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满城钟声起　金台坊里道古今

北京一中内的碑亭

宏恩观帝君殿一角
 
 　　金台坊：这里无关“金台夕照”

　　●坊巷钩沉●

　　元代时，这里称金台坊，明代沿袭，清代属镶黄旗，民国时期划入内五区界。其范围东至北锣鼓巷，西达旧鼓楼大街，南至鼓楼东大街，北临北城根，内中有街巷二十多条。

　　金台坊为元大都五十坊之一，其名“金台”由翰林院学士虞集拟定，取燕昭王筑黄金台以礼贤士的典故。关于黄金台的具体位置，历史上曾有易县、定兴、满城多种记载，学界也对此争论不休，后经乾隆皇帝拍板，将朝阳门外校场的一座高台，定为黄金台，并命名“金台夕照”，位列“燕京八景”。虞集将钟楼一带定名为金台坊的缘由已不得而知，但那时这里集中着鼓楼、钟楼、中心阁、中心台四座高大建筑，虞集为这里起名时能联想到黄金台的典故，倒也在情理之中。

　　金台坊内的纱络胡同和宝钞胡同，分别发端自元代的沙剌市和倒钞库，这也是此地胡同名中已知最早的来源。“沙剌”是蒙古语，意为珊瑚，广义延伸为珍珠宝贝，沙剌市即专营金银珠宝的市场。此名沿用到清初始改称栅栏胡同（后又改为沙拉胡同、纱络胡同）。写法变了，意思没变，这个“栅栏”并不是汉语里路障的意思，应念作“shilar”，是蒙汉语合璧的产物。前门外“大栅栏”的读音也是这个道理。

　　明代时金台坊名得到保留，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胡同肌理。从当时的胡同名看，这一带街巷的命名与寺庙、官署、平民职业的关系最为密切。先说寺庙，净土寺胡同得名始建于明代的净土寺，此庙现在还在；千佛寺本是元代古刹，因寺内的一尊千手千眼佛故名千佛寺，后形成胡同，明中期改称吉祥寺，但千佛寺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民间仍呼旧称。再看官署，宝钞胡同原来叫倒钞胡同，元代这里设有倒钞库，明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又在此设立倒钞库，专收破旧纸币，再补偿以新币，清代始改称宝钞胡同；酒醋局胡同原是明代酒醋局外厂所在地，酒醋局为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由宦官掌管，负责宫内的酒醋糖酱面豆等食物，清代厂废，形成胡同，酒香醋香随之远去，只有酒醋局内的真武庙保留至今。最后说由平民职业命名的胡同，豆腐池胡同明代称豆腐陈胡同，想来是那时胡同里陈姓豆腐坊的豆腐口感好，名声在外，道理一同小肠陈、爆肚冯；再如碾儿胡同、玉作儿胡同，则与手工业有关。

　　1919年，刚从威海卫卸任的庄士敦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暂住后，搬进了张望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这是这位英国人在北京的第一处住宅，但现在已无法确认具体地址。

　　进入民国，直至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雅化胡同名给这里的胡同带来了不小变化，如净土寺胡同改称净土胡同，玉皇阁改称玉阁胡同，庄士敦住过的张望儿胡同改作了张旺胡同等等。名字虽然简化了，但还算有依有据，可把酒醋局胡同改国旺胡同，千佛寺胡同改千福巷，碾儿胡同改国盛胡同，法通寺胡同改华丰胡同，固然带出一些对兴旺丰盛的向往，但也把曾经鲜活的历史信息轻轻抹掉了。老舍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小说，名为《赵子曰》。赵子曰不是“赵子说”，而是个人名。《赵子曰》的故事，发生在钟鼓楼后“天台公寓”里。老舍先生后来说，自己当时虽然已经不是学生，但也是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的。如此想来，故事虽是虚构，情境当大抵不错。那是民初，“夜深了，若不是钟鼓楼的钟声咚咚的代表着寒酸贪睡的北京说梦话，北京城真要像一只大死牛那么静寂了。鬼似的小风卷着几片还不很成熟的雪花，像几个淘气的小白蛾，在电灯下飞舞。虽然只是初冬的天气，却已经把站街的巡警冻得缩着脖子往避风阁里跑了。”干枯萧条的季节，往常沉稳得有些沉闷的钟声，反而就是这城市的生气了。钟楼脚下的大街小巷，便在日日相似的钟声与鼓声里，度过了数百年。
那王府曾是成吉思汗后代的居所

