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rik Eckholm曾写过一篇特稿《回到旧北京时代》：“在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不远处，传统的胡同街区显露了这座城市几百年来的记忆。”历史上的文人和中外旅行家，都对北京城都有过细腻而美好的记述。但是今天，北京城面临的一个现实是，那些凝聚了老北京传说、故事、文化和身份的旧宅院和破胡同正被人们以种种借口在破坏掉。 拆旧建新，如今是中国许多城市都在发生的事情。“脚手架、起吊机上的中国”，一座座城市旧貌换新颜，显示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活力。但是，在这些拆除的背后，我们是否也拆掉了城市的记忆？ 北京古城哪堪“拆拆复拆拆”？ 北京城正在迅速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以往那种镇定的气象和纡缓的心情也早已经荡然无存，转眼间就是沧海桑田。 ●胡同：曾经每年以六百条递减 胡同，一般定义为“两排民宅间相对的巷道”，而巷道能成为北京传统代表则是因兼具历史与民间习俗，而且饶富趣味。如今许多老北京耳熟能详的扁担胡同、库司胡同、北新仓一至五巷、椿树下头条、虎坊西里、红罗巷等，如今都已经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名称。 北京的胡同，1949年约有7000多条，至2000年只剩2000多条，每年还以600条递减；另有一说是，北京有名称的胡同达3600多条，不知名者多如牛毛，知名者每年至少减少300条。 在2003年版《北京年鉴》中，“地名变更”一项记录北京2002年新注销地名66个，几乎涉及的都是胡同名。 ●四合院：“开发性破坏”的怪现象 四合院初具规模始自辽代，经金、元、明、清，最后成为北京最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由内而外也传承了古人对建筑、人文、哲学、人伦、政治等方面的智慧。 据悉，四合院的总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万平方公尺，到去年锐减为三百万平方公尺，消失的速度以九０年代至二○○○年旧城改造，减少一百万平方公尺最为严重。今人熟知的四合院诸如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等，大多是因仍维持旧貌而且气派得以保存，并成为样本观光景点，其余破旧、大杂院式的四合院恐怕都难避免被拆除的命运。 ●城墙：大部分古城墙灰飞烟灭 50年代初期，北京的城墙是保留还是毁灭的争论结果永久地改变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五十年光阴似水流过，古城墙早已灰飞烟灭。西直门、东直门、宣武门、安定门、永定门一路拆过去，47座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如今仅有3座残存。 位于市区崇文门的明代城墙，建于一四三九年明永乐年间，如今仅余一千五百公尺，是现存北京最长的明城墙遗址。 今天，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一带还保留了一点金代中都城的城墙的残迹；元大都城的城墙即上城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明北京内城西城墙南端遗迹也进行了修复。此外，正阳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经过整修之后，也总算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些许实物见证。 ●街道：旧鼓楼大街的命运谁来确定？ 如果不是19位专家向世界遗产大会提交呼吁信，扩建旧鼓楼大街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问题”。一切都遵循着旧城改造常见的信息发布程序：前一阵子，旧鼓楼大街就要改造的消息是以“报喜”的面貌出现的，公众所能知道的是改造之后“将恢复传统风貌，延续水系文化，再现旧城商街”。这样的蓝图当然是令人振奋的。 但专家的呼吁书让公众了解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专家们说，旧鼓楼大街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古城中轴线鼓楼、钟楼西侧，处在旧城的中心区，“如果对这些街道进行拆除、拓宽，将破坏旧城的风貌格局”。 一个说是“恢复传统”，一个说是“破坏旧城的风貌”，同一事物，观点相差径庭。谁说得对？这样的追问是必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旧鼓楼大街的命运或许就是其他文物的命运，甚至，或许就是未来整个北京古城的命运。 “易地迁建”的解决办法是敷衍之举？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来说，迁移无异于一场生死之劫。 如果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争夺地皮，怎么办？自1980年代以来，让文物搬家——“先拆除，后易地迁建”，成了北京常用的解决办法。只是，这个“先拆除”，通常可以很畅快地完成；那个“后易地迁建”呢？ 当争议尘埃落定，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公众的注意力渐趋散淡，有关的单位和部门，他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流浪”的老屋？他们有没有遵守先前的承诺，让那些被拆除的文物建筑重新出现？他们在陌生地方打造的新“文物”，是遵循规范的严谨之作，还是敷衍之举？ ●“易地迁建”：是文物保护中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第一步，先做好测绘工作，定好迁建的位置。第二步，把建筑的构件如门、梁、柱、枋、瓦及雕刻逐一编号，拆下后要保护好以免损坏。第三，拆、建要同时进行。耽搁过久，一些构件容易损坏，而且经验证明，若不马上修起来，迁建往往就不了了之。第四，一定要原材料、原构件、原工艺，由古建公司以及有经验的老工人、老技师来做。迁建造价往往比建一座新的高得多。 ●部分易地迁建建筑的现状： 儒福里过街楼——北京仅存的一所过街楼，1998年因菜市口大街南延工程而拆除。宣武区政府曾向社会承诺，过街楼将易地迁建到陶然亭公园内，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施。 