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的老北京：文革除四旧文化毁灭文化名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 月5日的日记载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 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

　　《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后来，人们才搞清楚，毛泽东支持的是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称吴晗“反共”：“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 宣 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 宣 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 宣 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 宣 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 宣 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点名批评彭真，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亲自指挥这场斗争了。4月9日至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按照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精神，批判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

　　彭真被迫匆忙决定于4月16日在《北京日报》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进行了一场后来被指为“妄图舍车保帅”的“假批判”，梁思成也被卷入其中。

　　“‘剥笋’已经剥到市委的领导核心，邓拓和廖沫沙也被批上了。我们不能不天天注视，天天研究。但是，就是跟不上。”当年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回忆起1966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的处境，感慨万千。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揭批，林彪在大会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把他们 4人定性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陷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彭真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全面批判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纲举目张了，大风暴迅雷不及掩耳。

　　被林彪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中共北京市委，土崩瓦解了。

　　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逮捕监禁，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检阅游行队伍，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从这天起，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共一千三百多万人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达狂热程度。

　　在“八·一八”庆祝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8月19日，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声称“向旧世界宣战”。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演讲和宣传，全市所有街道、胡同、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许多日用品中被认为是“四旧”的名称或牌号，一律被红卫兵或单位自动改成“革命化” 的新名，红卫兵们认为，这就是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红彤彤的新世界”。

　　附北京市东城区部分道路被改名情况如下：(表略，见原书)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愈演愈烈。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砸烂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次日，全国主要报纸又在头版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还刊登《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继续升级，掀起新的狂潮。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开始烧毁北京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和道具，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焚烧现场批斗。人民艺术家老舍不堪凌辱，次日深夜舍身太平湖。

　　自“八·一八”大会之后，仅二十多天，北京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主动交出各种财物，按当时牌价作价处理的款项达7523 万元；被收存、收购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达330.51万余件，大批珍贵文物被毁 ；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打、砸、抢、抄、抓在北京横行，全城内外一片混乱。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向中央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口号。8月21日以来，他们要求对本市过去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带有封建、反动、迷信色彩的旧物质文化全部打倒，彻底清除(有些已采取了行动)，来势异常迅猛。据此，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确定：积极给予支持。凡是合理又能立即办到的，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清除。但有些涉及今后保护文物的问题，因情况复杂，需要上级领导给予明确指示。现将已处理的原则和不好解决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已进行处理和确定的处理原则是：

　　(1)对要求拆除现有古代建筑物上的旧碑匾、旧对联，我们已同意由各使用单位全部摘掉或涂掉，暂时保存起来。

　　(2)要求将古建上的彩绘涂掉的问题，我们原则认为可以涂掉。

　　(3)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的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

　　(4)要求清除旧石碑、石刻。我们意见 ：需要保存而又能保存的，采取就地埋掉或封闭，一般寺庙和园林内的石碑、石刻不再保存，而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二、几个不好处理的问题：

　　(1)现存国子监的十三经碑、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等，有一定文物价值，需要保存，拟采取封闭或就地掩埋的办法。但由于量多、形体大，施工有困难，又需一定的时间，在来不及的情况下如果群众坚持清除、打碎，或者封闭、掩埋群众也不答应，我们将尽量做解释工作，如果群众坚决要求清除、打碎，我们支

　　持群众的要求。

　　(2)明十三陵上的石人、石兽和各陵上的碑亦应保存下来，但是量多，形体特大，封闭、掩埋都不好处理，应采取什么办法，如何处理，我们考虑不定，请给予指示。

(3)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佛、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4)本市个别街道、一些机关门前摆放的大石狮子。有的红卫兵已发布通告，限期清除，我们意见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三、对拆除掉的佛像，又无转移保存必要的，我们认为，可根据不同情况无价调拨给特艺出口部门、金属冶炼部门、稀有金属提炼部门处理。

　　红卫兵与“革命群众”们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令人发指。

　　1967年1月26日，北海团城承光殿内玉佛阁门锁被砸毁，原玉佛头顶及袈裟泥金镶嵌的红、绿宝石被凿损取走10余处，玉佛手捏宝珠也被砸毁。

　　2月下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普查中发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天坛、北海及团城、颐和园、明十三陵的古建筑和附属文物均有被变更和损坏的情况，大多是由于管理使用单位在破“四旧”中，自动破坏或迁移的，尤以天坛圜丘墙被损最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圣安寺、卧佛寺、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西山八大处、延寿寺等处佛像已大部被拆除。