　　去那王府之前，先打了电话过去，被告知现在是金融会所。想起民国时，这里曾是金城银行的房产，倒也算前后相继。那王府现存建筑占地并不大，但还算齐头整脸，加之门上有一块“那王府”牌匾，所以并不容易错过。

　　那王府因其最后一代主人那彦图而得名。那彦图是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人，他的先祖是清代立下赫赫战功的超勇亲王策棱。策棱，博尔济吉特氏，元太祖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策棱二十岁时，被康熙皇帝赐居京师，留于内廷教养。此后，康熙又将第十女和硕纯慤（音确）公主许配给他，封贝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棱应召从军，先后征准噶尔、与俄罗斯使臣立石定界。雍正九年(1731年)，策棱随顺承郡王锡保讨伐噶尔丹部大策零，大获全胜，晋和硕亲王。次年，又破小策零，雍正赐他“超勇”称号。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在其领地塔尔密病逝。

　　策棱生长漠外，深知山川险易。加之准噶尔屡犯喀尔喀，故能锐自磨砺，奋勇杀敌。《清史稿》评价他“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清代制度，外藩亲王、郡王的王号之前并无封号，只冠以所在旗名。策棱能获得超勇亲王的封号，在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策棱之孙拉旺多尔济承爵后，再度获得清廷的恩宠。乾隆先是将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下嫁与拉旺多尔济，后又赐其王位世袭罔替。嘉庆八年(1803年)，旗人陈德欲在紫禁城顺贞门前行刺嘉庆，拉旺多尔济当场将其擒获。由此，他愈发为皇帝赏识。就在这一时期，拉旺多尔济开始定居北京（策棱归牧本旗领地，在京无府），在宝钞胡同一带建造府邸。

　　第七代也是最后一代和硕亲王那彦图袭爵时，已不复其先祖之勇，而是更多地参与政务，先后担任过御前大臣、八旗都统和资政院议员等职。辛亥革命后，他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北洋政府参议院副议长。那彦图起初反对溥仪退位，复又拥戴袁世凯，后来一夜豪赌，负债累累，只得把王府抵押给了西什库天主堂，本人也慢慢潦倒无闻了。

　　宏恩观：从佛寺到太监养老之所

　　宏恩观在钟楼的东北侧，紧邻北京中轴线，地势高旷，人称“龙尾之要”。在《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表》上，宏恩观被标注为“太监道士庙”。而历史上的宏恩观也确实是作为年老太监退休后的养老之所。宏恩观坐北朝南，南起豆腐池胡同，北至张旺胡同，由西路殿宇和东路僧房两部分组成。东路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临街部分为车门和车棚，正房为学房；后院则是道士居所。现在的宏恩观四周还净是遮挡，但因其台基高大，殿顶仍然出挑。如果从钟楼往下看，它那宽阔的歇山顶仍很醒目。

