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干面胡同

  　干面胡同位于北京东城东单北大街，46号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四合院　。虽然那是一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但自从搬离那儿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曾想再回去看一眼，却又不希望，仿佛害怕那突如其来的伤感会击溃我的平和心。
　
。         一、童年的胡同回忆
　　
　　“回水啦－－”，六、七岁的我，站在飘着雪花的院子里大声喊着，各家各户听见后，赶紧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上去接水。这幕场景似乎现在还能够在我的记忆中活生生地重现，这是冬天里老北京的四合院每天晚上都要上演的情形，恐怕现在的孩子难以想像，这个“回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游戏之一。
　　我家的四合院里铺的是方砖，里面有几个大家共用的水龙头。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冬天里需要把存在水管里的水放掉，否则夜里水就会在管子里冻住，第二天全院就没有水吃啦。回水，就是一个人下到院子里的一个水井里，把水管的总闸关掉，同时还要拧开另外一个水龙头，另一个人用嘴使劲往院子里的水龙头里吹气，以此，把水管子里的存水通过水井里的水龙头放出来。
　　这个事是大人交给孩子们的任务，我和我的三个小叔叔（大平、大胜、小豆）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干，每天都得轮流排班。我的小名叫“小秃”，当轮到我的时候，我要先站在院子里大声喊，回水啦，快接水。因为回水之后就没有水使了，每家都准备一个缸，或者一个桶，来蓄一点水。全院人出来打好水后，我的工作就开始了。我小时候很矮，那个水井大概也就一米多深，当时我个儿小，自己下不去，我的大胜叔叔就把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我给续下去。因为冬天小井里的温度会比地面高些，所以，蹲在这个井里我总是想办法赖着不出来，觉得特别好玩，仿佛这里是另外一个天地，那时的兴奋劲儿恐怕就跟现在人开上宝马车一样高兴吧。我在里面慢慢关上总龙头，再拧开小水管，然后抬头来跟我叔叔说，关好啦，快吹吧。我叔叔再跟院子里那边一个人说，快吹！他一吹，我看到水流出来了，才保证这个事大功告成啦。
童年的冬天，充满了美妙的回忆。当早上起来，一看到玻璃上出现了非常漂亮的窗花时，就知道外面下雪了。再出去一看，外面一片银白啊，院子里的几棵树上银装素裹，勤快的人已经拿出了大扫把，把自家门口通向大门的路扫出来。随着雪的不断融化，大家齐心协力，再把雪一起扫到院子中间堆起来。住在四合院院里，一下雪大家都很自觉，不用别人说，就会主动把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扫完之后，还会再出去扫胡同里的雪。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扫雪帮不上什么忙，就各个屋的乱撺。当时我奶奶住北屋，看到这个淘气的小孩来回跑，奶奶就喊，别来回跑啦，屋子里这点热气，都让你给放出去了。我一伸舌头，照跑不误。记得各个门上都挂着一个大棉门帘，屋子里生着炉子，炉子上有时蒸着一锅白薯。在冻得鼻涕直流、手生皴的冬天里，进屋有块热乎乎的白薯吃，已经是无上的美味了。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北京的春天似乎比较短暂，一下子就到了热烈的夏天。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夏天经常下暴雨，下暴雨时外面一片漆黑，雨停后外面又突然一下子阳光灿烂，这像大自然给小孩子的一个惊喜。每逢雨后，我们全兴高采烈地跑出来，看院子里积满了水，简直变成了北海公园的水谢。水里有房子的倒影，树的倒影，蓝天和白云的倒影，像一幅画一样美丽。然后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鞋脱掉，在院子里趟水玩。或者叠上很多条小纸船，在水里放船玩，当时我最大的愿意就是有一双小雨靴，觉得如果能穿着雨靴在院子里走水，是极幸福的一件事。　　现在想起来，那里是因为院子的地势比外面低，排水不好。结果这反而成了一个小孩子玩的很好的场所，大人们很着急，总怕水倒流进屋里，可在孩子们的眼里，水跑到屋子里反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二、与名人为邻
　　
　　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爷爷柴景旭，，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解放前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一直在北大教书。后来调到石家庄，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退休后一直住在干面胡同46号。我爸爸的一位好朋友---罗孝越先生，也经常到干面胡同46号我家来玩。罗先生出身于外交世家，在英国出生长大，八岁回到中国。他爱喝红茶，有时自己带瓶牛奶到我家，用来对在红茶里一起喝，当时记忆中那些都是很稀罕的东西。

