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司胡同位于西城区，西起西单与西四之间，南面是丰盛胡同和辟才胡同，北面是砖塔胡同、大院胡同、羊肉胡同。古时候，北京的管理机构叫:“兵马司”，清人赵翼《咳余丛考》(卷二十六)中记:“京师有兵马司，专理捕盗及斗殴等事。”“兵马司”制，起源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元史·世祖》中记，元世祖忽必烈设大都路兵马司都指挥仗，下设南、北兵马司。这和北京现在的南北兵马司胡同的来历有些关系吧。今天的兵马司胡同和北京城的大多数胡同一样看起来平实、安逸，甚至有些没落。西面那些熟悉的居民灰砖房，由于城市改造，如今已经难以寻找踪迹。要知道，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条胡同曾因一位名人而名噪京华，他就是被誉为四大名医之首的传奇医生萧龙友先生，他的故居及医寓就坐落于现兵马司胡同59号(原22号)。
萧龙友(1870—1960)，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蛰蛰公”，“息园老人”，“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江西吉安，于1870年2月13日出生于四川雅安学署。萧龙友自幼天资聪颖，又承庭训极严，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成都尊经书院期间，常以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童年时，由于其母长年有病，便留心于医药，他经常翻阅古医典籍，并到药店求教医药常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萧龙友的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销售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正在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挺身而出，年仅22岁的他，约同当地医生陈蕴生沿街巡治，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人称“万家生佛”。经此一事，萧龙友声誉鹊起。
清光绪23年(1897)，萧龙友离开四川赴京朝考，获丁酉科拔贡，即以拔贡生考取南学教习，教满以知县分赴山东候补。历任嘉祥、钜野、淄博、济阳等地知县，后升知府。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由山东都督府奉调入京，任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实业债券局总办，国务院参事等职。萧龙友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他的视野很开阔，不仅精研中国的医学经典，而且浏览了当时翻译过来的很多西医著作，在公余之暇经常给人看病行医，颇有疗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即聘请萧龙友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了医师资格。
萧龙友数十年宦海浮沉，自感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他从医的决心。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萧龙友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诊治。
1916年5月，袁世凯病危，其长子袁克定邀请萧龙友先生入总统府为其诊断。萧大夫切脉后，断定袁的病为尿毒症，提笔开了处方，必须服药静养，但袁的次子袁克文却坚信西医。弟兄俩意见不合，袁世凯的妻妾十余人也六神无主。延至6月6日，这个做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终于一命呜呼！事后，萧大夫对人说，袁世凯内外交困，活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而尿毒症又必须静养，以袁世凯当时的心情又怎能静得下来？他的死也是命中注定，气数已尽了！
1924年，孙中山因国大计带病北上，病情日趋严重，请了众多医生均不能断其病由。经友人介绍，请萧龙友前去为中山先生诊病。萧龙友为中山先生诊视后，断为病之根在肝，因知病已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效，故未开处方。如实向守候一旁的夫人宋庆龄告诉病情。中山先生病逝后，经病理解剖，发现其“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证实了中山先生所患确系肝癌，说明萧龙友诊断无误，一时社会为之轰动。
1929年1月，梁启超先生患病便血，事前曾赴协和医院检诊。医诊断为肾上有病，必须手术切除。梁公放心不下，驱车前往萧府求诊于龙友先生。切脉后，萧龙友对梁公说:“阁下肾脏无病，应该慎重行事，长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但梁公坚信西医，仍赴协和医院手术，果不出萧龙友所料，梁启超先生最终还是死于手术刀下。后经病理解剖，梁启超先生肾完全健康。梁启超先生的公子梁思成教授于治丧时，在讣告后所撰梁启超先生传略中，将治疗的全过程予以披露。
北京皇城根街陈同孙先生的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危急，好多医生已感到束手无策，便请来萧大夫为之诊脉。尚未处方，这时陈同孙夫人的堂妹子正骑自行车下学归来，听说名医来看病，便顺便诊诊脉，说是月事一两个月没来了。萧大夫给这位小姐把脉后，乘无旁人时，很轻声而又很肯定地对同孙先生说:“尊夫人的病，别看十分严重，包在我身上。只是小姐的病不大好治……”陈同孙先生听了很吃惊，忙问为什么。萧大夫回答说:“治疗晚了，体内的淤血药力已经打不开了。”送走萧大夫，陈同孙先生半信半疑。一个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倒不要紧；一个尚骑着脚踏车上学，倒十分危险。这如何令人相信？精确的诊断等于科学的结论。当时说这话是端午节前后，不久就炎夏来临，学校放暑假。已是卧床不起的陈夫人在萧大夫多次诊治处方服药后渐渐好了起来。而那位小姐却在暑假中日渐面黄肌瘦，秋季开学便病卧床头，果然在阴历八月上旬去世了。
