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人情

　　四合院的建筑与民情给人一种严谨、和谐、温馨、安全的感觉。

　　我是1950年随父母进京，在这之前是住在沈阳的一户贫苦人住的排房大杂院。进京后暂没找到房子，就与刘大爷、刘大妈合住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

　　这是一个坐南朝北的院落，高台阶，房基高出胡同地面许多。深灰色的墙，大漆黑门又厚又重，关上大门保证安全。石铺的门洞地面，使我觉得它比我在沈阳住的房子还要安全，好出不知多少倍。

　　紧连门洞的是一排大北房，中间是现在称作的客厅，摆着八仙木桌，两边是太师椅。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花瓷掸瓶，那真是一个望而却步的大房间。两边是窗明几净的卧室，那是望不得的。母亲是不允许我去那里张望的。

　　台阶两边各有一棵海棠树。西厢房也是分为两间，只不过两间屋之间不是墙而是木隔扇和布帘，我和大妈、母亲就住在这里，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那镂空木雕的隔扇就足以让我欣赏不尽；刘大妈的耐心、和气、热心，让我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家；快要临产的母亲午睡时，刘大妈不住地给她打扇，更使我感到亲切。那情景至今让我牢牢地记在脑海中。

　　房东教子极严，儿子却偏偏淘得出奇，皮得要命。住不数日就听到房东太太教子之声，噼啪的木板与屁股的碰撞声不断的传满庭院，孩子的哭叫声，随着木板的节奏尖叫着。直到太太打累了气消了嘶叫也停止了，小院恢复了平静，这是别人管不得的。

　　大概屁股创伤好了，过不了几天又会重复一次，小孩顽皮的个性是打不过来的。房东太太的脾气也是两面的，对自己孩子凶气得很，对院街坊却客气得很。

　　直到找到新的住房，我才知道那院并不是真正的四合院，因为它没有倒座。只有北房、东西厢房。

　　新的院落就大不相同了，据说这是这条胡同中最好的院落——深绿漆的大门上面各镶着一个铜制刻花门吊，大门两边各有一个上马石。门槛高高的，进出碰得小腿骨疼疼的。

　　进了一道大门几步又进第二道。这是一个光滑石铺的长长的门洞，不很宽大但很长，不过宽度也足以对坐两个小姑娘抓子玩。

　　与门洞出口取齐的是一排高大宽阔的倒座，高屋脊大瓦房，窗户的外窗台也很宽大，足以放一排不十分喜阳的花盆兰草或海棠。

　　屋内是大方平砖铺地耐磨又光滑，中间堂屋摆着硬木枣红色的八仙木桌，木桌后是一个长条案，摆着用玻璃罩着的珊瑚盆景，还有玉制的花、石榴、佛手及盆景真让人目不暇接，一看就阔得很，让我大开眼界。

　　从倒座走下三个台阶是一个不宽不窄的院落。西边种着一棵大藤萝树，藤架盖着半个院落，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靠着北墙一溜的大小有层次的花盆，夹竹桃石榴玉春捧洁白幽香，院地铺着石砖。夏天大雨之时水排出慢，一层积水给人一种养鱼池的感觉。水清而不污浊，雨打池中圈圈点点也感到很好玩。

　　北墙中间则是一个浅绿色的漆门，没有垂花却也感到古雅。进了漆门迎面是一个大的木影壁。站在门口，只能见东西厢房，并不能直接看到正房。绕过影壁才见到一溜高台阶大北房。在台阶的两边各放着一盆无花果树盆景，顿时觉得院落宽大明亮阳光充足。

　　在东西厢房的北侧与正房相隔一片空地，在空地的东西侧各有一道小门，直通东西跨院，那里则又各是一个四合院了。在正房东侧是厨房兼后院通道，穿过这个通道则又是一个院落。

　　在正院的影壁前放着一个高大的荷花缸，长着郁郁葱葱的水菊。

　　这是一个热闹而安静的院落，充满书香和礼仪的院落。

　　北房房东胖老太，孙男孙女一大群：上大学的，上中学的，上技校的。

　　倒座住的是一位画家，好像是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爷爷奶奶大概是满清的遗老，老头只顾种花，锻炼身体，每晚擦黑就练拳、抬腿。靠东墙放个梯子，老人家腿一抬就是几个梯阶，身子笔直站在那里，一站好久很少说话。老奶奶则是不停的絮叨着自己年轻时如何会做衣、绣花、百褶裙如何好看，现在的女孩子如何跑跑跳跳不学女红。