蔡元培故居——2000年11月23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被以“易地迁建”为名破坏，所幸文物部门及时赶到制止了这一行为。一番争议后，目前仍原地留存。 4年前的冬天，北京市政府召集专家研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在“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下，怎么解释“新北京”与“老北京”？ 今天，这座城市正在从字面上理解和实施这个口号：拆旧房、盖新楼。北京一家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采写的两会代表对新北京的感受：“北京高楼有个性了，色彩丰富了，夜景更靓了”；“北京的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越来越多”；“每一次来，许多原来熟悉的地方都变了模样，认不清了”；“在全世界各个首都当中，北京是变化最快的”。这些单调、乏味、沉闷的描述在告诉人们北京古城不见了之外，还会令北京人失去想像力。 对比来看，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都没有给威尼斯带来变化。多少世纪以来，她一直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一样，任凭狂风海啸的吹打，那美妙的身躯永远透露着梦幻般的诱惑。 游客来北京看什么？拥挤的汽车交通、招摇的玻璃大厦、水泥建筑、高速公路？不。人们来北京看的是北京的人文历史、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茶馆。漫步在东单、西单的胡同里，德胜门内大街、鼓楼大街附近的老宅院，那种淳厚的人文精神是你在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琉璃厂那些叫卖旅游产品的小贩身上找不见的。 熟悉元杂剧的朋友可能记得《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曾经这砖塔胡同有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大爷们、扎堆聊天的老太太，还有端着大碗，坐在庭院当中香喷喷吃面条的人家。如今，胡同得名的那座青砖塔依然站在路口，成了熙攘街头的一景。 希望，若干年后，我们的北京城不会变成一座巨大、冰冷、没有个性的全球化建筑群。 杂色北京 今天，从曙色到灯焰，我沿护城河徐行，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或是攀上直插青云的电视塔向东眺望，我已经看不见也宏伟也残破的高墙灰瓦，看不见古柳依依的护城河，看不见城壕与城墙间的槐树与椿树，看不见历经七个世纪的环拱着皇宫的九座内城城门和七座外城城门，看不见元代就已经布局好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与街巷胡同格局。 1952年始，北京外城城墙被分段拆除；1954年，西长安街上建于金代的绮丽的庆寿寺双塔被拆除；1957年，外城七门中最大的前有箭楼、中为瓮城、后是城楼的永定门因“妨碍交通”被拆除。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军正是最先从永定门进入北平；1958年，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1965年地铁开工，内城城墙被陆续拆除；1969年，内城城墙被尽数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门之首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角楼和两小段城墙了（东直门城楼被拆除的尤为可惜，这是北京留下来的惟一的明代楠木建筑）。 扒城墙时为了清运，专门铺了临时的铁路。老式的蒸气火车拖走了比它更老的城砖。 北京内城和外城城墙——这些砖石土木书写的史书——需要四千余万块砖。金代筑城，东北女真族领袖，海陵王完颜亮几乎征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运土是数万人从涿州始，以人手传递土筐。当时，参与搬运、烧窑、打造石料、上山伐木制城门的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开的大门外包铁钉，正面的大泡钉均镀铜。明代修建城垣所需木料来自云、贵、川、粤等地。城砖墙砖来自山东临清、聊城，河南安阳。皇家宫阙的用料，琉璃瓦在湖南烧制，皇宫里墁地的金砖在苏州烧制，花岗石是安徽的，青白石是房山大石窝的。而石匠多为河北曲阳人。 中国古代有城必有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孟子·公孙丑下》）“城必有郭，城以为民，郭以卫城”，而在“郭”中的“城”与“国”是一体的，倾城就是倾国，城池破即国破。明代北京的城墙庞大坚固，城砖厚13厘米，重达14公斤。清代，为了增加城墙的抗震度和粘结度，砌墙时用糯米、白面、桐油调灰。 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门被拆，必然殃及这些小巷。600年前，是一条条胡同勾连着“内九外七”座城门。现在，在“四通八达”这一规划原则下，在拆胡同最疯狂的阶段，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条的速度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化为瓦砾。2003年，北京胡同只剩下1600条。 体现“天圆地方”建筑理念的、内敛而又向心性格的四合院是北京的市徽，北京城的微缩。四合院也从1949年的2050万平方米（包括故宫和寺庙），减至300万平方米（约3000余个院落）。而这其中只有658处被指定是要保护的。今天，四合院的数字仍在迅速逐年递减。大量的王府、侯门、抱鼓石上雕有狮子的簪缨世家的豪宅、庙宇寺院等文化景观被毁，许多重要的历史街区整体消失，每一天都有成片的老房被推倒。房地产开发商、某些官员、专家视古建为肉中芒刺，他们打着“危旧房改造”的名义，正迅速地以推平头的方式蚕食着老城的最后空间。倒塌的胡同陪祀着更早倒塌的城墙。对老北京人来说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扁担胡同、烧酒胡同、库司胡同、红罗巷、北竹杆、椿树头条等都已成为记忆。从宏大到精微，倒底有多少细节被毁弃？古都的衰落已经宣告了统计学的无能为力。还有，那一种帝都气象，京韵京味儿的湮灭更是不可以言说的。 