由于萧龙友医道精妙，在古都北京，他的大名妇孺皆知，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推崇和信赖，被誉为北京四大名医之冠。当时有一句话:“南有陆渊雷，北有萧龙友。”连当时北京医院的德国医学博士狄博尔，对萧大夫的医术也相当看好。如遇到他们所谓的疑难杂症，总是要邀请萧大夫去他们医院会诊。在这之前，中医师能进入西医院会诊，尚无先例。
萧龙友先生1914年由山东济南奉调入京后，几经搬移，最后选中兵马司胡同59号(原22号)这所宅院，从此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当年，这栋宅院是由前后四座四合院组成，分为东院、西院，占地大约2000多平方米。迎门外是一栋影壁，两边各有四扇屏风门与院中半圆形花坛连成一体。萧大夫早年住在西院的后院北房，前院的北房曾是萧大夫看病的医室。西边前后院各有五间地下室。1956年后，西院出售，萧大夫移居东院北房。中间一间是祖先堂，东侧一间做卧室。后院的那棵有300多年历史的枣树属国家一级古树。1928年，萧龙友先生正
式弃官挂牌行医。医寓就设在这所宅院中。街门坊上挂了一块小木牌，上面亲笔写了“萧龙友医寓”五个不很大的字，木牌为酱红色底，绿色字。别看这块小小的牌匾，在当时的老北京却是件轰动的事件，在北京民间流传一副对子“言菊朋下海，萧龙友挂牌”说的就是此事。宅子的院门口从医寓挂牌起就移栽了一排古铜色的槐树，苍老遒劲，充满生机。后来，萧龙友先生看病的医室移到前院的平房内。每天早晨患者在门房排号直接到诊室依次就诊。萧龙友先生看病都是亲自开方，因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有不少患者把他的处方收藏起来，有的又裱起来作为书法作品。更有甚者出高价收购萧龙友先生的处方，一方面从处方中探讨萧龙友的医术，一方面也是为了珍视他的书法。
1930年，还是在兵马司胡同的大院里，萧龙友和孔伯华商议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培育中医后继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萧龙友虽年已八旬，他将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仍是念念不忘发展中医事业。1954年9月，萧龙友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时提出设立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1956年，国家采纳了他的提案，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1943年，萧龙友先生的女婿、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画卷。当年10月29日在太庙正殿展出，萧龙友先生在日本宪兵队包围太庙禁展前的两个小时，在女儿、著名书画家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太庙大殿，并为展览题词。
萧龙友先生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他在撰写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说到: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医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谓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萧龙友先生虽是人到暮年，却壮心不已，除担任全国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1953年那年被上级批准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1960年，萧龙友病逝，享年90岁。
萧龙友先生逝世后，兵马司胡同59号院并没有因此而没落，萧龙友先生的家人依然在大院中平静地生活着，但这样的生活仅仅维持了六年。1966年6月初的一天，兵马司胡同59号院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红卫兵在胡同里面破四旧，打砸之声由远及近，仿佛随时都要破院而入。萧家的女眷因害怕被抄家，就偷着把家里的旧东西拿到院子中烧掉，可恰恰就是因为烧东西时冒出的浓烟把红卫兵引来，红卫兵冲进了院子进行了抄家。所幸之事，萧龙友先生的关门弟子张绍重在此之前将萧龙友先生的医案及部分诗稿抢运出院子，免于浩劫。萧龙友先生还是著名的收藏家，也亏着在1960年萧龙友先生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后代萧瑾先生、萧璋先生将其一百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使其在十年浩劫中幸免于难。但当代、近代的一些名人书画等被红卫兵抄家时整整烧了半天，全部被毁。
如今，兵马司22号院已改为59号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派与繁华，从院内随时可见的私搭小厨房中飘起的炊烟让它与周围的大杂院看起来一样的平和朴实。只是，院中那棵300多年的枣树和院门口那排状如虬龙盘怒的古树依旧傲然挺拔，仿佛在向过往的人们讲述着这座大院不平凡的昨天。
参照:1.张绍重写《萧龙友先生小传》 2.祁建写《抹不去的记忆兵马司胡同》3.四川三台县萧氏家族简史
4.段平写《流民图的故事》
5.徐怀谦、李四平写《京城四大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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