　　他家有个女孩子和我相差一岁，但上学却是同年，长得白胖大眼睛，她母亲总是把她的头发梳理得光亮。这是个很上进的女孩，我俩比写字、比学习、比分数，在班里都是头两名。我们在课余时间就和她父亲学写字、学画画。在假期里学绣花、补花。

　　她的母亲整天干活，洗、涮、纳底子、做鞋、做饭，上对公婆、下对丈夫孩子，无不周到，可真称是贤妻良母。画家则是早出晚归，家里一切进出劳作都放在女主人肩上。

　　我一直叫她大妈，这应是北京典型的称呼。大妈一天到晚总是笑呵呵的，听不到她叫苦叫累。

　　她家的家境优裕，但生活很简朴，自己做拉面、蒸窝头，胖姑娘也是吃着窝头抹面酱。

　　家里除家具古董外，床铺只是铺着发白的蓝布单，总是平平整整，甚至边角都打了补丁。但是每当她家改善伙食时，总是会招呼我和还不懂事的弟弟，弟弟就抱着小板凳先坐在餐桌旁了。

　　胖姑娘的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对院里的弟弟妹妹却很爱护。每年有庙会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们，一队人马奔向东便门，在庙会上，爷爷平时给的零花钱，我妈妈平时给的零花钱就派上了用场，小糖块大糖葫芦那是每个人手中少不得的。

　　北屋的孩子则另有爱好：斗蛐蛐，养耗子。

　　在北房的廊子上摆落着整齐的灰色小泥罐，每罐里装一只蟋蟀，每当兴起，他便打开罐子。每罐两只，这两只蟋蟀相遇便展出它那好斗的本性，龇牙弹腿的咬起来，直到其中一只败下阵来，拖着咬伤的大腿逃窜。为此，得胜者会翅膀大振发出吱吱的叫声，以示取胜。如两只一罐没有争斗的意思，孩子们便用一支极细的草杆去探触蛐蛐的尾巴，它觉得有来者侵犯时，便门牙大开斗将起来。闲时，孩子们便在罐中放几颗米粒或泡开的豆瓣，盖上盖又排放起来。

　　养的耗子是一种与家鼠不同的雪白的老鼠，红红的眼睛红红的鼻子小嘴巴。有的一窝放在篓子里，有的一直养在笼中，只是看着玩并没有什么争斗或技巧，有时逃出几只便在院中大闹起来。

　　每当夏日不管是南屋北屋，还是东西屋的孩子们都喜欢拿着抄子、瓶子一起到北边的水坑旁捞小鱼、捉蚂蚱，捞不到鱼至少也得捞一小瓶蝌蚪。胖乎乎黑油油的蝌蚪，带回来放在荷花缸内养起来，慢慢地长两只后腿，然后等雨天打雷，雷声大作时蝌蚪的尾巴就掉了，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长出了前腿，小蝌蚪就变成了小青蛙，浅绿的身子深绿的条纹活泼可爱，它已不受缸的约束跳出来满院跑，蛙灾、鼠灾成了孩子们的乐趣，到处追赶捕捉。

　　北房的老太太胖乎乎的，一坐一堆肉，夏天出门时穿着看上去像皮子一样的黑色凉爽绸褂子，在院内则自由得很，蒲扇一摇凉爽得很。时常还会在院中讲起她年轻时的故事，体面而得意。

　　我父亲由于是从东北调来北京的，在院中是很有威望的，院内有什么事需商量的，大都听从我父亲的意见，在院中很受尊重的。由于工作单位离家很远，父亲起早贪黑，在院中很少见到他的面，早晚都骑车奔波在路上。

　　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一家吃穿用都得操劳，有时还得到街道上读报纸、念文件，组织胡同里的居民学习。

　　每当我们全都出门时，妈妈就会喊一声：“刘大妈、张大嫂，帮我看一下门。”便会放心出去，从来不知什么叫锁门。

　　每到晚饭后，孩子们都会安静地坐在马扎上，听叔叔讲故事，或是玩捉迷藏，借着路灯微弱的灯光。

　　胡同里的路虽是泥土的，但很干净。每早都会有人自觉地泼水扫街，也并不起尘。人们自觉地维护着庭院和街道的卫生。

　　这个小院给了我课外的不可多得的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和院内的风土人情。

　　“文革”期间，我回去看了一次，但小院儿已经面目全非了——院内大藤萝树不见了，院内搭出的小房挤满了院落，已经看不出四合院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最初住的四合院和那里的人仍鲜活在脑际，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