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不错的理由。近年来，每天都有新的建筑在开工。每年竣工的大楼均超过100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年在拆上百条胡同的同时，要新起五百余座高层建筑和多处大型公共设施。5.9%的老城地面，麇集了整个城市总量半数之上的交通与经济、商务活动。原本疏朗、平缓开阔的老城，现在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694人，是纽约人口密度的1?7倍（纽约8811人，巴黎8071人，伦敦4554人）。2020年，北京总人口将达到1800万。 宣武门外有条香炉营胡同。明代，香炉手工艺人多聚居于此。香炉营头条的嘉应会馆是清末大诗人，变法维新的斗士，广东梅州人黄遵宪的故居。该胡同23号建有湖南会馆。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在此居住。毛泽东多次造访，与先生共议国事。现如今，这条胡同早已灰飞烟灭。面向中高档消费的庄胜崇光百货（SOGO）门前，繁弦急管，且歌且舞：新款秋季女装正在热销中。 粤东会馆在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明代严嵩的别墅，“戊戌变法”时“保国会”旧址和维新派人士聚会之地。“保国会”就是在这里发出了“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呼喊。1898年4月17日，二百余维新派志士在这个院子里灵府沸腾，康有为向他们慨然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1912年9月，孙中山第二次来北京也在此居住，并向在京的广东人发表演讲。而就是这一处“戊戌变法”标志性古建，有关部门却不顾众多专家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反对，下达了“拆”的命令。“戊戌变法”百周年那天没敢动；1998年9月24日，“戊戌变法”百周年后的第三天，包工头带着13个四川兴文县农民，用铁锄、锹、镐将粤东会馆捣毁。拆下来的较完整的房梁、窗框、砖瓦运到顺义农村，廉价卖给当地农民。包工头说：“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们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拆迁办”给钱我们就拆；给钱故宫我们也拆。” 美术馆后街22号院是中国现代基督教领袖赵紫宸故居。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是《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荒原》的翻译者，其夫陈梦家是新月派的著名诗人。除了人文意义，有三百多年历史的22号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个精品：格局完整的院落中有落地雕花隔扇，其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极为罕见。“集建筑、人文、文物于一身”的22号院经双方两年的拉锯，终于在2000年10月被推平，一座高层商业楼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起于其上（近20年来，基本上都是房地产商屡战屡胜，建筑遗产的守护者步步为营，屡战屡败）。 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是光绪之父的住处。园内有大小三个湖。最大的比一个足球场还大。仲秋，满湖芦苇开着白色的小花。湖里还有一种很罕见的铁鱼。庭院中有白果树，枝杈上常落着小燕子。湖旁有假山小亭。颇有气派的四合院西南角有一株清初的银杏。园边的林子里能撞见松鼠、刺猬、黄鼠狼。秋天，林间小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现在，湖被填平。园内园外近百株古树——其中有一株两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树——尽数被伐，“蔚秀园”已变成了教工宿舍楼。 明代制绳匠聚居的绳匠胡同几经改名：“神仙胡同”、“丞相胡同”，1965年更名为“菜市口胡同”。这条胡同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先后在此居住人数最多的一条胡同，总数达三十余位。丞相许维祯、陈元龙在此居住；清代同治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7~11号；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曾国藩住胡同北头；陕甘总督左宗棠住16号；诗人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居住；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在菜市口胡同居住；“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29号，康有为、梁启超经常来此与之相聚；秋瑾曾在该胡同所设女学堂任“教习”，其间住在35号的“休宁会馆”；1916年，李大钊在菜市口胡同路西办《晨钟报》，陈独秀、瞿秋白经常来此；鲁迅为图书馆选址的事不时到此找人；大律师刘崇佑资助周恩来赴欧，他住该胡同中段路西。在此居住的还有徐乾学、洪亮吉、毕沅诸人。1998年拓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得踪迹全无。 北京胡同中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称上品的砖混过街楼——宣武区儒福里过街楼是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连接通道。1998年9月，掘土机将其夷平。如此的暴殄天物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的惆怅、凄然、扼腕乃至愤怒。 渠门内大街207号（原蒜市口16号）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红学家唯一认定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雍正七年，曹雪芹的父亲曹●被免职抄家，五六岁的曹雪芹从南京随家人到北京，在这一贫民区住了十余年。旧京的格局是“东福、西贵，南贫、北贱”。