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楼大法庭里的横幅被降下，东城法院旧址从此成为历史
1986年，将老苏楼南面的平房夷为平地后，建成了法院二期工程——5层办公大楼
庭审厅不够用时，东城法院不得不租用第八针织厂的办公用房
上世纪90年代初，四层半的三期办公楼建成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老苏楼同时承担了办公室和法庭的功能
东城法院四期工程档案馆
制图/李铭
东城法院旧址示意图
东城法院建筑：A是靠大门最近的火柴盒大楼，B是三期大楼，C是老苏楼，D是档案馆。
1953年，东四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合影
档案楼狭长的走道，法院的工作人员们还用着旧木柜和铁架脸盆
当年，老苏楼里同时审三个案子的办公套间
骑车提人被告排成队 办公室三案同开审 距离近听着常走神
访客迷路楼里总串门 小屋挤法官借椅子 吃食堂花猫掐饭点
东城老法院 冬夜中隐退
2007年12月20日，下班时间已过，但老郭还被堆积如山的材料包围在办公室里。
往年这个时候，本是他最能松口气的日子——法院年度结案时间是12月20日，一年最后几天是调整期。但今年不同，老郭与全院同事一起，还在收拾“家当”。6天后，他将离开这座待了28年的法院大楼，迁至新址办公。
在府学胡同中段的37号院，为东城区人民法院，时间起始于1958年7月，在岁月轮转近半个世纪后，止于今日。东城区人民法院也是北京市最后一个搬离旧址的老法院。
工作在老苏楼
时间：195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
一栋苏式红砖楼，落叶满地，每天早上，院长拿着扫帚带头扫落叶；工间操时间，年轻员工在楼门外的院子里踢毽子。当时墙上的红色大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法院洋溢着家庭气氛
1958年，府学胡同里的一栋三层苏式红砖楼，移交给东城区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使用。
从那时开始，苏式红砖楼得了“老苏楼”的名号，并与楼南侧日本宪兵队留下的平房一起，将法院围成一个独立的大院，一条狭长的过道通向木制的院门。
除了供法院和检察院办公外，院内还住着法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院门外则是其他单位设的上访人员接待站。
从外地来的上访者，就睡在木门内的过道里。时间久了，他们除了吃住在此，还进一步深入院内，竟和院内“居民”共用水龙头洗衣服。那时，进入大院，根本感觉不到法院应有的肃穆，而是一派祥和的家庭氛围。
自行车拉着“队伍”进法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212吉普车很少，一般县团级以上的单位才有资格配备，而作为基层法院，东城法院也只有一辆212。“当年，遇到重大活动才能把212开出去，平时想碰一下都难。”老法警队长回忆说。
现如今，城区法院的法警们每天早上都开着依维柯，到远郊的看守所提在押的刑事被告人参加庭审，人多的时候，还会动用两辆车。
而据老法警们回忆，当年的看守所就在法院旁边的胡同里，法警骑着自行车去提人，推着回来。被告人手铐铐着手铐排成一队跟在后面，打头的手铐铐在自行车的后支架上。后来，看守所搬到了郊区，212成了提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为了增加承载量，212的后车厢被改装成了两排面对面的座位。一位老法警说：“原来去看守所的路都是坑连着坑，冬天后车厢挤满人，膝盖靠着膝盖还稳当点儿；夏天只提几个人的时候，车子一路颠下来，人就在车厢里折腾，坐着没有准地方。”
一间办公室 三个官司同时开审
“当时打官司不收钱，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打官司！”1979年进入法院的老郭回忆说，他刚被分到法院工作时，全院上下不过50个人，但也足以应对全年总共40多件的刑事案件和超不过十位数的民事案件。
老郭认为，当时百姓们只是纯朴地认为，家长里短的事儿如果闹到法院，多少有些“丢人”。
正因如此，老苏楼也就承担了作为办公室和法庭的全部功能。由于面积挺大，屋子又都是套间，安排三四个法官在同一间屋子里办公也绰绰有余。
凑巧的是，某天三个同室的法官同时审理案件，等于将三拨原被告相隔不远地码到了一起。有位当事人，被旁边的案子吸引了，索性不管自己的事，跑到旁边为别人插话帮忙，最终险些动起手来。
火柴盒伴老苏楼
时间：1986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
1985年，老苏楼南面的平房被夷为平地，法院二期正式破土动工。当时考虑到东城区地皮紧俏，同时也希望就近就简，全院工作人员一起挤到老苏楼中办公，检察院也在此时正式撤出东城法院大院。
1986年，崭新的东城法院5层办公大楼刚启用，就被指定为唯一可以接待外宾的基层法院。虽然新楼是典型的火柴盒式规整建筑，虽然如今那道绿色墙围子已经剥落，但人们依旧清晰地记得它当年的风光。
办公室小喇叭“专职”喊人
