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院儿

　　近年来，无论是静夜独处，与友人闲谈，还是陪年近九旬的老母亲聊天，都离不开早年在古都生活的历历往事。几天来，记忆的屏幕又定格在了旧宅中的那口老井。

　　九年前拆掉的老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内梯子(后改云梯)胡同5号院。就在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3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人皆呼之为“井院”，正是得名于小院中央的一口老井。井口有两尺见方，由条石交错砌成。洋灰抹的井壁口小肚大呈圆台状。平时井深近20米，旱季则深，雨季则浅。
 
 
 
井水清冽澄净却不能喝，乃因它是一口苦水井。与此井相邻的是一棵紧靠东墙的枣树，还有树下一间高不过膝、屋顶呈人字形的小房子。听老人说，小房子里面供的是井龙王的牌位。反正打我小时候便没人答理这位“爷”了，大人们都去奔嚼裹儿，哪还有烧香拜神的闲工夫。

　　老井的水尽管有点苦涩，可居家过日子哪一天离得开洗洗涮涮。不仅洗漱、洗菜、洗衣依赖于它，而且浇花、养鱼也沾溉非浅。每当酷暑时节，这口井还是个天然大冰箱。将屉布包好的西瓜，用绳子系到井下，另一端拴在井盖上，用不了两个时辰，吃起来倍儿凉，那叫一个爽！说起老井的“恩惠”还不止于此。母亲曾跟我说过，当年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本已民不聊生，可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几天给断了水，于是胡同里的老街旧邻们天天拥到井院打水。虽说喝起来有点苦，捞出来的饭吃起来有点涩且发绿，可它是救命之水呀，难怪老母亲念叨起这件事感念不尽。还记得刚解放那几年，一遇旱天，胡同里尘土飞扬。时任街道主任的母亲隔三差五便组织群众“泼街”。每到此时，用不着“擂鼓聚将”，各家各户纷纷拎桶端盆走出家门，用水舀子或瓢取水泼洒，孩子们则穿梭其间撩水取乐。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堪称京城一景。而院里的井水自然成了舍身荡尘的“无名英雄”。

　　小小的井院还是我儿时的乐园。虽然它比不上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有那么多可看、可听、可吃和可玩的，却依然令我童心荡漾。炎炎夏日，鸣蝉在树叶里长吟；静静秋夜，墙根的丛草间不时传来蟋蟀的琴声；抬眼望去，枣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我曾一连数天马步蹲在井台上，两拳轮番朝井下打“栽锤”，那是听二大爷说功夫到了能听见井水咕嘟咕嘟响；我也曾用粉笔画靶形于南墙上，用弹弓夹住自制的泥球连连发射；酷爱京剧的我还曾站在井台上喊嗓子，想借点水音……井院里最富情趣的一幕是: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用碎砖头砌了个小池子，蓄满了井水，养了几只小鸭子。只见遍体松黄的小鸭或游水，或钻水，或抖翅，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常常逗得孩子和大人们笑语飞扬，其乐融融。

　　甲骨文中就有“井”字。而“胡同”本是蒙古语，指的就是水井。据《京师坊巷志》，清代北京的胡同有一半以上有井，光带“井”字的胡同就有80多条，足见人与水须臾不可离也。老北京管有甜水井的公共水站叫水窝子。早年间，老百姓喝的甜水都是到水窝子去买，然后由水夫送到家。与旧宅相邻的郑王府夹道南头便有一处井窝子，后因水枯而被填平。小时候常去那儿玩，废弃的压水机底盘尚依稀可辨。辟才胡同西口也有一处井窝子，因水头极旺惠及周边几十条胡同，我们家喝的水就是从那儿买的。老北京都知道，干送水这行的多是山东汉子，兴许是身大力不亏吧。上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我所见过的水车已不是那种吱吱扭扭的独轮车，而是两个轮子的木车。车上有一个长两米左右、由木条围起来的近乎椭圆形的水箱。其尾部有两个用布包缠的木塞。拔出木塞，水即喷涌入桶，讲究是滴水不外漏。水夫挑起两桶水径直走进院中，不敲屋门，直接将水倒入门后的水缸，然后自行取下挂在门楣上标着水份的竹牌。据说，也有用粉笔在门框上作记号的。当年，干哪行有哪行的规矩，讲的是诚信。

　　史料上说，京城自来水公司筹建于1908年，历时三载才初具规模。虽说可怜的设备对于偌大京城不过杯水车薪，靠井水活命的普通百姓也用不起，但毕竟北京有了自来水。随着时间推移，原先的井窝子陆续被自来水“水站”取代。及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自来水管道伸向四面八方，使得更多的人家直接到住家附近的水站取水。那时，我和姐姐几乎每天都到辟才胡同西头的水站拉水，用的是一辆四个轱辘的小木车，待水桶接满后，再将一块屉布覆盖其上，免得水晃荡出来。自来水是公家的，自然不能白喝，看管水站的官大妈每月来家收一次水费。直到1966年，私房“统归”房管局，这才给我们院接通了自来水，从此告别了拉水的日子。而井院中的那口老井渐趋枯竭，终于在1967年“入土为安”。不得不填上的原因，是房管局“钦定”在我们院沿南墙盖一排简易房。有道是:上命差遣，盖不由己。给我带来过童年欢乐的井院也随之化作尘埃，永远地成了记忆中的念想儿。

　　图1为:旧京民居院中的大水缸

　　图2为:旧京送水的木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