曹家所住的南城多为底层劳动者——木匠、棚匠、泥瓦匠、补锅匠、车夫、轿夫、送煤工、送水工还有民间艺人——所居住。蒜市口是个热闹的地方，从东面进京的人多过广渠门经蒜市口。蒜市口路南路北遍布饭铺、酒馆、油店、车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号在路北。曹家迁至北京的情形，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中有所记载，接替曹●官职的江宁织造隋赫德见曹家困厄，就把抄没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奴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故居遗址院落格局完整。院中遗有石础、石磨盘等多处遗迹、遗物。北屋挂着“韫玉怀珠”的匾额。最值得珍存的是一直保存完好的过道四扇屏门上刻的“端正方直”四个字。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中出现过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曹氏的家训。1999年，为了拓宽广渠门内大街，竟把207号曹家四合院给铲得片瓦无存。 今天，站在已被夷平、已变成柏油马路的遗址上，我翘首铅色的秋空，怃然良久，心痛如剜，胸中涌起着无尽的怊怅。北京，这个两度被异族入侵又两度被农民革命军所占领的城市，八百多年来，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特例，历史上几经动荡它都保存了下来。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五十多年里，在未经任何战乱的情形下，北京被大破大立，被拆除着老城和老城中的古建。这无异于一刀一刀切割着一个民族文化血脉的历史延续，毁损着一个民族价值无尽的文明与古典。 京城较老的灰砖灰瓦、梁柱结构和精细的砖雕石刻四合院多为明、清时所建。那时烧砖用豆秸和松柴。烧上好的砖则要用谷的秸秆——不同的燃料会使砖的硬度、韧度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一步是选定土质并用小筛子细筛。筛毕的土要在水中沉淀数日。下一步才是踩实、脱坯、入窑，以温火精烧15日。出窑后仍要用水洇15日。如是繁复的劳作，才烧制出横平竖直、棱角分明、经数百年风雨碱蚀仍坚牢如初的好砖。宫中的用砖更讲究：用太湖湖底的泥。26道工序，5万块砖需耗时三年。砖坯入窑后先以糠草薰一个月，用碎柴和整棵的柴各烧一个月，再以松枝柴烧40天。窨水出窑后，还要在桐油中浸100天。质地坚硬、平滑无隙的砖敲击起来“叮叮当当”作金石声。砖在苏州装运，每船20块，顺京杭大运河漂至通州张家湾。“敲之有声，断之无孔”，上岸后每块砖还要逐一查验。 盖房时有三样事工匠是绝不马虎的，磨砖对缝：砖浸过水后还要细加打磨，为的是砌墙时砖与砖之间有最小的缝隙。即便是这样小的缝隙，也要灌以搀有糯米的石灰水（桃花浆）。磨砖勾缝：用石灰在砖与砖之间勾出一条直且细的线。磨砖打缝：全部砌毕后最后一次修齐砌缝并在缝间涂以青灰。 有些要盖房的郊县农民入夜后在瓦砾中扒拉着。他们心里很清楚，都市里打造的那些高层垃圾所用材料根本无法与这些千年不坏的老砖相比。 南池子大街就像王府井被改为人民路，景山东街被改为代代红路，张自忠路被改为工农兵大街一样，在“文革”中被更名为葵花向阳路。明朝属“内南城”，清朝时称“东华门外南长街”，属于故宫的一部分，它具有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室血统。罩在高大的国槐下的南池子大街是京城仅存的几条安谧的街道（还有诸如即将拓宽的旧鼓楼大街），因为西边劳动人民文化宫阻住了胡同的入口，这里的小胡同比其他地方的胡同更安静。走在街上你能看见故宫辉煌的殿宇及宫墙下的垂柳。钻进有着悠久历史的狭长的飞龙桥胡同，能唤起一个老北京对昔年的许多鲜活生动的记忆。明、清两代皇家的档案馆——皇史?（亦称表章库）和环绕故宫的外八庙之一的普渡寺在街的东面。皇城内务府人员、宫中用人大都在这条街居住。管理皇家日常事务的衙署机构在此设立。这里还有宫中的瓷器库、缎库（存布料）、灯笼库（存宫灯）。张望和审视着2002年5月把故宫的外围建筑——南池子大街东侧那些老房扒掉后又重建的新房，我忽然失忆了——历史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薄而又薄？清冽的老屋古砖被涂以现代石灰。没有了门簪、门墩、门环、门枕石、垂花门、铁包叶门，没有了回廊、砖雕影壁、牌匾楹联。街东侧南段的树全部被砍光，铺以柏油马路。装修队迅速地用灰砖盖起了细节全无的“穿旗袍戴礼帽”式二层改良四合院。 胡同消失了，文化生态——非物质遗产也随之消失，“沟葱、芹菜、辣青椒咧，黄瓜、扁豆、嫩蒜苗咧……”“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碗尝一尝。”“姑娘吃了我的糖杂面，又会扎花儿，又会纺线儿；小秃儿吃了我的糖杂面儿，明天长头发，后天梳小辫儿。”这些吆喝声听不见了，拾掇雨伞的、蘸糖葫芦的、卖馓子麻花儿的、卖小金鱼的、“半空多给”卖花生的、打竹帘子捏糖人儿的、锯盆锯碗锢漏锅换锅底儿的全没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儿比现在冷多了。从黄昏到夜晚，卖牛肝、驴肉、白水羊头、豆汁儿、老豆腐、硬面饽饽、开锅馄饨的小贩推着双轮车，车上的电石灯哆哆嗦嗦地喷着青蓝色灯焰。一早儿出和平门城门洞子，能看见道边有很多穿黑棉袍，戴狗皮帽子，用骆驼拉煤、石灰、山货的脚夫和轰着大群羊的商贩。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50年，在梁思成的“保留老城，另僻新城”被否决后，北京的建设就显得圆凿方枘，总是那么不协调，总是有两股劲儿相拧着。胡同、城墙肯定是要挡着交通的。二环以外有着广大的空间，非要把行政、商贸、金融等机构设施挤在20世纪50年代城区面积为62.5平方公里的老城之内，让老城承载新的历史，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原有底色的被破坏。 七十年代中后期，沿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建起了呆滞乏味，质量很差的“前三门”板楼，“老北京”痛心地说：“扒了老城墙，又竖起一堵新城墙。” 1980年，有七百多年历史的琉璃厂街南北两侧14500平方米的老房被拆除。这条老街辽金时是一个村落（海王村）。元代是皇家的官窑。明末清初是京都的文化中心，清中叶已聚集了百多家金石陶瓷、碑帖古董、文物字画、古今旧籍和南纸（文房四宝）铺子。清代竹枝词赞道： 画舫书林列市齐， 游人到此眼都迷。 最难古董分真假， 商鼎周尊任品题。 