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家就在东长安街东单十字路口附近的胡同里，所以小时候经常去天安门、故宫、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玩。
很多同学的家就在长安街路旁临街的院子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多小学是二部制，一个教室两个班用，每个班每天上半天课。不上课的半天，全班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在同学家或者在院子里做功课。那时留的作业不多，做完了就是同学们玩儿的时间了。我上的学习小组就是在一个同学家临街的院子里。那时同学绝大部分都住平房，全家一两间房。条件好点的，几个同学就围着一张饭桌写作业，条件差点的，搬几个小板凳趴在床上写，有时写高兴了，还会哼起歌或出个怪声，引起其他人的“攻击”。
夏天晚饭后，大人、小孩儿都到胡同里或者长安街边乘凉。大人都是大蒲扇、小板凳；小孩儿不怕热，扎着堆儿地疯跑疯闹。有时大人高兴，还会带上一帮孩子(不光自家的，还有邻居家的)去天安门广场绕一圈儿，东单离天安门就两站地，小孩儿跑跑颠颠地就到了。晚上广场特别凉快。孩子们就撒开了欢儿，疯到十点来钟，大人一声令下，孩子们就乖乖地跟着回家了。
那时的长安街两旁杨树特别高，树叶特别大。大树的叶子能把半个便道遮住，人在路上也觉不出有多晒。中午行人最少时，如果赶上刮风，刮得杨树叶子“哗哗”作响，好听极了。秋天，杨树叶子纷纷落下，大片大片黄黄的叶子，有的随风飘飘摇摇的，有的旋转着往下落，别是一番景象。同学们捡来杨树叶的茎互相“拔根儿”，谁的拉不断就成“老根儿”了。那时的长安街，路上也没有很多汽车和自行车，东单十字路口东西两侧的人行横道上还有安全岛，行人过马路遇有汽车，还可以站在安全岛内等候。
国庆节前后，长安街更是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彩旗、标语。维修华灯的工程车在马路边上换灯罩时，更让小孩子们兴奋不已。平常站在地面往上看，每个灯罩就是一个圆球，真要是摘下来，那真是太大了。每个灯罩的直径足有五六十厘米，要用一个大筐装着两个人抬。当时觉得太好玩儿了！从来没想过因为自己是小孩儿，感觉什么都大，什么都新鲜。
小孩儿最感兴趣的是国庆游行前的彩排。国庆前一般有两次彩排，为了减少对工作、交通的影响，都安排在晚上进行，长安街也是要临时戒严的。我们住在长安街边上的，站在胡同口就能看到各个方阵，各种彩车。逢十年大庆时要阅兵，男孩子更是兴奋，除了能看到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还能看到叫的出名的和叫不出名的武器、车辆。大家挤在胡同口，又蹦又跳，又拍手又叫，兴奋劲不亚于现在的“追星”，都是得大人叫了几遍才磨磨蹭蹭地回家。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的见闻绝对是炫耀的资本。
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就是人的海洋。高音喇叭里放的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晚会开始时有组织的，各单位围成圆圈跳集体舞。到了放礼花的时候，居民就可以进入广场了。不光是广场，东西长安街上也是人挤人、人挨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步行街”。大家脚往前挪，眼睛往上看，每放一轮礼花，就引来一片欢呼声。有一种礼花弹带有小降落伞，礼花开后，衬着天空的烟团，几十个小降落伞缓缓下降，引得人群一阵阵骚动，最后不管捡得着捡不着，大家都挺高兴。记得有一年国庆节的晚上，叔叔带我去广场，我穿了一件红色绣花的翻领毛衣，领子下垂了两个绒球。人多、兴奋，回家一看两个绒球挤没了，就剩了两条光秃秃的毛线带了，为此，我还心疼地哭了一鼻子。
冬天来了，长安街的人更少了，树都是光秃秃的，显得又高又大。雪后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特别好看。因为是寒假里，学生都在家，那时好多家都是爸爸有工作，妈妈不上班，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各家的老人、小孩儿，还有倒班在家休息(当时好多工厂都是三班倒)的大人们都出来扫雪，也不用谁招呼谁组织，扫了院子里的就扫胡同里的，再扫大街便道上的。扫完后，孩子们就可以撒了欢儿地玩雪。长安街的宽敞便道就成了战场，打雪仗、堆雪人。站在路边看长安街上的铲雪车推雪更是过瘾，觉得那车真神奇，一会儿就把雪都推走了。后来下乡到北大荒，看到100马力推土机也没有觉得太新鲜，因为人长大了感觉不一样了。
下乡、回城、工作、结婚，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地方，住过的平房也变成了一座座办公楼。但是只要一走到长安街，一走到东单，就会想起儿时的一切。
想那时，想那时的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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