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胡同源起之谜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的京师总图

■《清明上河图》中的四眼井

■元代古本《老乞大》

■宣武区魏染胡同

■位于宣武区的法源寺

　　在北京土生土长，自幼和北京古城有缘。上小学时，经常在梁家园西墙的辽太后城爬上爬下；初中在十四中，每天都要经过老墙根那熙熙攘攘的小市。喜欢交游，爱好广泛，京剧、中医、胡同、传统文化略有涉及。高中毕业时曾有志报名考古专业，奈何那年人家不招生，便充数于地理系。

　　工作后偶然碰上《北京市地名词典》条目调查编辑的事，遂念念不忘，也写过几本小册子。现在掺和点地理学会的闲事，高兴写点胡同的事，依然乐于和知己朋友到处转来转去。

　　◎坊巷钩沉◎

　　“水井假说”遭到质疑

　　近年来，随着对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断被发掘，“水井假说”遭到质疑。比如“假说”认为，北京地名中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元代用蒙语称井为“胡同”的证据。事实上，“四眼井”指井有四个井口，在元朝以前已存在。如杭州的四眼井、六眼井，为唐邺侯李泌所开六井之一；安徽池州市“包公井”，又称四眼井，浚于宋代包拯任池州知州时，以上城市中的四眼井均在元以前得名。四眼井还是宋代标准的水井形式，在建元前300年已绘入《清明上河图》中。可见，这些地名与蒙语没有关系。

　　在北京历史上，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的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述了明北京五城33坊的名称、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在这本书自序里，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编写的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由此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张爵虽收集北京的胡同，但却不是胡同二字的创始人，只说明从明代开始，才把流传在坊间的胡同记载到文书里，使胡同成为正式行用的街巷名称。不过明代胡同的写法，比现在复杂，在胡和同这两个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写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让人随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两个字写起来不方便，才有了简写的“胡同”。

　　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蒲黄榆发现了张爵和他妻子王氏的合葬墓，同时出土了长达1200多字的墓志铭。根据墓志铭记载，张爵字天锡，别号省庵，又号竹坡，生于成化十一年(公元1485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正德年间张爵充兴王府书办，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以张爵“扈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此后，张爵一直任职锦衣卫，由百户而升千户、指挥检事、指挥使，曾在锦衣卫东司房理刑，以缉捕功升指挥众事提督象房。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后，张爵“掌街道房事”，专管京城坊巷街道。

　　张爵是北京人，又专管京城坊巷街道的事情，可以说是研究街巷胡同的绝对权威，也正因为他这身份，才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机要资料。所谓“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表明这些资料都出自锦衣卫街道房的档案材料。

　　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现在的问题是，“衚衕”两个字来自何处。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文革”后期，有人提出“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到张爵时才造出衚衕二字。

说到蒙语井的读音，与汉语胡同的发音也没有相似之处。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的蒙汉对译辞书《至元译语》地理门里，蒙语“井”曰忽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2年）所编诸番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华夷译语》中，蒙语“井”曰古都黑。我到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专家和牧民得知，现代蒙语井的发音是忽都格。无论元明时的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胡同。

　　◎发现城事◎

　　“水井假说”把“衖通”

　　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衖通”是吴音方言“弄”。在《析津志》里，从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说”把“衖通”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析津志》纂修于1340年以后，作者熊梦祥，元末江西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辽太宗时，升唐幽州城（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又称燕京，开泰元年（1012年）改称南京析津府。熊梦祥用析津为书名，表明书中的内容，包括了金元以至辽代的文化情况。本书是现今发现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著作，对金中都和元大都的城垣街市、官署坊巷、庙宇古迹、岁时风俗等，都有翔实的记载。

　　《析津志》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街道分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等，除街为全国通用外，火巷和衖通,都使用了南方街巷的行用名。火巷，是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通名，宋金交兵时创于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那衖通是什么呢？衖通是吴语方言“弄”。《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东下一级，复值润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通。”在衖通下特别注明“弄”，小巷之意。《汉典》：“弄（方言）小巷，胡同：弄堂，里弄。”