琉璃厂街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含量，都在伦敦弗业街、东京“书海”神田町之上。翻查《鲁迅日记》，鲁迅在京15年，去琉璃厂四百八十多次，采买旧书、碑帖三千八百余册。还有诸如郭沫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朱自清、洪煨莲、邓拓无不来此淘书。 老街拆除后，参照清乾、嘉年间北方店铺风格进行了“拆旧仿古”。毁原创而建摹本，这一拆真古董造假古董的做法引发了大江南北浅薄的新一轮“仿古一条街”建设热潮。云南建水古城的进士府、五官府、翰林第及几十座一百年以上的民居建筑被铲除。铲除后，那一条街被建成所谓“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清式仿古一条街。 长7.02公里，路宽40米的平安大街在一片反对之声中终于建成了。平安大街东起东四十条桥，经张自忠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平安里西大街，至官园桥。建成后的平安大街是东西向横切老城的一柄尖刀，它使老城萎缩而破碎。它毁了京杭大运河起点的那座标志性石桥，毁了段祺瑞执政府周围的环境，毁了大量的充满京韵京味儿的胡同、四合院、古建（当时，一日本人收集了大量的旧门墩）；还有，宽阔的平安大街与两旁匠气十足的青砖灰瓦，红漆大门的仿古董低矮房屋极不搭调,有郊区新镇的感觉。建平安大街，伐行道树10627棵；马路建成了，仅植行道树1500棵（人搬光、房拆光、树砍光——“三光”是开发商的一贯政策）。“北京刮一阵风，全国的瓦片响”，这以后，开封等多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纷纷对平安大街进行恶劣的效尤：在老城中僻宽马路。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不无嘲讽地写道：“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 2004年，北京又将鼓楼、钟楼西侧的、形成于13世纪的元大都旧街——旧鼓楼西大街东头拓宽；计划中，德胜门内大街将被拆除并僻成50米宽的马路。七百多年来，这两条安静的街道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如若修建这第二条、第三条“平安大街”，势必吃掉周边众多的小街、寺庙、胡同、四合院和诸多百年老树。马路宽了，大量的汽车冲了进来，什刹海、后海的幽静将被彻底破坏。 建西直门立交桥时拆掉了一座元大都的城门；桥建起来了，交通还是堵着。 西便门外北魏孝文帝时所建、经九百多年雨雪、有2928个风铃（合计10492斤）的天宁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实心舍利塔光昌雄丽，明代散文家刘侗写文：“塔高十三寻，四周铎以万计，风定风作，音无断际。”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古塔旁，耸立着180米高的、不时喷吐黑烟的热电厂大烟囱。 大的地安门商场和实验话剧院12层大楼切断了鼓楼与中轴线的联系。 明代的养马场，养马胡同到清代改为羊毛胡同，属镶蓝旗的地界。这条胡同已被拆去大半，剩下的一小截儿与北临的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歌剧院——这个与故宫、天安门极不搭调的、外壳用玻璃和钛金属做成的“水面上椭圆形浮蛋”相对峙。 东四十条西南角的南新仓是北京仅存的一个保存完好的皇家粮仓（共9座）。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建筑遗产是与故宫同时代的建筑群。粮仓顶部设天窗，夏凉冬暖，湿度适宜，不用药物仓内却从未有过虫子、老鼠。就是这座中国最原始的物理性生态古建旁，却盖起了一座占地面积2.5公顷，建筑规模11万平方米的商务新天地写字楼。 70年代，为了挡住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的视线，在故宫西华门修了五幢屏风楼。这一添加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西华门前如同兵营。西华门与故宫的空间联系也被割断了。 宣武区中部的牛街南起枣林前街，北至广安大街，62条胡同和胡同中三万多穆斯林环绕着世界上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牛街礼拜寺。中国穆斯林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而牛街是全中国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之一。一千多年以前的宋代，回族就在此“围寺而居”。1997年10月，牛街开始大规模拆迁，著名的“清真女寺”被推倒，胡同一片狼藉，宗教环境破坏了，穆斯林给打散了，历史感消失了，北京最具伊斯兰特色的老街荡然无存。6万多平方米、20层以上的毫无人性环境的“牛街18”塔楼紧靠着礼拜寺南侧拔地而起。高档高层住宅楼诸如“泰和嘉苑”、“信桓大厦”、“东华金座”、“青春无限”和十多条公交车线又包围着“牛街18”。原住民被遣散了，原社区的居住结构被大范围地改变，半数以上的世代在此生息的穆斯林无力承受每平方米7000～8000元的房款，被迫迁至大兴西红门、丰台马家堡、石景山鲁谷（富人进来，穷人出去，原有的生动的居住特色和生活习俗被扼杀，这是旧城改造的普遍情形）。北宋至道二年（996年）所建的北京最古老、最宏丽的牛街清真古寺给孤立在高楼之内；琉璃宝顶的望月楼前，柏油路面上车马喧阗。 就像建国门立交桥西南高14米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建的古观象台被一座高于一座的建筑所包围一样，京张铁路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詹天佑设计的、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清末所建的西直门火车站是京张铁路的起点。老车站虽逃过一劫，但被广厦所堵塞，老车站显得很是尴尬。 西四砖塔胡同东口有一金、元年代的砖塔，砖塔与胡同浑然一体，共同历经了七百余年的秋风和淫雨。这条胡同的84号还是鲁迅在北京的第三处住所，张恨水的四合院也在胡同的西头。元代就留下胡同名称又留下胡同实体的胡同在北京仅此一处。但就是这条北京胡同中的翘楚，在拆迁名单中赫然在目。塔可以留下，胡同是要拆的。 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于谦的祠在东单西裱褙胡同23号。旧时裱糊匠在此聚居。2003年，与于谦祠相协调的胡同环境已全部被拆。 西直门内西三条是鲁迅在北京的第四处故居，现在成了盆景和孤岛：周边的胡同全没有了，大墙内孤立出一个四合院。