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据说这出自1950年著名的“梁陈方案”。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所幸军队大院被留在了城外。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1980年末，已多达2.5万个。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姜云诚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在美国问了一些台湾朋友，他们的‘眷村’跟我们的军队大院如出一辙。军队系统有其特殊性，自成一体、相对封闭，我们这些孩子的世界观、道德观、玩法也和平民子弟完全不一样。”
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各个大院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身份标志。“我印象中，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俗称“片儿鞋”）的边是雪白的。自行车也有讲究，卸掉后座，同伴坐在前头的大梁上。陆军的孩子片儿鞋是棕红边、深蓝色袜子，自行车座椅拔到最高，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呼啸而过。”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秘书的孩子，也有负责后勤采购的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系统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告诉记者。
朱大可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形容这种“身份归零”带来的那份真空状态的痛苦。这可能是形容当年军队大院子弟身份创伤的最好语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