“某某某，有人找！”“马上来！”如今提起“火柴盒”大楼，很多老法官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办公室里的小喇叭。
老苏楼仅有三层，人少好找。新楼建好后，前后共有8层楼的办公室，民庭、刑庭、经济庭……每个业务庭室算是一个部门，每个部门仅配一部电话。找法官的人多了，电话忙不过来，索性就在大门门卫处安装了一个喇叭，每个办公室内再安装“喇叭分线”。喇叭一响，整个办公室都呈蓄势待发状，而被召唤的那个先要高喊声“马上！”然后再飞身下楼。
初来者进“凹”字阵容易犯晕
“火柴盒”大楼建成后，随着厅室和人员的扩张，办公用地再度告紧，法院的三、四期建筑被提上议程。
上世纪90年代初，高四层半的三期办公楼和独立作为档案馆的四期工程相继建成，三期大楼还起到了连接火柴盒与老苏楼的功能。它建好后，法院整体的格局好像是一个开口朝右，站立起来的“凹”字。
第一次走进里面的人，很少有不犯晕的——因为三栋楼连接处的楼梯旋转改变了方向，每个楼梯口又呈现或丁字或十字路口的状态，难怪没有准备的人会忘了“来时路”。
楼道里经常会看到左顾右盼的初来者，一会儿推开厕所的门，一会儿再敲开某间办公室：“这里能出去吗？”好在法官们已经见怪不怪，随时随地客串导游指明大门的方向所在。
“我们隔着两栋楼呢”
为了解决 “迷路”问题，法院工作人员特意制作了平面图贴在大门口，并用ABCD作为4栋楼的称呼：A是靠大门最近的火柴盒大楼，B是三期大楼，C是老苏楼，D是档案馆。四栋楼每间办公室的房号前都用红笔标出了ABCD。
但此举收效甚微，仍有拿着饭盒走进法官办公室的当事人。更有意思的是，从法院大门外往里看，只能看到火柴盒大楼，其他建筑隐蔽在它的后面。以至于很多没进过法院的人都以为，这栋5层楼便是东城法院的全部。
一次，在A楼五层办公的吴法官接到一个电话，找的是D楼的某人：“您打错电话了，他不在这个办公室。”吴法官说。
“那您帮我叫一声成吗？您离着也不远。”电话那头商量。
吴法官哭笑不得，只能解释说：“确实不方便，我们隔着两栋楼呢！”
租房子开庭
时间：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天（2007年12月26日）
当办公空间再度紧张时，东城法院不得不租用了第八针织厂的办公用房。这幢两层的小楼有十几间十几平米的房子，使东城法院法庭的序列号由原来的个位数扩展到“39”。在府学胡同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穿着黑色法袍的法官和用旅行推车拉卷宗的书记员，从办公室前往距离50米以外、位于另一条胡同里的法庭主持开庭。
法院开庭得借椅子旁听
在常人眼中，十几平米的屋子可大可小，但当它作为法庭出现时，就确实显得拥挤不堪了。法官的审判席和原被告席三张桌子摆好后，原被告席中间的距离仅够两人并排站着，前提还得是两名身材正常的人。旁听席只好因陋就简，大部分法庭内只有两排旁听席位，每排三个座儿。
遇到当事人家中人口众多的，或者媒体高度关注的案件，小法庭往往被挤得水泄不通，有经验的提前到场“占座儿”，没座儿的也都坚持不走。此时，法官或书记员便会出面向隔壁法庭或门口的值班室借椅子。借椅子开庭，俨然成了东城法院的一道风景线。
喜欢逛法庭的流浪猫
早上八点半，一只黑白花猫从法院大楼踱步到另一个胡同的法庭，大门刚开，它抢在当事人和法官前面，闪身进去找个暖和的角落把自己安置在那里。没见过的人进门后都一愣：“怎么还有猫啊？”工作人员在一旁连哄带逗，把它请出法庭。
据说，这只不请自来、对法院地形极为熟悉的猫，早先一直在外流浪。流浪到法院后，食堂的大师傅供应了它的一日三餐，于是它便在食堂定居。饱餐后，它喜欢溜达到法庭旁听法官审案，有时迟到了，看哪个法庭开着门，便进去巡视一圈，然后再悠然踱出。等到饭点，自个儿再返回食堂，极有章法。
大礼堂成了警匪片取景地
三期大楼（B楼）最上方的一层半，是全院面积最大，也最气派的大法庭，楼上楼下可容纳200多人。现在看来，很多建国后修建的大礼堂都是如此这般形象。
也许是这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很多电视剧都曾在这里取景。最有名的可能是香港回归后，TVB拍摄的由陶大宇、郭可盈和谭耀文主演的《刑事侦缉档案3》。影片讲的是发生在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故事，女主角郭可盈分饰两人，其中一名是作案凶手，故事结尾凶手接受审判的地方，便是这个大法庭。
●东城法院结语
老法院，别离也难
早在几年前，除了东城法院，全市的法院都已有了现代化办公大楼，无处不在的门禁和便利的办公条件将各家法院武装到了牙齿——这也曾是东城法院的工作人员朝思暮想的工作环境。而今，当他们要告别这栋老房子时，有人边收拾东西边念叨：“其实，这里也挺好的！”已经伴着老法院走过28年的老郭说到这里，点了一根烟，眼睛望着窗外的老苏楼——此时，那栋楼的红砖颜色已经被淹没在北京冬日的夜幕中，几点或明或暗的灯光映在窗外的地上。过了半晌，他说：“当初我都没敢想，法院的地位提高得这么快！”语气说不清是留恋还是期待。
摄/ 洪雪
▲1958年，移交给东城区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使用的三层苏式红砖楼，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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