鲁迅当年在这里写《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他东邻的是瓦匠，西邻的是木匠。白天，胡同里过着黄包车骡马车，还有那些卖野药的、“麻衣神相”算命的、捡破烂儿的、缝穷的、卖落花生卖高庄柿子卖卤煮炸豆腐的；入夜，胡同漆黑无灯，访者轻叩21号门上的铜片，先生提油灯站在院中。 西城跨车胡同是齐白石几经选择才给自己定下来的永久居所。他从50岁至97岁逝世均是在跨车胡同15号的“白石画屋”渡过。现在，“白石画屋”也成了一块“飞地”—— 它塌陷落在广厦的四面楚歌之中。 没有胡同的故宫和没有故宫的胡同都不是北京。1949年，是七千多条如织的胡同所组成的五十个居住街区拱卫着紫禁城；八十年代还有三千九百多条；现在，半数以上的胡同已经消失，从高空下望，世界上最大的宫殿，72万平方米的紫禁城成了北京最大的盆景和孤岛。 说起“建设性破坏”，90年代初一个恶劣的开始，是拆掉王府井至东单一线几十条著名的胡同和数千间老房后，在12米深的地下——旧石器晚期人类生活遗址上盖起的总建筑面积一百多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与规模的“东方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的灾难，也是一次权力与利益的联姻。东方广场以七十余米的高度压迫着故宫，对故宫周边的文物缓冲带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破坏性冲击——世界上有太多的纽约、东京、新加坡，可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只有一个；唐诗一样美丽的北京不该沦落成三流的纽约、东京、新加坡。然而现在，东方广场至北京站一线已被诸多专家斥为“建筑的重灾区”。 “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的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城镇与建筑》）“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仪礼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城市建设》）“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道所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又有无限的变化。”（美国规化学家亨瑞·S·丘吉尔）1999年，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国际上许多位优秀的建筑家不加掩饰地表示着他们对以古老文明的流失为代价而建起的所谓“新北京”的失望。北京是一个前朝文化的沉淀物，它不应该以“现代化”为名，被大拆大建成为一座“明天的都城”，美国建筑家R·A·M·斯特恩说得好：“不要把规模等同于荣耀，并且要记住：激励人们并保持恒久的不是建筑的高度，而是它的诗意。” 元代初创，明代有了大致格局，清代扩建并定型的老北京城布局统一有序，层次分明，黄瓦朱漆的红黄二色跳脱于大面积的灰与绿，让人感觉着安谧与安谧中的震荡。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房地产开发商引领着对旧城的改造，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杂乱无章、非僧非俗的城市，其表现为：古董+伪古董+洋时髦。不进行宏观、通盘和美学上的思索，规划是被动的，“是建设在引导着规划”。不考虑整体格局和整体色调，见缝插针，想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就在哪儿冒出一个蘑菇。色彩斑驳陆离，有红有绿有白，有大面积茶或蓝的玻璃幕墙——钢加玻璃的“方盒子”在毒日头下反射着刺目、杂乱令人烦躁的光。这些建筑语法混乱，缺乏人情人性，污染视觉污染环境的高层楼宇无序地插于一堂一殿一塔一屋，使建筑线条犬牙交错，忽高忽低。80年代的“火柴盒”、90年代的“欧陆风”、2000年以后的“后现代”、“新古典”等二流、三流的舶来品，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设计师设计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他们把北京当作了一个最好的建筑试验大工地），蛮不讲理地切割着原有的由紫禁城向四周舒展、和谐、匀称地向外放散的天际线。在这些建筑中，还有些徒有虚名的海外设计：或是国外注册的华人公司，或是只用国外设计师做个楼房外立面，再有就是直接从国外买回不入流的设计图纸在北京复制。 高层建筑俯瞰着四合院元宝脊上灰灰的筒瓦、阴阳瓦、干揸瓦、兽头瓦、青石板瓦。高层建筑还改变着气流走向，阻塞着声音的通道。站在“压住前朝风水”的景山——含“景字从日，言日在京”之意——的万春亭极目向北，最打眼的建筑当属鼓楼和钟楼。“东四、西单、鼓楼前”，暮鼓晨钟，八百多年来，鼓楼不但是京都的报时中心，还是茶馆、当铺、浴池、烟社、布店、米市、饭庄等商号云集的繁华之地。明永乐年间，“鼓楼定夜，每晚击鼓一百八声……”“景钟发声……清宵气肃，轻飚远扬，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照这个说法，钟楼、鼓楼所发之声能在东直门落地。2002年，钟楼、鼓楼恢复了明代从子时子初到子时子正的报时。那一刻，我屏息宁神，在直线距离仅4华里的安定门，并未听到一百单八下鼓响钟鸣。 穿黄马甲，脚蹬青布圆口鞋。一水儿的红色凉棚。三轮车队由北海后门到鼓楼，再穿胡同从银锭桥呼啸而过——“胡同游”这种伪民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产业”。最早的洋车是1900年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叫“东洋车”。全城只有一个地儿卖：西交民巷的“起顺车行”。车的里外带全是英国邓禄普的“老头牌”。当时，还有一个说三轮车的顺口溜：“三轮车，真时兴，不用脚跑用腿蹬。去前门，逛故宫，东便门外蟠桃宫。坐三轮，心宽松，不用担心‘打天平’”60年代，我还是个不足10岁的孩子，但我有印象，蹬三轮穿的是白袜、黑千层底尖口布鞋。裤子也是黑的。裤脚用黑布带扎紧。黑褂子，袖口挽起来露着白边。讲究的三轮白茬无漆。出门前要擦得锃亮。车把上有黄灿灿的大铜铃铛。天一冷，车上就装上厚厚的棉布棚子。干雪粉在胶皮轮胎下吱咯咯响。车过“烤肉季”，向着恭王府、醇王府。我还记得我坐在母亲身旁，掀开小布帘儿，往外瞅脚登“毛窝”在后海冰面上抽冰嘎儿、坐冰床的小孩儿。 