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会馆 追忆繁华 述说沧桑

   在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已经初露端倪。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中，城市规划的重心从最初的物质、经济的规划到环境、社会、生态的规划，已经发展到目前以城市文化作为重心。

    城市文化本身就是历史的馈赠，是文化的遗存。城市的历史（包括刚刚过去的历史）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石，是城市文化的母体。

    对城市中过去事件的再认识和评价，对文化遗存特别是濒临灭绝的文化遗存价值的认识、确立和宣传是文化遗产保护最迫切的工作，否则，疾风骤雨般的城市建设瞬间就会将我们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扫荡干净。

    北京南城会馆建筑遗存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中。

北京会馆的产生、分布与格局

    会馆产生于人口流动的需求。最初，客居京城的各省同乡以捐赠或集资购买宅院的方式在京城设立会馆，以解决本籍人进京的食宿问题。进入京城的流动人群中数量较多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有以下几类：商人、短期或长期居留京城的外地官员、进京应试的各省举子。籍贯观念以及由籍贯产生的共同利益关系使得满足这种需求的民间行为很自然地以不同层次的籍贯关系作为基础。到清代中期以后，全国各省在京几乎都有了会馆，并有省级、州府级和县级之分。每个省的省级会馆一般只有一个，规模较大，之下有若干州府级会馆和更多的县级会馆。以籍贯划分的会馆又因服务于“士”、“商”两个不同的阶层分为士人会馆和商人会馆，商人会馆到后期出现了突破地域限制而以行业区分的行会会馆。

    北京的会馆出现于明代，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是其发展的高峰，民国后期的会馆发展到有400所之多。这些会馆集中分布于北京城的南部，现在的崇文和宣武两区。这种分布有其背景原因：

    其一，清王朝定鼎北京5年后，实行了“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明令内城的汉人迁往外城，内城中只允许旗人居住，并禁止在内城开设戏院、茶馆和旅舍等城市服务设施。其二，明清时期的进京路线有水路和旱路两条，旱路经卢沟桥从外城的西门广安门进城；水路在通州上岸，在崇文门外集散。以上原因造成了前三门地区，即宣武门、前门和崇文门外与内城联系便捷的区域成为会馆的集中分布区。

    会馆建筑皆由民居改建而来，在不同的需求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形制。歙县会馆于清嘉庆辛酉年（1801年）维修后留存房屋院落图，据此复原的平面和轴侧图中可见会馆的格局。歙县会馆属于功能比较全的中型规模会馆，除了为备考的举子准备的房间外，有用于祭祀的三进院落，南跨院是宴乐空间和一般聚会议事使用的书房。在平面布局上，用于备考、居住的静区和用于拜会庆祝的动区以一条通长甬道分隔开来，静区在院落的深处，离大门最远。

会馆在北京城市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

    清代以至民国的北京南城是一个五方杂处、热闹非凡的区域，全国各地进京的人员货物，都在这里集散。这里不但汇集了全国的人才精英，也汇集了全国的物产精华，更汇集了种种地方文化，会馆便是其中转站和大本营。由于内城禁设公众聚集空间的法令，全北京城的商业和娱乐业也在南城浓缩，三教九流都聚集于此。

    南城繁华的商业区北起大清门前棋盘街，南达珠市口，东抵长巷二条，西尽煤市街。酒楼、戏院、茶馆等各种娱乐场所分布在其间；琉璃厂书市从康熙年间形成规模，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文化市场，“凡古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群集于是，几无它物焉”；天桥是清代京城最著名的游乐场所，汇集了说唱、杂耍、特色饮食等多种活动；宣武门外地区是士人的集中居住区，而崇外地区自明代以来就是富商居住区。这一时期，京剧受到几代皇帝的喜爱，很快成为京城中最为普遍的娱乐形式，戏楼成为大型的省级会馆中必须的设置。清末时，有戏楼戏台的会馆共有17个，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乙祠的戏楼并称为京城的 “四大戏楼”。当时民间的习俗是遇有婚丧嫁娶祝寿等，到会馆包一天场子，所有的仪式、拜会、吃饭、看戏都是在会馆中完成。

    如果把城市中的空间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密空间，那么街道、店铺、茶馆等属于公共空间，住宅属于私密空间，会馆则属于半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的开放性是有选择的，只有特定团体或特定人群才能使用。会馆作为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其建立的基础是共同的籍贯。会馆不但是一个聚集的场所，它还维系着一个群体，使得这个团体有着共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会馆遗存在北京文化遗产中的位置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城历史文化的内涵不应该只有以中轴线、紫禁城为代表的规划严谨、秩序井然的帝王文化，还应该有以南城为代表的喧嚣繁华、多姿多彩的都城平民文化。这种扎根于平实的草根生活的文化是北京的市井文化，是老北京的文化根源，正是这种文化养育出了老北京人。

    进一步分析南城的市井文化的来源，我们会得出结论：老北京的文化是全国各地方文化与北京原有文化的融合。以北京的传统小吃为例，除了宫廷小吃之外，大部分来源于全国各地。在老北京市民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会馆作为地方文化的输出窗口，起了关键的媒介作用。

    会馆文化遗产中包含着多重的文化类别。作为都城文化的重要特色，科举文化和宣南士人文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是北京的士人会馆。

    会馆的缔造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具活动性和流动性的“士”、“商”两个群体。在历史的河流中，会馆同步地感应着朝代更迭和社会兴衰，它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近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历史人物与重大变革，都以北京的会馆作为舞台。会馆是近代中国的学人、官僚和巨商大贾聚集的场所，它对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促成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会馆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北京作为一个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典型封建都城，会馆文化是其中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线。

对北京会馆文化遗存现状及发展的探讨

    北京的会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其封建王朝的背景而被终结。其房产被收归北京市政府部门后，大部分成为居住大杂院，少部分被分配给机关单位使用。

    会馆的建筑遗存随着城市建设、危房改造大量消失，仅存的也因缺乏修缮而处于严重破败的状态中，格局风貌损失严重，馆中的楹联碑刻等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居住使用的破坏已经所剩无几。

    目前，北京市对会馆建筑遗存的保护力度较弱，列入文保单位的比例大约只有3.3%，很多处于历史保护街区内的会馆建筑遗存也因为破损严重，风貌损失太大而没有被列为保护院落。

    综合分析会馆文化遗产，其非物质部分具有内涵博杂、价值取向层次多的特点，而其物质部分——会馆的建筑遗存的特点是破损严重且大部分并不具备重要的建筑与艺术价值。但是历史遗产的价值不应该仅仅因为它带给人们视觉上的美，更重要的“是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信仰有关，或者是代表某一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特例”。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的保护，不但要注重建筑、街道、城市格局等物质层面，更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要素的界定、保护和规划。物质形态是传达精神世界的手段和工具，是精神财富的容器和物化。单靠物质层面的保护不能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真正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无法形成有灵有肉的城市文化。

    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活着的有机体，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来说，历史文化遗存的意义或许在于一种历史感的提醒，在人们打拼生活的匆忙当中依然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让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平衡内心的焦虑和浮躁。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更加有意义的生活，让有价值的传统和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当代人生活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仅仅靠专业的文保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文化遗产属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个体，有了民众的参与，有了那些每天与历史遗产朝夕相处的人对遗产的珍惜与尊重，才能真正保存和延续这些遗产。让历史感与时空感在个体心灵中复苏，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与天地之间切割不断的联系，才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最有效的手段。

    会馆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会馆建筑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对其文化内涵的再发现、再认识，在社会真正心理需求基础上的利用和延续。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文化上的寻求和回归是一种日益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