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基金会召开第四次理事会之际，我有幸认识了与会的宋庆龄基金会的资深理事、来自美国夏威夷的美籍日裔的小有吉幸治先生。小有吉幸治的父亲有吉幸治先生，上世纪40年代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来华并在史威迪将军麾下工作，曾被派驻延安，其间，他结识了宋庆龄，廖承志以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
就在小有吉幸治先生即将启程回国的告别午餐中，他向我讲述了一个有关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在几十年间三渡太平洋后回到北京宋庆龄故居的故事。
故事中的结婚礼服是当年宋庆龄女士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宋庆龄的母亲送给她的礼物。有关这件礼物的不平凡经历，体现了宋庆龄女士对一个当时国共双方的共同朋友，一位来自美国并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国际友人的关爱之心，也使我更加看到国际友好人士对宋庆龄这位20世纪世界伟大、杰出的女性的敬仰。
“1970年，我父亲应宋庆龄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记得在临行之前，父亲将一件丝织锦缎绣花的老式中国女装放进了他的行李箱中。我对父亲的这一举动感到奇怪，便问他‘这是谁的东西？你带它做什么用？’看到我疑惑不解的样子，父亲向我解释说，这是宋庆龄女士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她母亲送给她的礼物。我父亲接着解释说，1951年，麦卡锡分子在美国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国当局根据当时的《史密斯法案》，将他与另外6人逮捕入狱。当时我们家庭贫困，宋庆龄女士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有关我父亲及家庭的情况，便托人将这件衣服送到了夏威夷，希望我们家庭在将其变卖后用做父亲的法律诉讼经费。然而，父亲并没有将其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
“大约三个月后，我父亲从中国回到了美国，让我意外的是，这件衣服还在他的行李箱中，我便问为什么没有将它送还宋庆龄，父亲回答说:‘我将它还给宋庆龄时，她拒绝收回。’并对我父亲说:‘我已把它给了你，因此，它现在应当归你所有。’就这样，这件衣服第二次跨越太平洋回到了夏威夷。”
“1976年10月我父亲去世，而我们家一直将这件衣服完好地保存着。”
“1981年，宋庆龄女士去世之时，夏威夷的新闻媒体问我是否愿意展示一下这件衣服，并介绍一下宋庆龄女士与我们家的关系。但我这人不喜欢抛头露面，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张扬出去，因此也就没有同意。但几天之后，一位自称是纽约一家博物馆的先生将电话打到我家，问我是否愿意将这件衣服捐给博物馆，我告诉他说，我们全家人的计划就是将这件衣服送还中国。接着，他又表示说博物馆有意出钱购买这件衣服，对此，我再次表明了否定的态度。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因为第二天他又打来电话，并明确表示愿开价25000美元购买这件衣服，我再次告诉他，这不是一件能用来买卖的东西，并一再强调我们的计划是将其最终归还中国。然而，第三天，他又打来电话询问购买之事，并且将价格翻了一倍。我明确地告诉他:‘此物不卖！’对此，他很不高兴地在电话里对我说:‘年轻人，是东西总有一个价格。’我也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先生，这件衣服不是可卖之物，因为它是无价之宝，你就是凑够了所有能到手的钱也是不够的。’接着，他在电话里说了一堆我是如何傻之类的话才挂了电话。”
“我母亲也认为我们应当将这件衣服归还给中国，在听我叙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后，她告诉我说:‘我们怎么能将它拿去卖了呢？如果这样，你父亲在天堂里也会不得安宁的。’听了这番话，我知道我与母亲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1981年9月，我将这件衣服带回中国并提出希望见到廖承志先生。我记得当时我正乘坐一艘挂着红旗的游船顺长江而下，我问我们的导游是否可以请中国旅游总局替我联系一下与廖承志先生会面的事。这位导游听了后用惊奇而又不解的眼光看着我说:‘我哪能替你提出这种要求呢？这也不是你要求的事！你哪可能跟他认识呢？’在她那连珠炮般的提问后，我向她解释说，我父亲曾是廖承志先生的一位朋友，我希望与他见面是因为我想将这件衣服通过他还给中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信它回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然而，在其后的几天里，此行能否见到廖承志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
“在我们到达北京后，我被告知廖承志先生将接见我。我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四川厅，廖承志、马海德等正在那里等着见我。在那里，我代表我的全家将这件衣服送还给了中国。后来，廖承志先生将它送还到北京的宋庆龄故居，从而使这套衣服回到了它应该属于的地方。”
“尽管这样，直到那时，我并不知道最初是谁将这件衣服带给我父亲的，而且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不解之谜。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名叫洛耶(Takumi)的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当时，洛耶(Takumi)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一个叫玛格丽特·斯丹丽的女士应‘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的邀请正在夏威夷访问。玛格丽特·斯丹丽向洛耶(Takumi)先生打听我父亲有吉幸治先生和其他家人的情况。洛耶(Takumi)告诉她说，他认识有吉幸治，但他已于1976年去世。因此，在洛耶(Taku－mi)的安排下，我与玛格丽特·斯丹丽女士见了面。”
“我与玛格丽特·斯丹丽见面时，她拿出一张她的个人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她正站在我们一家上世纪50年代所住的房屋前。接着，她向我解释说，她曾在上世纪40年代作为‘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成员在中国从事护士工作，而在华工作期间，她结识了宋庆龄女士。当宋庆龄女士得知她将途经夏威夷返回美国时，宋庆龄委托她将一个包裹带给在夏威夷一个叫有吉幸治的朋友。这样，有关这件衣服的来历之谜才在我心中逐渐解开。我问她当时是否知道这个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时，她说并不知道，还告诉我说，宋庆龄当时只是让她在将此物交给我父亲时要小心，并且要她亲自交到我父亲那里。我感谢她使我解开了这件衣服的来历之谜。”
“当我回想往事并看到这件衣服回到了它应该回到的地方时，我心中深信，我们为此所做的一切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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