　　光绪年间的三通石碑，大致讲出了宏恩观的历史。宏恩观的所在地本是元代千佛寺旧址，明代改称清净寺，数百年来兴废更替，到了清末已是摧残朽落。同治十二年(1873年)，因焚修无力，本寺住持振龄把管理权转交给了一个叫闻庆的同门和尚。当时寺内禅堂破败，香火稀疏，好在底子厚，“宏基开敞，山门屹立”，庙宇的气象依然十分可观。一些“外邦友人”看上了这块地，争着要把寺院买下来，改成私宅。闻庆心动，于是开始挑选买家。买卖就快谈成的时候，消息传到了内务府郎中厚安那儿，他感慨说“斯地当龙尾之要，为诸天佛菩萨所降光昭灵者，安得毁于外人哉！”于是自己出资，把庙产从闻庆手里买过来，仍让闻庆住持。这个闻庆却不厚道，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想把清净寺转售给刘成富、梅顺安二人。但寺院的房契都在厚安手里，闻庆拿给刘、梅二人的只是一张白条。买家当然不肯答应，售房一事也就搁浅了。这年秋天，一个叫刘诚印的道士云游至此，见“庙貌倾颓，美林尚存”，遂出重金重修。寺院面貌焕然一新。
这位刘诚印即太监刘多生，曾为慈禧身边的二总管。河北东光县人，道号素云子，道光年间搬入京师，才识为怡亲王所赏识，随后诏入内侍；光绪时被授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又被赐予三品顶戴。后来，他奉差至白云观，恰逢南阳张宗璿于观内受戒传法，二人一见相洽。刘诚印执弟子礼，拜张宗璿为师，后成为张宗璿开创的全真龙门派霍山派第二代传人。刘诚印为人乐善好施，经常肇修寺观、扶困济贫。他资助贫民的薪粮钱动辄以万计，遇荒庙废祠便尽力帮忙修缮，前后共修寺观三十余所。宏恩观南边不远的三皇翠云仙院（草厂北巷8号），也是由刘诚印出资重修的。

　　厚安因为和刘诚印有些交情，便大方地在房契上加了个“送”字，把庙产赠给了刘诚印。大修完工后，刘诚印将清净寺改称宏恩观，还立起一座石碑记录下这件事的过程，希望“居是观者，仰鉴神恩而永为护持焉”，他自己则做了第一代开山住持。

　　宏恩观建成后，山门供四大天王，正殿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孚佑帝君，西配殿祀地藏王菩萨、十殿阎君，东配殿祀碧霞元君，后殿奉十八罗汉、三世佛、妙道真君和财神。一方面附近百姓可至该观烧香礼拜，另一方面这里也是宫中退休太监养老的所在。伪满洲国时期，常常有太监因为溥仪性情暴躁、待人蛮横而逃回北京。1940年8月3日，一个叫郭德顺的太监因为忍受不了溥仪的暴虐，私自外逃。长春方面很快给住在北京的贝勒载涛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找回这名太监，在信里还特别提示他，郭德顺极有可能逃往两个地方：一个是地安门内安乐堂胡同，另外一个就是钟楼后面的宏恩观。郭德顺最后是否被抓到，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却可以看出，即便在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的时候，宏恩观仍是太监“出宫”后的一个重要去处。

　　1936年的寺庙调查记录显示，当时的宏恩观拥有不动产房屋88间、附属房屋104间，还有222尊佛神像、250件礼器、9件法器以及石狮子、铁狮子各两座，观内还有松树、槐树18株，规模着实不小。眼下，宏恩观的山门和前院改成了菜市场，东院也全部成了民房。不久前，标准件二厂把它们占用的正殿和后殿租给了一位外商开办会所。这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吧。

　　钟声悠扬的“北京时间”　干预北京人的生活节奏

　　金台坊最重要的建筑自然是钟楼和鼓楼，自元代起它们便左右着北京人的作息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鼓楼，则已经过明清两代多次翻修。不久前，为了让鼓楼能更“露脸”，恢复视觉上的高耸，它前面的地安门百货商场还被削去了两层。

　　在钟鼓楼周围，既有北京人钟情的传统小吃店，也歇着不少主要吸引外地游客的三轮车。这次我特意去鼓楼看过一次擂鼓表演，里面竟然还有女孩子，鼓声沉闷而不觉稳重，真的就是个表演。

　　钟楼和鼓楼设在城市中心，旧时候，每逢钟鼓齐鸣，全城都能听得到响声，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来自钟楼和鼓楼的钟鼓声不仅提醒着北京人日常的作息时间，还指点着整个北京的生活节奏。
天亮前的五更天，每日的第一阵钟鼓声响起，人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嗡嗡的钟鸣声由近及远，飘飘然蔓延到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晚饭过后，已是初更天，再次钟鼓齐鸣，告诉人们该休息了。每天的报时，和每年的历法编定一样，都表明了人们在长期探索中对自然规律形成的认识。