　　3月22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向北京市文化局提出：牛街清真寺无人管理，部分文物被移动，下落不明，须采取措施保护。

　　8月11日上午10时许，南苑四海乡太和生产队和义和庄大队金星生产队部分社员赶着大车到东南城角楼拆城砖，下午又有开大卡车拆城砖的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制止，将拆砖人带至建国门派出所，要求处理。

　　1969年，北京市城建局批准西城区房管局将白塔寺山门、钟楼、鼓楼拆除，盖成新式楼房，作副食商店用。

　　1970年1月2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反映：北京市水产公司、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几十个单位，为修建防空洞到圆明园遗址拆挖砖石，已有20多天，使圆明园遗址的重点地区，如“大水法”、“西洋楼”一带，遭到严重毁坏。

　　4月，明十三陵的石牌坊、永陵的台基石条被人拆走。

　　11月24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汇报房山县云居寺塔及石经的现存情况，“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遭到破坏的有：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清信女宋小儿敬造碑”浮雕；一佛二菩萨手、面被砸毁；“唐范阳袁方金刚经碑”碑额浮雕手、面被砸 ；雷音洞内4个佛石柱的部分石佛面被砸毁，雷音洞直棂窗被砸，洞内 “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段被扰乱，可能有丢失。9个石经洞中已有6个洞门旁的直棂窗被打破。两座唐代石塔门楣及两侧“金刚力士”的手、面被砸 ；北塔自然损坏日益严重。

　　1972年3月1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天坛等1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大量人为破坏，如明十三陵各陵宝城、明楼砖石被拆走 ；姚广孝墓塔被挖掘；潭柘寺砖塔遭破坏 ；金代镇岗塔平座外皮砖被剥掉，石制保护标志被砸毁等。还发现使用单位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建设，如五塔寺院内两年盖房六十余间，并在金刚宝座附近设粪池积肥。

　　6月15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墓情况进行调查。该墓在“文革”初期被拆毁，原有3座墓碑已就地掩埋。

　　......

　　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2.6万件，字画1.3万件。

　　“旧北京市委”垮了，“旧北京市委”的城市规划也垮了。

　　1967年1月4日，国家建委下令暂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提出 ：“经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初步商定 ：旧的规划暂停执行 ；在新的规划未制定前，某些主要街道如东西长安街等，应本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暂缓建设，以免造成今后首都建设上的被动；1967年的建设，凡安排在市区内的，应尽量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以少占土地和少拆民房；今后除

　　了对现有的居住小区进行填平补齐外，不再开辟新的小区。”

　　文件还特别指出：“有的部门对于贯彻‘干打垒’ 精神认识还很不够，总认为北京是首都，或者片面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而不愿降低标准。”“为了进一步贯彻‘干打垒’精神，建议北京市组织有关部门的设计单位，按照近郊、远郊、城市、农村、工业、民用等不同情况统一制定北京城区的房屋建筑标准，以便各单位据此执行。”

　　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长达4年内，北京的建设是在无规划状态下进行的。在旧城区出现一百多处扰民工厂；四百五十多处房屋压在城市各类市政干管上，造成自来水被污染，甚至引起煤气泄漏，酿成火灾；西山碧云寺风景区由于乱采煤堵塞了泉眼；全市四百多公顷绿地被占；建起来数十万平方米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的简易住宅，增加了人口密度，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形成了“新贫民窟”。

　　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的大院内就地扩张，拆平房建楼房，挖小块空地见缝插楼。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此行为时止，12年平均每年拆房3 万至5万平方米，拆房最多的年份为15万平方米，每年新建房高达70 万至80万以至近百万平方米，12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建住宅7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

　　由于空院大、密度小的旧房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王府和园林宅邸，它们分布在旧城中心地区，因此，见缝插楼给北京古城造成灾难性破坏 ；同时，城市布局也被搞乱，环境恶化，不少地方堵了胡同，断了交通，增加了市政公用设施的负担。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