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湮燕地书

　　《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中说：“燕自韩太傅受易传诗，修明家法，魁能冠伦，卢、高并峙。汉末虽存少佚多，而微言卫堕。魏、晋以降，著述繁多。”韩太傅就是《韩诗外传》的作者名字叫韩婴，卢者、卢植，高者，高诱。汉代著名学者如云，北京占其三，汉代著作，亡佚者多，但韩婴、高诱却都有著作幸存于世。一个城市，有韩婴这样的学者，有《韩诗外传》这样的书，就有希望，就有进化的阶梯。我不敢说，书是一个城市成为京城的充分条件，但缺少创作经典的城市，是很难进化为京城的。我可以从汉朝开始，拉出一个很长的书单，拉出一个很长的作者菜单，也许就又是一部长长的文章。无论这些书是存还是佚，也无论这些作者是否名见经传，它都是我们今人的骄傲，也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城市的灵魂。

　　汉魏图书存世者稀，北京则更是如此。人们之所以都认为，北京历史上的图书从韩婴开始，就是因为见不到比这更早的图书，见不到比这更早的记载。汉朝人的学问是很讲究来历的，没有来历的学问，只能算是今天所谓的脱口秀，或者说叫做野狐禅。汉朝人管这种学问上的出身叫“师法”，那么什么叫“师法”，就是说一个人的学问，不能脱离开他老师讲授的范围。在今天看来，这是很保守的，可西汉初年，秦朝焚书的大火刚刚熄灭，读书人保住脑袋，活到西汉的没有几个，如果这时候，不讲究师法，不讲究文化的传承性，那么也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要改写。韩婴之前是一定有书可读的。北京地区也一定有书可读。

　　《汉书艺文志》记载《韩诗外传》为“六卷”。韩婴之时，北京就有不少图书流传于世，从《韩诗外传》一书所使用的资料看，当时是应该有《荀子》《贾子》《说苑》《孟子》等书。可见西汉初期的燕地，就已经是一个充满了书香气，书卷气的城市。这种书香的传统，在这个中原的边地城市中艰难的成长着，它为这自古以来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区，注入了浓浓的书卷气息。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名儒硕学之士，一手拥书，致君尧舜，兼善天下。一手仗剑，侠肝义胆，抖擞乾坤。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不仅著述写作不易，流传就更难。很多书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写本，而无法保证流传至今。除了这种技术上的原因之外，在古代一部书的遭遇，有时候比一个人的遭遇更难预料。

　　图书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灾难就是秦朝时的焚书，尽管后世对于秦朝的焚书规模和数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一道命令，它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具体执行。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曾经下令努力寻找天下的图书，如此才会有西汉早期的文化大发展，北京地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汉帝国版图中的文化重镇之一，同时又是重振儒学之风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韩婴所开创的韩派诗经学与齐鲁诗经学鼎足而立。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的时期，燕地因为有书而与儒家文化发源地齐鲁平起平坐。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我们又知道，西汉时期的图书，流传下来的极少，就北京而言，仅有《韩诗外传》，西汉时研究《诗经》的还有齐鲁那两家，可惜都没了，韩诗也仅有其外传，一不留神被保存了下来。侥幸流传到今天的还有毛诗。《韩诗外传》能被保存并流传下来，对北京来说算是一件幸事。图书的存亡，除了图书自身的问题之外，古人对其历史规律作过一些探讨，还在隋朝的时候，就有一位叫牛弘的大臣，作过这样的探究，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汇报给朝廷。由于接受了牛弘的建议，嘉则殿藏才会积累到三十七万卷，隋朝末年，王世充篡位，将隋朝及其图书都拥为己有，622年唐军消灭了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装船从河上运往长安的途中，不幸运送图书的船只触礁沉没，后来到了贞观、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只好招募人员，重新进行缮写，缮写用的底本，应该说大多数来自于民间。隋朝的时候，燕地人的著作，大多都散亡了，只有《韩诗外传》尚完整的存在着。除了嘉则殿的藏本以外，民间一定还有流传，尽管运输东都图书的船触礁沉没，但民间的藏本说不定会在唐朝初年的图书再造工程中，被发现抄写，并得以流传。而其他的书，在隋唐之间很有可能只剩下残本零篇了。唐朝的这次修书，可以和汉代、隋代相媲美。

　　不管历史上，图书毁的怎么厉害，燕地人的著书活动，一直也没有中止过，随着毁书频率的加快，燕地人的著述也在不断提速。书的种类越来越多，书的档次越来越高。东汉崔寔著《四民月令》，卢植著《尚书章句》《三礼解故》。高诱著《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战国策注》《孝经注》《孟子章句》。西晋时卢谌撰《祭法》《庄子注》，并有文集行于当时。张华著《博物志》《张公杂记》《杂记》《神异径注》及《张华集》。北朝时卢辩著《大戴礼记注》，卢景裕作《易注》，阳尼著《字释》未完即逝，其孙阳承庆继承祖志，发奋完成《字统》二十卷，阳承庆从弟阳固之子阳休之撰《幽州人物志》，高闾著《燕志》十卷，有文集三十卷。平桓著《略注》，梁祚著《国统》，郦道元作《水经注》。隋唐之后著述就更多了。上述大部分图书，都已经亡佚了，但值得庆幸，值得骄傲的是，除了《韩诗外传》以外，流传至今的名著还有著名的《水经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博物志》。散佚之书，进入清代以后，有许多已经有了辑本。

　　从这么一份简单图书与社会互动的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地图书文化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著述的家族性，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派的背景下，这种家族性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和流传，同时也保证了燕地文化积累的稳定性。自西汉到北朝之间，是北京地区社会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家族性的持续努力，文化传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极有可能会出现断层。第二个特点，是著述的不间断性，虽然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导致许多著作的大量毁弃，这没有能够中断这一地区的著述活动，反而养成了人们愈毁愈作的精神。野火烧不尽，燕地书又生，这是一个城市生命力和素质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