元代文人黄文仲描写过当时的海子：“扬波之檐，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穑，繁于南山之笋。”前海、西海、后海是“北京的古海港”，元时南北大运河的终点和漕运码头。当时沿岸遍布商肆作坊、水榭歌台。明、清时的后海，私家园林烘衬，王府遍布，垂柳绕湖，青山隐隐，曲巷通衢，斜街贯通，胡同盘桓，庙、刹、庵有五十余处。这京城内最后一个幽静的去处，最后一方清涟的水域，于今早已是笙歌夜夜，烟波酒影。沿后海，到处是咖啡馆、摇滚酒吧、爵士乐酒吧。夏天，放刀螂的，卖毛豆买麻辣龙虾的，吵吵嚷嚷，直到半夜。鼓楼望板上的镏金花纹闪出昏红色光的时分，河中摇来一只明式橹船。船篷里先是传出萨克斯，后来是小步舞曲。舞曲骤停，一女子嗲声嗲气地在唱：真——的——好——想——你—— “银锭桥……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绝胜处也。”（《燕都游览志》）清初诗人宋荦诗云：“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站在连接前海与后海水道的银锭桥，大批浮泛的游人不再看远山近水而去印证什么“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了——如黛的遥山已被西边一栋12层高的现代化大楼所阻隔。 作为暴发户的城市，作为充满商业俗丽气的城市，“大游乐场”的“大饼”赶着工期（每两个月就要换一版市区地图），越摊越大，且凌乱驳杂。“边缘城市”的态势使北京离理想的“绿色生态城市”愈加遥远。汽车在明永乐年间所建的老城边界——城墙；现在“虚”的边界——长约33公里的二环上拥堵着。300万流动人口中有80万经商者打工者在三环与四环这个活跃的经济带上寻找着机会。近二百公里的六环把郊县与二环以里的老城连结起来。 作为世界城市建筑中历史文物建筑最多的绝世孤本（西安、开封、洛阳的历史都被埋在了地下，而北京地上有7309项文物古迹。这其中，有60%被强权部门、居民不合理占用，不可移动文物被破坏的情形相当严重），3000年建城史（始于公元前1045年的商代），850年建都史和塑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启发了一个文学传统的五朝古都消隐了。古都无可挽回地衰败了，式微了。古都抛弃了畴昔的华光，畴昔的华光也将古都——这一帧气象阔大的“清明上河”卷轴抛弃。王勃《滕王阁序》有句：“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当时国都在长安。长安城有三个东门，中间的门叫“春明门”。“日下”“春明”可代表国都。乾隆写诗：“名因日下荀鸣鹤，迹逮春明孙北平。”北京，这座被称为“日下”、“ 春明”的城市已经被伤及筋腱骨络；它的个性、它的魂已经澌灭；它的民族身份已经改变；它的文化凝聚力已被削弱；它的文明容量已经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缩减；它的文脉、风貌、肌理、历史痕迹已残破不堪；它独特的东方建筑审美符号已经漫漶模糊。它只在跨海淀、朝阳两区，留下了建于1267年，南北长7.6公里的元大都土城城垣；还有就是崇文门东大街那一段残存的、被修饰得光溜溜的、以刻意修整的茵绿草坪为衬，沧桑感全无的1.6公里的明城墙。“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陆游）时日迁流，寒暑易节，遗迹渊默无声地竖立在那里，供那些心痛、慨叹、又只能举鼎绝膑，楚囚对泣的人们凭吊。 站在用挖筒子河的土堆成的煤山（山脚下储有宫中所用煤炭）向四外遥视,榆树、杨树、桑树、枣树、柿子树、海棠树、香椿树，五六十年代还是“半城宫墙半城树”。现在，满眼是平庸而通常的建筑与街区，古槐绿柳已被阻挡大气流动的“石林”所取代。太原以南98公里处的小小的平遥县保留了明、清时古代县城的原形和6.15公里的古城墙，72座敌楼，3000个垛口——距此很近的向着五台山方向的“晋北钥匙”忻州古城，比平遥的城墙规模更大，保存的比平遥更好，可却给拆了。还有苏州城、定海城、曲阜城，历史文化价值都在平遥之上，但却遭到了人为的拆毁。这其中犹为遗憾的是曲阜古城墙，直坚挺到1977年才被拆毁——20年后，平遥被划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几十年来，北京内城外城47座城楼、箭楼、窈窕的角楼被拆掉44个；记录着北京历史的一百二十余个飞檐瓦顶牌楼、牌坊，还剩下四十三个；中国最美丽的项链——39.75公里的明代凸形的外城城墙被悉数拆除——原本最具首选资格，现在却日趋颓败的、无城墙的北京城被排除在世界文化遗产之外。 历史在递嬗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古老的建筑是我们与古老文明之间的一个绳结。时光漫漶着，建筑并没有蒸馏，它以人的智慧灌溉着时间。精臻凝练、饱满遒劲、铺张扬厉或是充满着玄象和智性的建筑是蚌中的珍珠，是人类对古老文化的吟哦、歌偈和人类永恒的视觉盛筵。在岁月中渐渐古旧的建筑会在沉思中被唤起超越时间的新的生命。如果历史——这趟不会返程的列车的进程是整个人类的遗产，那么拆解或斩断这个物质创造的世界历史正是破坏着整个人类的遗产。北京确实已经毁弃了几个朝代无数人经过卓绝的努力才淬炼和树立起来的高古、苍润、沉雄的古代东方文明中心。 圆明园的残垣断壁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北京老城的浩劫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负责。 总是说已经把解放初707平方公里的老北京改造成1.6万平方公里的新北京，也就是说扩大规模相当于近20个老北京（如果不算卫星城，那么市区面积比50年代扩大了7倍）。然而，少建一座桥就可以保存周边10平方公里的古迹，为什么不保留707平方公里的经典老北京，而在经典老北京之外去发展20个——如果愿意，乃至200个新北京呢？ 历史远不如北京的巴黎用三十年的时间在老城西北建埃夫利、赛尔杰、蓬图瓦兹等新城5座，将75万人从老城迁出。老城严格地限制着新建筑；即便是新建筑，也是建筑中的上乘之作，如1977年的富于未来主义风格的蓬皮杜艺术中心，1989年的巴士底歌剧院和拉 ·德方斯大拱门（当然也有败笔，如破坏巴黎天际线的蒙巴拉斯摩天大楼）。1973年始，老城中新建筑的高度被控制在24米。老城每一栋古建都被定期修缮。在被确定的文物保护建筑中，钉一个钉子都必须有专门的批准。老城人居环境舒缓，坐落在塞纳河西岱岛上，前后建造了二百年的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的周边，有四百多座花园与四万多亩绿地，林木难以计数。 罗马、威尼斯、里昂、伦敦、开罗、君士坦丁堡、仿照长安棋盘式格局建造的京都和奈良的老城都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今天的历史博物馆。 