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月，李何林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城一个贫民家庭，学名李延寿。李何林是他闻名于世的笔名。他是一个靠老师资助才上完小学和师范的穷孩子，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考上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上了两年之后，1926年秋，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国民革命军。主持口试的是沈雁冰。考取后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学兵团，在“学兵日报”做编辑。他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受到领导赞许，调到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25师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李硕勋，73团团长是共产党员周士第，这个团是叶挺独立团改编的。1927年7月，他经李硕勋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走进鲁迅世界
起义之后，他潜回故乡霍邱，和王冶秋等人参与建立了霍邱县地下共产党组织，同时担任霍邱县高等小学校长的职务，秘密做着发展党员的工作。1928年7月，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举行“文字暴动”，贴标语撒传单，全城震惊。身份暴露之后，他不得不避居北平。在北平，他找到了情逾骨肉的好友李霁野。不久，一起参加霍邱暴动的王青士、王冶秋弟兄也来到这里。当时，李霁野和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在鲁迅的组织和扶持下成立了未名社，找到未名社就是投入了鲁迅的世界。这时，一个新的领域引起他的注意——“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他开始潜心搜集和研究“革命文学”论战的资料，辛勤地剪贴抄录，分类编排，终于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那一年他29岁。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是一部和鲁迅有关的书，作者署名李何林。从此，他终生使用这个笔名。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受到鼓舞，他开始全面研究鲁迅，收集这方面的书刊文章。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编著成“鲁迅论”，那一年他30岁。虽然李何林没见过鲁迅，鲁迅却记得这本书，曾几次提起。
在抗日战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1939年编著成“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思潮论”赞誉“鲁迅是中国文艺界的唯一导师”。邹韬奋接受了这部书稿，并在上海出版。
和闻一多一见如故
李何林奔波在各地教书，用鲁迅的书做课本，受到学生欢迎。“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7月，李何林来到昆明，这里也是黑云压城，但他没有停止对黑暗势力的斗争，出任了文协昆明分会总务部主任。
1944年春，闻一多和光未然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9月，李何林收到老舍一封信，希望文协昆明分会响应总会号召展开募捐活动，救济贫病作家。李何林办事认真，开展了紧张有效的募捐活动。闻一多虽然贵为教授，一家人却难以度日，当李何林接受到闻一多的捐款时，极为感动。闻一多豪放、爽朗的性格使李何林觉得一见如故。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常举办各种集会，李何林与闻一多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演讲。闻一多疾言厉色，有时声泪俱下:“……真正力量在人民。”“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说:“鲁迅对，我们错了……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要和他们来往。”李何林曾深情地回忆闻一多，“他那目光炯炯、五绺长髯的严肃可敬的英姿，他那简劲有力带有情感的语言，表现了令人信服的内容，鼓舞了千万名群众行动起来！”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在国民党统治下充满白色恐怖。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被特务暗杀。15日李何林与闻一多出席李公朴追悼会，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向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闻一多被枪杀。李何林夫妇也被列入黑名单。他回忆说:“有人建议我也进领事馆暂避，我没有进去……我两次冒了危险到美国领事馆和民盟同志们联系，冒着特务的跟踪和逮捕的危险。我一直把闻李二烈士的善后工作办完才离开昆明。”
后来他到了南京，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请李何林夫妇出席“南京各界李闻追悼会筹备会议”。他在会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特务暗杀李、闻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行。会议之后，周恩来与李何林夫妇谈话时热烈握手。
古稀之年出任馆长
宣传鲁迅是何林先生的生活支柱。在岁月跌宕的生活变迁中，他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景仰:磊落博大的胸怀、坚持正义的勇气、耿直慷慨的性格、教书育人的倾心、严己宽人的品德、衣食住行的俭朴。“文革”中，何林先生受到了冲击，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条件研究鲁迅著作。1973年“鲁迅《野草》注解”“内部发行”，两年后公开发行。这是何林先生具有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鲁迅的生平及杂文”也在这一年出版。
1975年，鲁迅之子周海婴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毛主席对关于成立鲁迅研究机构的来信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随后，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对李何林的任命。
1976年2月27日，他成为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这一年，他73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对周海婴说:“我想来想去，让李何林当研究室主任最合适。”周海婴回忆:“王冶秋关于由何林先生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建议，我是十分赞同的。何林先生的为人以及他对于鲁迅研究的贡献我也是历来十分敬佩的。”
上任之后，何林先生每天准时上下班。他总是说:“工作太多，做不完。”“不能等，不能耽搁。”他认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事无巨细一抓到底。百务丛集之中，何林先生还兼任着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领域，他是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对学生说:“博士生导师的‘导’是次要的，关键在你们独立钻研。”在病重的情况下，他仍在家里听取博士生汇报学习情况。为了完成鲁迅研究室“八大任务”这个宏大目标，何林先生不顾年迈和眼疾的困扰，逐字逐条审阅文章，就连错误的标点符号也指出来。
十年心血，他领导和主编了“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还组织编撰了“鲁迅大词典”，设立了“鲁迅日记”注释组，扩建了鲁迅博物馆，革新了“鲁迅生平展览”。所有这一切，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事实。
何林先生说:“除了想想个人的生活外，还不要太自私，要多为人民着想，多为国家着想，多为人民和国家做些事情，决不做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留下的只是一溜粪的人。”
随时为大家着想
何林先生堂堂正正，一生清廉，自己的信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和邮资，寄书也是亲自包装之后到邮局排队。
他曾把得了肺病的学生叫到家里开小灶；为出身贫寒的学生订牛奶；把剪下的材料送给学生；他为鲁迅爱好者提出的问题回信解答；为青年作者撰文介绍。“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这一永恒的名言是何林先生终生奉行的座右铭。
1983年1月11日，国家文物局批准他的请求，准予辞去鲁迅博物馆馆长职务。1987年8月1日，入院第四天，他自知沉疴不起，亲制悼词:“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并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研究用。”
何林先生坦然地面对死亡，在病痛之中开始编选第三本文集“关于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他笑着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本文集，整理好了，我就是去见马克思也不怕了。”
如今，他离去已二十年了，而最好的纪念是使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身上延续。
青年时期的李何林
1976年春在北京，周海婴(左)、曹靖华与李何林(右)合影。
1956年10月，许广平莅津讲学时合影。
1978年10月9日在瑞士哥特兰岛，与该岛文物历史研究所和博物馆领导合影。左三周海婴，左四李何林，左六是王冶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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