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秋：保护城市肌理别遗忘了居民

　　在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管理者执行的竟是一套旧的源于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规划模式；城市的规划者，与其说是谋划社区服务的现代规划师，倒不如说更像苏联模式下不存在“财产权”概念的计划经济委员会。

　　南北两座古都的规划者先后表示，历史街区保护的主要是“城市肌理”，如此不约而同，耐人寻味。北京市规划委东城区分局官员称“(东四)从三到八条，主要保护的是胡同肌理——你看这些小胡同的走向，像棋盘一样，这是老北京的特点，要保护的是这个”；南京“甘熙宅第有关负责人”则认为“(南捕厅)地块上具有传统空间品质的‘城市肌理’是最有保护价值的东西”。

　　肌理，原指“皮肤的纹理”，规划者将其引申为：“应该是由具有传统尺度感的街巷网络和具有传统尺度感的街坊建筑共同组成的，其中也蕴含了特有的老城街坊邻里关系和社区服务体系。”

　　可是，现行的历史街区改造，多以大规模拆迁方式运作，土地以整理、储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原住民皆须迁走。这种模式，保留的“肌理”不过是“地块”上的少数老宅和街巷的走向、网络；去除的则是城市的“细胞”，是大量所谓“不具保护价值”的老宅和世代居住于此的全部住民；其结果不外乎像南池子那样，大多数老四合院变成了新“四合楼”，几百年的传统社区变成了新“富人区”。

　　建筑学者朱光亚认为，文化遗产也包含社会形态的原真性，甘熙宅第项目“没有留住原住民，也没有保持原有的社会形态”(《江南时报》)，可谓一语中的：就算修好了个别文物建筑，但人走了，社区消亡了，何来“特有的老城街坊邻里关系和社区服务体系”？从“细胞不存，肌理焉附”的效果来看，我有理由对现行的城市土地和规划体制提出质疑。

　　“为公共利益需要”之外，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58条还规定了“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也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即征收)。在这种握有征收公民财产大权的“规划”(毋宁说“计划”)里，财产保护、社区协商、社会对话、公众参与几乎全部缺席。居民罕有权利决定自己社区的未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园明天不会被“规划”掉。

　　于是，一幅吊诡的图景出现了：在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管理者执行的竟是一套旧的源于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规划模式；城市的规划者，与其说是谋划社区服务的现代规划师，倒不如说更像苏联模式下不存在“财产权”概念的计划经济委员会。

　　这种制度性缺陷孕育了大量的程序漏洞。例如东四八条的案例就显示出，现行的专家论证制度，一不考虑程序是否合法，二不对公众公开，三让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坐冷板凳”，可谓问题多多。一言以蔽之，现行城市管理模式仍是由少数精英来决定大多数人的财产乃至生活方式的前现代的权力逻辑。

　　早在1969年，美国规划师谢莉·安斯汀(Sherry Arnstein)就提出了城市规划中的“公民参与阶梯”，将公众参与划分为公民权力(公民管理、代议权力、合作)，形式主义(安抚、咨询、告知)，无参与(教化、操纵)三类八种形式，引起了美国学界的轰动。因为这一“阶梯”直指民主的本质：谁有权决定民众自己的生活？

　　在今日中国，从东四到厦门，近期关乎民生的城市建设项目被接连叫停，绝非偶然。对于管理者，理应明白：没有广泛的公众参与、社会的协商对话，就没有城市的“善治”。对于公民，且不论依照曾广为宣传的口号“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还是根据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推崇的“协商民主”，我们都有权参与自己城市的治理，因为这是现代社会不言自明的公理。

　　近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呼吁：“只有全体民众都积极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文化权益，才能变‘少数的抗争’为‘共同的努力’，文化遗产保护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反观各地的建设、规划、国土、房产等“实权部门”，在历史街区进行所谓“土地储备”、“旧城改造”和“城市规划”时，他们遗忘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