圣·彼得堡大、小涅瓦河畔依旧是帝俄气象：18~19世纪的、钟塔高130米的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喀山大教堂、卡赞大教堂、百多米高的伊萨克基辅大教堂，冬宫、夏宫、斯莫尔尼宫、塔弗列奇宫、彼得霍夫宫、阿尼齐科夫宫，金色尖顶上托着帆船的海军大厦，“北方威尼斯”壮观的沿河楼宇和穿插在其间的五十余座博物馆无不起伏着诗的格局和韵律。形制各异、雕有精美雕塑的340座桥梁把俄罗斯巴洛克风格、俄罗斯正教风格、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串联起来。二百多年来，几代建筑师似乎在凸显个性的同时又对熔铸民族性格的建筑语汇有着一种共同的约定，从高处望去，和谐整体的建筑群落在苍茫的暮霭中沉雄、厚重、端丽、寥廓，在令你心灵悸动、心底升起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主旋的同时，让你觉出一种美丽而又明亮的忧伤。圣·彼得堡不但有着“宏伟的纪念性”，它还是深沉的、具有苦难气质的俄罗斯文化精神的一个象征。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芬兰湾上空的“白夜”，“我爱你围墙上铁铸的花纹/和你那深沉静寂的夜晚。”——你可以感受普希金对圣·彼得堡城的赞美，《外套》、《罪与罚》——你还可以找到与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相对应的洒满阳光的涅瓦大街和某条神秘的小巷。圣·彼得堡对旧城保护性的开发真正地使古典建筑有机地融入到了“当下”。你阅读着圣·彼得堡时，你是在阅读着一本欧洲近代建筑史。而“城围三重，宫城中央殿阁辉煌，坊里划一，街道笔直，坛、观、寺、庙云布”的周朝都城的正方形制的北京，原本也是气象阔大的东方第一文化古都。可现在，却只能从高楼中端出故宫、天坛、白塔寺等几处盆景。 世界上最长的都市建筑线就是北京的中轴线了。1957年，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被拆。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描述过永定门：“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衬映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一直延伸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现在，在老位置上，又用二百九十多万块砖重建了一个新的永定门。12根金柱用的是从南非进口的铁力木。反应是冷淡的——古迹被毁掉了它就永远消失了；与其花钱打造新古董，不如停下一日快于一日，近乎疯狂的拆胡同、拆四合院、拆建筑遗产的步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北京的命运就会像维克多·雨果在1832年所写的檄文《向拆房者宣战》中所说的那样：“每一天，都有几个字母从那本表示们珍贵传统的书籍中隐没。在不久的将来，当所有的废墟聚成一个大的废墟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与那位特洛伊人一道喊出：‘这里曾有过伟大的光荣。’” 开发商有开发商的孔方，政府有政府的权杖，但在这一切之上，应该有一杆正义的标尺和最高的立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标尺和立场。 都市的发展铲除着差异，打造着雷同。古都大邑的老北京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老北京的历史风貌和原始格局也永远地消失了。我——一个不肯违背诺言的人，只能以和周边相区别的方式，在内心做着最后的坚守。稍有闲暇，我便会在已经有一百两百三百年历史的、下个月或许就会荡然无存的寻常巷陌中蹀躞；在灰檐灰瓦、颓门败墙、雁翅影壁和长满青苔的花草砖门簪前驻足；在昔年或以文章警世，或以行动影响时代的人杰旧居前徘徊——我在这里找寻着雪泥鸿爪，逝川俪歌，内心的家园感和深刻而悲观的历史哲学。朝代积淀，人文印痕，不是什么别的而正是这一个个“点”撑持着一个城市厚重的根基。 停云落月，暮云春树，我轸念着老北京那些雕镂精细的廊柱、门楣、雀替，轸念着青砖朱门、抄手游廊、什锦花窗、前廊后厦、明轩高顶和数进小院，轸念着大瓦盆里冲天的藕、蒲棒和窗棂下的玉簪花，轸念着长巷中布着青苔的阴湿老砖和老砖上的壁虎，轸念着城堞、女儿墙、垛口处霜雪中摆晃的枯草，轸念着太平湖上空秋夜的苍穹，轸念着被一些人斥为“残灯末庙”的整座老城和整座老城春秋代谢的优雅。夏日偷得半日闲，管自酽酽地沏一壶小叶香片儿。苇箔天棚撒下一地的花阴凉儿。幽寂的胡同。前丁香后海棠，榆钱落了一地，院中有垂坠的柿子和悠悠向外探身的红枣树。晴秋，横空传来鸽哨和燕雀的啼叫。夕雾中的圆明园生着齐胸深的萎黄色蕨丛。 清人描写旧京有“钟楼日落乱栖鸦”的句子。晨霭苍茫，乌鸦从天坛、地坛、钟楼、鼓楼、故宫和中山公园辽代的古柏上起飞，到三环北面的太阳宫人民公社庄稼地觅食。“群鸦争晚噪，一意送夕阳。”曛暮时分，上千只乌鸦返城。乌鸦的叫声一如它们的飞行，错落高低有分明的层次。它们在低矮昏红的云层中穿出穿进。它们相互召唤，相互呼应。呱——呱——的叫声让人觉着安泰宽舒，又过去的一天尾声稳而厚重。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京西西山麓有一处六峰连绵的玉泉山。我们感谢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他截引西山诸泉,汇入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经积水潭、什刹海、北海,出崇文门,向东南折向白河。 泉山“山根碎石卓卓，泉亦碎而涌流，声短短不属，杂然难静听，絮如语。”（《帝京景物略》） 清冽甘甜的玉泉山水是明、清两代的宫中用水。乾隆提“玉泉趵突”，并赐封玉泉山为天下第一泉。 “水之德在养人，其味贵甘，其质贵轻。”乾隆令人用银制小斗称量：无锡惠山泉、杭州虎跑泉重一两四厘，扬子金山泉重一两三厘，济南珍珠泉重一两二厘，玉泉山水只重一两。 目下，国内还尚未找到比玉泉山水更轻的水。只有雪水比玉泉山水轻三厘。 2004年夏的一个早晨，我在矿泉水瓶里装满酽酽的茶水。我带上草帽，穿着背心，沿五环向玉泉山方向骑行。 溽暑7月，灼烫的骄阳把公路烤晒得冒油。骑着骑着，迎面呼地吹过挟带着焦枯味的干热风。我握稳双把，分明觉出干热风里卷裹着一股浓浓的都市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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