　　现代上班族一般过的是朝九晚五的生活，白天虽然要忙于工作，但下班后的时间还是很自由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良俗，通宵达旦的狂欢也悉听尊便。而在古代，天一擦黑，城门就关闭了，巡夜的士兵上岗巡查，除非孕妇生产、患急症或要紧的公事，人们是不得外出活动的。古人说“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钟楼和鼓楼就配合着昼夜的交替调校着人们的生物钟。

　　“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这是写进《元典章》的国家制度。严格的作息时间，强调的是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也许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大家踏着统一的步伐，才会更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1925年，在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长）薛笃弼的倡议下，京兆通俗教育馆在钟鼓楼成立。教育馆下设讲演部、游艺部、图书部和博物部，陈列着模型、壁图、历代帝王像以及农工产品等等。

　　馆后设有公共体育场，供国人强健体魄之用。此外，薛氏还将鼓楼改称明耻楼，以陈列国家失败之史，开启国人爱国之心。鼓楼与钟楼之间的空地则被辟为平民市场，日用百货、曲艺表演、地方小吃，俨然一个缩微版的天桥市场。

　　北京市第一中学　从经正书院到市立一中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的经正书院，民国初年改为京师第一中学，为当时四座公立中学之首。上中学的时候，我从一中经过，那时它的大门还是常见的铁栅栏门。近年复建了旧式校门，走在宝钞胡同里一眼就可看到。民国时期的校舍现在已经全部翻建成楼房。最近去的时候，发现“文革”时被拉倒掩埋的两通石碑又被竖了起来，就在操场一角，还修了碑亭，显出几分古意。这两通碑，分别是《创建经正书院碑记》和大学士徐桐等人给光绪皇帝有关书院建设、办学情况的奏折。如果要评“校宝”，它们应是当之无愧的。

　　清末兴学，各省书院林立，唯独坐镇京师的满洲八旗在这方面是空白。为培养“文行兼修，体用具备”、“出可为干济艰难之士，处可为扶持名教之儒”的八旗子弟，负责八旗官学事务的大学士徐桐提请在北京开办一座专供八旗子弟求学的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买下一处房产，拟在此营建书院。选择此地的原因，从主观上讲，这里地处北城，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远近适宜，大家都方便；在客观上，原来的房主宗室延煦恰在同年离世，后代将其宅售出，促成了书院的定址。书院成立之初，经费捉襟见肘，只选择“性情敦笃有志大成”的八旗子弟来院学习，每月也只由山长讲书两次，不过勉强维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各省旗籍大吏的资金支持下，书院经费日渐充足，原先未能进入八旗官学的旗籍贡生、监生也得以到此学习，并正式定名“经正书院”。书院每月都有考试，专课经史，不课诗文，限定取额，给予奖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正书院改为学堂，称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学堂，仍设中学堂。

　　1912年，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在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旧址建立；1930年，始称北平市市立第一中学。当时的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普通中学三种。所谓普通中学就是同时设初中及高中的学校，一中即属此类。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行男女合校以前，直接以数字排序的中学皆为男校，女校则统称“市立第某女子中学”。一中学生每学期的学杂费计十三元，与二、三、四中相同。校舍包括教室、礼堂、办公室、音乐室、实验室、劳作室、图书室、游艺室、休息室、饭厅、宿舍等，其中图书室庋藏中外书籍达五万四千余册。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都曾在一中任教。巧合的是，他们两位都是满族人。
而今，钟楼仍在，只是看起来好像不复过去雄浑庄严的气势了。其实，钟楼并没有变矮，只是北京长高了。钟也在，但若非重大日子，已不再轻易敲响。换个角度看，即便那钟每天仍在例行公事，以今日北京之喧闹，钟声是否可以敌过汽车的喇叭声也未可知。再逢冬夜，北京自有那许多热闹的不夜之地；至于咚咚的钟声，已是前世的梦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