲花池是北京的生命源头”。有关方面很重视他的意见,最后决定将西站的主楼东移一百多米,从而使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西站的主体建筑基本建成的时候,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为了了解莲花池的整修情况,专门到工地去了一趟。那时正在内部装修,电梯还没有装上,两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就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走走停停上到了顶层。来不及喘息,两个人就扒着栏杆往下看。这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因为池子虽然保住了,但干涸的莲花池俨然成了堆放建筑材料的大仓库,丝毫没有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

    莲花池,让侯仁之愈加放心不下。

    1998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第六次学习,邀请侯仁之作报告。这一次,他给市领导们抛出了一个新颖的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娓娓道来,从北京最初建城为蓟,讲到莲花池的水是蓟城的生命之源,再点出莲花池的存在影响着一个古代城市一步步成长,影响着北京城的成长。侯仁之连续用了两个加重语气的“殷切希望”,希望能重新“唤醒”莲花池。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后门桥。后门桥位于元大都中轴线起点与皇宫中心点之间,他在叙述北京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它可是从老北京到新北京的历史见证者”。然而,后门桥残破凋零的情况,让他觉得悲哀。后门桥当时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两边的石桥栏已经破损,水面也已经消失了,只有高大的广告牌在招揽着人们的视线,“多丑啊”!他重重叹息。

    “把水引入后门桥,殷切希望能够恢复桥下景观”,又是一个使足力气喊出的“殷切希望”。

    作报告之后的两个月,莲花池恢复改造工程启动了。两年后,后门桥的整治修复也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项目开始动工了。

    如今,莲花池水清幽荡漾,后门桥下碧波涟漪。“我晚年两个最大的心愿,都实现了”,侯仁之的笑容清澈如水。

    家里成了“信访办”

    上世纪刚进入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涌动于北京城,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岁月不饶人,如今时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叹,这几年工作得太少。“我真的那么好吗?”当荣誉、敬重和成就一一赋予他时,他常常这样自问。

    他说,他只是个平凡的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

    在侯仁之执教60年时,雕刻艺术家熊秉明曾赠给他一首小诗:

    黑板映在孩子们眼睛里/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写了又擦去/擦去了又写/有些字是擦不去的/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

    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上,“申遗”第一人侯仁之对历史的敬重、对故土的热爱,也一定是擦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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