　　罗先生在当时的北京编译社做英文编译，他喜欢和我爸爸聊一些翻译上的事。每次看到我在院子里疯玩，他老对我说，学学英文吧，不要老玩了。那时，罗先生每周来干面胡同46号教我学英文。教材是当年很有名的“灵格风”（Lingualphone English Course）。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周围并没有多少读书的气氛。所以我一直很感激罗先生---我英语的启蒙老师，一直很感激他所给我的教诲，对于我后来的读书和生活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罗先生经常与我父亲谈起他的表哥，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小时候我在一旁懞懂地听着，并不知道他的名气有多么大。长大后我才知道，陈岱孙先生是中国经济学的鼻祖，他26岁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今天，经济学教授们解释“经济”这一概念时都引用“经济者，经世济民也”，这个精美的定义就源于学贯中西的陈先生之口。
         陈先生自回国到清华教书后，一教就是70年。他80多岁还给本科生上课，90多岁还带博士生。 1997年北京初夏，陈先生在北大燕南园老屋中走完了他97岁的生命历程。在北大的燕南园，立有陈先生的塑像。他已成为北大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我有幸从小就得以耳闻这些大人物的故事。有一次就听罗先生说，今天我去陈岱孙家，见到金岳霖先生了。后来我大一点了就问他，金岳霖先生是谁呀？罗先生告诉我，金先生特别特别有名，是咱们国家最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而且他也住在干面胡同里面，就在我家的东口。那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留意观察过，发现他每天坐着三轮平板车出去，有一个老工人拉着他。说起平板车，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把以前的人力客运三轮车给取缔了，大街上跑的都变成了平板三轮车，就是拉货的那种。在70年代里，金先生就经常坐着平板三轮出去。由于车是平的，他的腿就平伸在车上，上面盖一个军毯，金先生从来都是戴着墨镜。当时我是小孩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是毛主席跟他说，金先生你得接触实际，不能老在屋子里做学问。所以金先生就经常坐着平板三轮上王府井转一圈，完成毛主席的教导，看一看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场面。

　　 金岳霖先生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先生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三本著作，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罗先生为了鼓励我学好英文，就时常对我说你好好学习吧，做学问很有意思，你看顾先生。我说谁是顾先生，他说就是住在你家对门的顾颉刚啊，顾先生是大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我记得夏天的时候，顾先生每天晚上5、6点钟都会由他老伴搀出来，到胡同里坐一坐，换一换空气。胡同里在我们家边上有一个罗马尼亚大使馆，那个地儿门口有一块草地，在当时的北京是很难得的。老人们都愿意坐在石头墩上聊天，顾先生在那里大概坐上半个小时的样子，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并不和大家扎堆，跟他老伴也很少说话。这个镜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干面胡同------这块沉淀着厚重历史的热土上，曾经居住过众多文化名人。象科普学家高士其，历史学家翦伯赞，地质学家李四光，桥梁学家茅以升，文学家钱钟书，翻译家戈宝权，郑振铎，中央音乐学院美声教授沈厢。雕刻家刘焕章，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久等等。我想，可能是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我后来立志做一个读书人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世移时易，北京现在正大规模进行旧城改造，干面胡同好像也就剩下东面一半了，46号院也早已面目全非，我留恋的童年再也没有办法复制。但那给我的儿童世界里平添了无限的天地和乐趣的美好记忆将永远留在脑海中。冬去春来，似水如烟。我以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地方---干面胡同感到自豪。我确立下这样一个人生理想：在这个浮燥的社会中，不随波逐流，只是老老实实地做一个读书人。把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主义道路走好；把干面胡同的人文情怀，永远地放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体味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