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前门城楼改造

　　在北京的城门中，最重要的，要数前门，亦称“正阳门”，前门位于内城南墙的中部，在帝王时代，作为封建帝国的首都的象征，前门比天安门还要重要。

　　像所有北京的城门一样，前门的前边有一个“瓮城”，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城门而多建的城墙。每个瓮城有2个城门，较大的一个在后边。前门是瓮城后边的城门，在外侧城根下挖有护城河以防备敌人的攻打，当时可以说前门占据着守卫北京的战略性位置。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由于强烈火药的近代枪炮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城楼和攻破城墙，近代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古老的城门百无一用。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没有阻挡住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进攻，城楼和城墙除了象征价值和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像其它的传统性城门一样，作为军事防御设施的前门城楼阻碍了交通，城墙、护城河、城门形成了一个瓶颈，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在交通警制度建立之前，几乎是无处不堵塞。有时候交通拥挤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城门关闭、宵禁时间过去之后城楼的拥挤状态仍然得不到缓解。1915年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全城居民代表大会，居住在外城的老百姓通过前门城楼就花去了1个多小时，在前门瓮城两侧新建的火车站使前门的交通量剧增，大大超出前门的容纳量，交通状况更为糟糕。

　　因此到了1915年的时候，改造前门已经成为市政公所日程上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个工程由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倡议，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市政公所雇佣了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负责这项工程。经过6个月的施工，一段城墙被推倒了，开通了4座新的城门，瓮城也被夷为平地，把天安门地区和外城直接沟通。1915年6月6日朱启钤手持袁世凯颁发的银镐刨下了第一镐。拆除了瓮城，重新修建了前门箭楼，东西两侧各开了两个门洞，形成东西车站广场，现在前门箭楼东西两边用水泥造的三角形装饰，就是那时留下的。

　　仅重建前门一项工程便用掉182000元，再加上修建新道路、新房屋和修建草坪的费用，全部的支出高达298000元。专栏作家周建英《北京城的公用事业》一文中说修复前门“既保留了一个古代北京辉煌灿烂的建筑奇迹，又满足了首都近代化发展的需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改建后的工程明显可见欧洲式的风景的痕迹，基于把北京建设成娱乐和休闲之地的理念，前门周围建设了西方装饰性的喷泉，种植了树木。

　　然而仍旧有人强烈反对这个工程，他们的理由是：改造作为历史古迹的前门城楼会冒犯神灵，破坏风水，在他们看来，对几百年前精心规划与建造的北京城所做的任何改变都将带来灾难。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说“那些有幸目睹前门原貌的人异口同声地悲叹这座古老建筑的大部分已被拆毁，面目全非。”负责重新设计前门城楼和毗邻街道的德国建筑师罗斯格尔蒙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

　　许多老百姓甚至说“请一个洋人改建前门城楼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大规模改建的文化后果。”

　　罗斯格尔宣称自己最初的设计是完美无缺的，但也承认工程有些细节不如人意，指责中国的建筑施工者任意地修改了他的设计。

　　有许多商人也指责这个工程毫无用处，是浪费。有的人试图控告内务总长朱启钤管理无方，挥霍公共资金。

　　叫得最响的反对者是前门内千步廊一带的商贩，他们必须拆除自己的房屋和摊位，以便为新建筑的道路让出空地。商贩们以雪崩似的请愿方式要求内务部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他们的理由是，数百户家庭皆依赖这一地区的经营而谋生。如果他们被赶走，许多人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危险，他们指出政府的补偿金根本无法救他们的病。中央政府驳回了他们的请愿，坚持认为改造城市的任务大于商贩的利益，最后决定在前门外新建的西方式百货商店里租地营业，租金给予一定优惠。还有的转移到了天桥附近，从而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商业繁荣。

　　北京城的空间变化确实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打乱了传统的谋生方式。

　　前门工程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北京城最繁忙的商业区——极其重要的南北中轴线中段的交通拥挤状况得到了缓解。新铺设的街道和外城连接起来，便利了交通运输。新铺设的道路从古城墙下穿过，行人车辆能够径直通过以前禁止贫民涉足的地区，而不必再绕一个大弯。从前很少让人行走的长安街拓宽了，将北京城一分为二。长安街当时是联系东西向交通往来的唯一大道，逐渐成为能对南北中轴线起辅助作用的东西中轴线。两条中轴线在天安门前相交会，从而大大提高了天安门在近代交通和政治上的地位。从长远考虑，这2条中轴线也为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其他街道和车行道网络提供了一个十字形的框架。

　　街道铺设和城门、城墙的改造不仅改变了北京城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了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对封建帝国时期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空间概念做了新的诠释。

　　将那些以前供皇帝专用、普通百姓不准入内的地区向公众开放，意味着这些地方不再是少数特权人的垄断。一个市民城市的诞生，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建基于新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大都市已经开始形成，封建帝国城市规划的改变和对交通流通以及商业活动的重视都是20世纪初关键性过渡时期北京出现深远的社会变革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