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报刊大多聚集在宣武区。据《宣武区志》记载:这里自辽以后,印刷、造纸等相关工业已经达到一定水准,而且文化氛围浓厚,这里群贤荟萃,有“宣南士乡”之称。 而现代人比较熟悉的《京报》则是另外一张报纸。它与我们的烈士邵飘萍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后又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最后,邵飘萍集资把报馆建在了魏染胡同30号。魏染胡同得名于明代一普通魏姓染匠,却出名于一批文人、士绅,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清代文人查慎行等都曾寓居于此。《京报》馆是一栋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分上下两层,各七间,门楣正中的青砖上,镌刻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邵飘萍,名新成,字振青,号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东市街芝英考寓。早年,他曾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在《京报》,他熟练地利用手中的一枝毛锥,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1925年春天,由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遭到奉系军阀政府特务的围捕,两天后即英勇就义,年仅40岁。对于邵飘萍,冯玉祥将军做过这样的评价:“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报纸,是共产党1922年9月到1927年7月的政治机关报。主编蔡和森,编辑有高君宇、陈乔年等。印刷厂设在今广安门内大街广安西里5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并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局,将《向导周报》发往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和军事投机取得革命胜利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才能成功。 另外一张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报纸是《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之一。为了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下,《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创办,并在米市胡同设立编辑部和发行所,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内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名著等栏目。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并及时地加以报道和分析。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元旦正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每周评论》创刊后,正值国际上即将举行巴黎和会之际,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对这次“和会”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五四运动爆发后,该刊从第二十一号起,连续5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详尽地报道和评论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的进展。在时事报道和评论中,《每周评论》声张正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中起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每周评论》曾摘译发表过《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这场论战,在“五四”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每周评论》以犀利的时评,抨击旧政府,宣传新思想,1919年8月在出版第三十七号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历史上曾有两份同名的《万国公报》。一份是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以传播西学、新学为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另一份则是1895年8月,由康有为、粱启超、麦孟华等人出资,在北京南海会馆,即今米市胡同43号创办的,后来改为《中外纪闻》。报纸为双日刊,每期10页,内容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北京女报》是一份很有特点的女性报纸,由张展云母女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即公历1905年8月20日在前门外羊肉(今耀武)胡同创办,是反映中国清末新女性心声最早期的报刊之一。该报“以提倡女学妇德为宗旨”,颇受妇女界的欢迎。报刊纸质脆薄又经百年苍桑,为世人少见。它报道过社会新闻,如出洋大臣起程的消息,王府防备刺客的报道。同时,还有谈家政学方面的内容,教的是治家之道。此外还刊登个人演说、小说、笑话等,可读性很强。 类似的报纸杂志还有很多,如《京话日报》、《大兴日报》、《共和民报》、《北京日日新闻》等。还有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大公报》在永安路,《晨钟报》在菜市口胡同等。 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一些“老牌”的报纸,就连最近几年人们熟悉的《北京晨报》、《新京报》等一批“新秀”都能在历史尘封中找到它们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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