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灯市口西街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二条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草厂胡同和灯市口西街，长170余米。清乾隆时称“风筝胡同”，宣统时称“丰盛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因与西城区的“丰盛胡同”重名，遂改称“丰富胡同”。
丰富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丰盛胡同10号，在胡同南口内西侧，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500平方米。街门面东，是一座随墙“小门楼”①，街门内迎面是一座贴着里院东厢房南山墙向南砌成的“一字影壁”，遮挡住通往里院的二门，街门南侧有两间南房，为外院。二门建在里院南房与东厢房之间，里院有北房3间，北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和两间南房。院内房屋的屋面虽然是合瓦清水脊，但墙体却不是整砖到顶的清水墙，而是被称为“四角硬、棋盘心”的墙体，即:墙体上下左右四周用整砖砌成，中间则是外罩灰皮的碎砖墙。
小院的规格和布局透露出它最初的主人应该是户“小康人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小门、小院、“小门楼”和“四角硬”的墙体揭示出其主人决不是高官富贾，既没有值得炫耀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更多的富余钱财。小院只能因地制宜，不过，小院的布局却是中规中矩，甚至可以说是颇具匠心。
二门建在里院的东南角，占据里院的“巽”位；街门建在外院东院墙的北部，将外院作为坐西朝东的独立院落观之，亦占据“巽”位，此谓中规中矩。“巽”，八卦之一，为木、为风，卦形为 ；位在东南，时寓晚春，意为吉顺。“巽”位开门在北京四合院中实为定例。外院狭长，在东南部位仅有两间南房，然而，里院的两间南房则占据外院的西北部位，使人疑为外院的北房；东南、西北部位的4间房屋与西南、东北部位的两块空地使狭长的外院虚实结合、错落有致，亦可理解为八卦图中间的“阴阳鱼”，只不过由圆形变成了长方形，此谓颇具匠心。
诚然，“风水”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古人也曾以“风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若是真有龙虎地，何不当年葬乃翁”进行讥讽。然而，对一所小院的营造却如此讲究“风水”，就不能不承认当年的营造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1949年，老舍从美国回国后托人买下这个小院。1950年3月入住。老舍对小院是满意的，也精心地进行装点，还在院子里种植了两棵柿子树，每到金秋时节，橘红色的柿子挂满枝头，老舍的夫人胡絜青还给小院起了个雅号——丹柿小院。
老舍在“丹柿小院”里创作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青年突击队》、《女店员》、《全家福》、《茶馆》，小说《西望长安》、《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杂文和曲艺作品等。话剧《茶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史诗，《龙须沟》则是新中国的赞歌。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然而，1966年8月24日，老舍走出“丹柿小院”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984年5月24日，老舍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建成老舍纪念馆。
老舍(1899－1966)，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第17国民高等小学(今方家胡同小学)校长。1923年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同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堂(今北京一中)兼课，在燕京大学读书。192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陆续创作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1930年回国，历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先后创作小说《月牙》、《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其中发表于1936年的《骆驼祥子》是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品之一，也奠定了老舍先生“京味文学大师”的地位，抗战期间，老舍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1944年创作小说《四世同堂》。1946年赴美国讲学。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北京定居，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8月24日，在太平湖蹈水而亡，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所致，后被平反昭雪。孙郁在《大爱者——老舍先生逝世四十年祭》中说:“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像他那样让后人痛心，其悲壮之志，让一切苟活者顿失光泽。”
老舍一生著作丰厚，有《老舍文集》存世。
老舍以笔名行世。于是，有人误认为老舍姓“老”，在济南居住时，房东太太称当时才二十多岁的胡絜青为“老太太”；老舍晚年也曾戏称自己为“老老”。老舍是满族人，除去汉化的姓氏“舒”，还有满族的姓氏，俗称“老姓”。老舍的女儿舒立说:“父亲这‘舒’姓是来源于‘舒穆禄’氏。”自家人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可是，启功先生却说:“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国学大师的解释也是入情入理的。
其实，老舍的“老姓”究竟姓什么已无关宏旨，老舍已经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说:“老舍，有如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在我们民族诸多的文学和文化天平上，显示着他的作用与价值。”
老舍是北京人，深深地眷恋着故乡。他在《想北平》中写道:“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像老舍那一代学者、教授大多有坐“洋车”的体会，与“洋车夫”有直接的沟通。鲁迅通过《一件小事》讴歌“洋车夫”纯洁的心灵，胡适和沈尹默也曾作诗叙述“洋车夫”生活的艰辛。然而，以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为“洋车夫”立传的却只能是老舍。因为，老舍是由穷孩子成长起来的大作家，与“祥子”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
老舍先生说:“穷人是不轻易掉泪的！”所以，《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在家里无端遭到欺负，全院人都为他揪心的时候，也只是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呀！”所以，《茶馆》中“王掌柜”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也只是对孙女平静地说:“跟爷爷说，再——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于是之先生悟出了真谛，把这两个人物演绝了！
若干年后，将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搬上话剧舞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焦晃先生出演老舍。在剧中，老舍这一形象串联全剧却没有动作，焦晃为此焦虑不安。于是，焦晃走进了“丹柿小院”，见到小院里始终有张小方桌，桌子上始终摆着一壶茶，供过往的行人歇歇脚。焦晃终于找到了老舍在舞台上的心理动作:“应该是站在台前，弓着身子让演员踩着我的背脊走向观众，让观众踩着我的背脊走上舞台，而不是一个指手画脚的主持人。”
剧终的时候，两边谢幕的演员纷纷退去，焦晃饰演的老舍却踏过“太平湖”向观众缓缓走来，说:“朋友们，我爱你们！”
剧场顿时寂静下来，继而爆发出震耳的掌声。观众们没有料到，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老舍先生正在向自己走来。
李长林摄
注:①小门楼，是墙垣式的一种，与屋宇门相比，等级低得多。
参考资料:《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爱者——老舍先生逝世四十年祭》(作者孙郁载《北京日报》)
《我生命的魂——十大名家之北京论》(作者王东王放载《北京日报》)
《过去了四十年》(作者舒乙载《北京青年报》)
《假如不曾有过老舍》(作者关纪新载《北京青年报》)
《老舍如何为儿女起名》(作者舒立载《人民日报》)
《焦晃:坚守“斯坦尼”》(作者娄靖载《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