　　原来，古代巷、衖不分，都是巷字。南北朝（420-589年）时，出现了衖的南音“弄”。在《南齐书》本纪中，记录了公元494年，东昏侯被弑西弄一事。“弄”的古字作“衖”，吴音念“弄”。南方对弄还有几种双音字叫法，一是在弄的前面加里，称小巷为里弄；另是在弄的后面加唐，称小巷为弄唐，或称弄堂、衖堂、衖通。无论叫弄、里弄、弄唐，或弄堂、衖堂、衖通，也不管它是单音字、双音字，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小巷，说的都是“弄”。

　　在《析津志》里，从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说”把“衖通”释为蒙语，其错在何处，已不言自明。

　　在明《老乞大谚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笔者从1980年起，参加《北京地名志》的调查和条目编写，一直对胡同溯源探求。令我庆幸的是，收藏到了汪维辉先生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在该书的古本《老乞大》影印本中，竟让我找到了张爵以前“衚衕”的写法。

　　《老乞大》出书于高丽朝末期，即中国的元末，是朝鲜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教科书之一。“乞大”指中国，据说意为契丹，原指建立辽国（916-1125年）的契丹人，金灭辽后，契丹便成为中国或中国人的代名词。“老乞大”就是老中国通的意思。该书采用对话方式，记述了几名高丽客商与中国王姓的辽阳人结伴去元大都（今北京）做买卖的过程。明朝建立后，汉语发生变化，遵照李朝国王的指示，于1483年邀请明朝使臣葛贵等对古本《老乞大》进行修改，由朝鲜语言学家崔世珍作出谚解，并在1507-1517年间刊行，是为《老乞大谚解》。在《老乞大谚解》中，已使用“衚衕”二字，比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早77年。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竟让我找到了明以前“衚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

　　1998年，韩国庆北大学南权熙教授在整理大邱市一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时，发现了明使葛贵修改前的元代古本《老乞大》。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书里称本国为“高丽”，北京称“大都”，辽阳称“东京”，胡同为“胡洞”。《老乞大》中“胡洞”的发现，为“胡同”一名源于汉代巷的读音“胡洞”，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同时，也解决了“胡同”一词，由古代巷的读音“胡洞”，到俗语“胡洞”，再到明代正式定名的“衚衕”、清末简化为“胡同”的演变过程。

　　对照元明两个版本，明显看出“衚衕”的早期写法是“胡洞”。《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说明“胡洞”一词由来已久，到元代时已在华北、东北地区广泛使用，至少在元代以前几百年即已出现。另，元版与明版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在语音上，由“咱每”变为“咱们”、“恁”变为“你”、“著我”变为“着我”、“胡洞”变为“衚衕”。由此，可明显看出不同时期北京语言的变化。

　　◎城市密码◎

　　明朝推崇胡同使俗称升级为名称

　　■“胡同”一名源于汉代的“巷”

　　巷、衖古字通，在我国汉代，“衖”与“巷”同音，都是东部字，念“虹”，有相连畅通的意思。《毛苌诗传》曰：“虹，胡洞切。”《集韵》：“虹洞，相连也。”

　　汉以后，“巷”、“衖”的发音有所变化。唐代，“巷”已读成和今天一样的巷音，而在华北、东北地区，巷（衖）读“虹”的古音却被保留了下来。在辽《龙龛手镜》里，依然按古音念巷为闳。《龙龛手镜》“闳：巷也。”古代虹、闳属“同源词”，从西汉到辽长达1200多年，北方延续了巷音“虹”念“胡洞”的古代读音，逐渐形成了华北、东北地区的俗语方言“胡洞”。

　　毛苌，西汉赵（今河北邯郸）人，世称“小毛公”，相传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毛苌曾当过河间献王博士，《嘉靖河间府志》载，河间诗经村西北三里有君子馆村，为毛苌讲经处。在“君子馆”旧址，曾出土汉砖一方，上有汉墓“君子”二字。毛苌墓旁有崇德里，元代至正年间，河间官员又在崇德里建书院。《毛苌诗传》中，古巷“虹”的切音“胡洞”，和早期“胡洞”的写法完全一致，证实“胡同”一名源于汉代“巷”的读音。元明时，蒙语井念忽都、古都黑，明显与胡同相差甚远。在元代古本《老乞大》中，井与胡同同在书中存在，也说明井和胡同不是同一词素，胡同与井无关。

　　《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四卷，辽代幽州（今北京西南）法源寺僧人行均编撰。宋人刊刻时，为避赵匡胤祖父赵竟之讳，改为今名。全书收字26430个，比《说文解字》收字10516个多15914个字。《龙龛手鉴》根据当时流行的写本编辑，收录大量俗体字，是唐代前后俗体字的总汇。台湾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先生研究表明，该书对释录宋以前北方普遍使用的汉字和口语俗字，对研究汉字的变迁，特别是释录敦煌学中的文字，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辽金时，“胡洞”二字已在北方民间广泛流传

　　辽金时，“胡洞”一词已在北方民间广泛流传。在金末的北曲杂剧（明人称元曲）中，还出现了由胡同派生出的形容词，如关汉卿《单刀会》“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王实甫《歌舞丽春堂》，“更打着军兵簇拥，可兀的似锦胡同”等都出自元朝建立前的金中都旧城（今北京城西南）。从胡同到派生出形容词血胡同、锦胡同，绝非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如，元代前期作家吴昌龄的《老回回探胡洞》剧目；张可久“胡洞窄，弟兄猜，十朝半旬不上街”；陈德和“翻银汉，战玉龙，遍乾坤似粉妆胡洞”，也都写作“胡洞”。

　天德三年（1151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下令迁都燕京（今北京西南），派人按北宋汴京（开封）制度增广燕城，遂改名为中都。此时的汴京，由于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由坊巷制取代了里坊制，重坊轻巷时代得以终结，巷和小巷的地位得到提升。巷坊墙被拆除，已形成开放型街市。据尹钧科、罗保平等的《古代北京城市管理》，金中都的街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辽南京即唐幽州的旧街巷，当时坊墙在逐渐拆除中；另一部分属扩建后形成的新街巷。

　　近年，对金中都城西南部进行实地考察，那里原是辽南京城外的农田。钻探结果表明，这里的街道多是平行等距离的胡同，与北宋汴京的街道胡同相一致，可能是仿照汴京布局。现在宣武区的北柳巷、南柳巷、魏染胡同、果子巷、米市胡同、丞相胡同等均为当时金中都遗留至今的街道和胡同。

　　■明代胡同的发展，与汉代巷的读音“虹”有关

　　北京传统的巷和胡同历来不多，明朝仅28条巷，清朝32条巷，到了民国时期也只50多条巷；胡同的数量更少，从唐辽金到元末仅29条，况且还被使用了南方的“弄堂”，“胡同”之说只在民间老百姓中流传。明朝建都北京后，胡同得到飞速发展。据统计，明朝北京有名的街巷胡同1170条，其中南北城的胡同465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倍，速度可谓惊人。笔者认为，明代胡同得以大发展，与胡同的读音“虹”密切相关。

　　“虹”的切音“胡洞”，不仅和后世的小巷“胡洞”一模一样，让人惊讶的是，古代对虹的解释。《礼记》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注曰：“大明，日也。”北方地区“虹”与“闳”的发音“胡洞”，居然预示了大明朝在北京的兴起，无怪乎胡同在明朝得以如此迅速的发展。

　　古代人相信谶语，“明”字隐“日月”同行，此说深得明朝统治者垂青。如北京大明门修好后，永乐皇帝朱棣让大学士解缙写个门联，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日月合为明字，明成祖看了非常满意，并赏赐给解缙很多物品。类似故事，还被载入史册，如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至正四年……（道士张中）遇太祖于宿州，时太祖避暑卧大槐树下，大吟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来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听知，注目大骇。问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贵，他日验也。”

　　它如托名诸葛亮的《马前课》：“日月丽天，其色若赤，绵绵延延，凡十六叶”。日月者明朝，赤者朱，指明代十六主。这类谶语的影响，比沈榜在《宛署杂记》里编的谶语“元人语”不知要胜过几千倍。有意思的是，《宛署杂记》里一至十卷的目录，恰恰使用了解缙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十个字，可惜沈榜没能悟出胡同与明字的关系来，还差点被后人误释为蒙古话。

　　“明朝推崇胡同”的结果，收编了元大都的300多条火巷，不仅壮大了胡同的队伍，也使胡同的地位从早期“似洞的咽喉小巷”、“手工业作坊的聚集地”、“妓馆所在之地”直线上升，一跃成为北京街巷中耀眼的明星。从明朝起，过去不被人重视的胡同，登上北京街巷的大舞台，由时俗相传的胡洞，正式成为行用的街巷名称，并统一写成“衚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