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称谓比爷爷、奶奶还老一辈的人叫老爷爷、老奶奶。我的老爷爷大名叫卞隆元，他是我爷爷的二叔。据我奶奶说，我爷爷过世的早，扔下了孤儿寡母，老爷爷一生未娶，光棍一人，于是就一起搭伙过日子。
老爷爷祖籍山东，生得也是典型山东大汉，1.80米的个头。我1963年出生时，老爷爷已退休在家，人虽然是六十开外，但走起路来还虎虎生风，每天脸上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倍儿精神。相传老爷爷年轻时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所以在我们住的西廊下胡同德高望重，被尊称为“卞二爷”。.老爷爷平时沉默寡言，但一言九鼎，说出的话没有人敢“执拗儿”，遇到诸如大人打孩子、小夫妻拌嘴吵架等家长里短的事，往往都是老爷爷出面摆平。都不用说话，老爷爷走到窗根下，要不磕磕烟袋锅，要不就咳嗽两声，让屋里的人知道，他来了，顷刻之间，发生的争吵和打斗顿时“灰飞烟灭”。
回想起来，老爷爷每天的生活近乎单调，他每天就是一丝不苟地重复地做着他那几件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闩街门，老爷爷几十年如一日，从没打过顿儿。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二进的四合院，晚上也没什么娱乐，天一黑，将大街门闩上熄灯睡觉。我们家住外院，老爷爷自己住的房间白天总是敞着的，他坐在马扎上，一边喝着酒，一边和出来进去的邻居打着招呼，老爷爷其实就是院的守护神，邻居们出门前都要和老爷爷说一声:“老爷爷，上班去了，被子搁外面晒着呢。”“老爷爷，我上街买菜，您受累给看着门。”刮风下雨了，他会把别人家在外头晾的衣服被子放回屋去。冬天了，他会认认真真地把各家各户的风斗检查一遍，以免煤气熏着；冬天，他还会在邻居回来之前把火捅开，以让邻居一回到家，屋里就暖暖和和的。院里各家各户的钥匙藏在哪儿他都了如指掌。每天天一擦黑，老爷爷都会准时准点地站在连接里外院的过道处吆喝一嗓子:“关街门了！”其实院子哪家谁回来了，谁没回来他心里明镜似的，他关上了，晚上有人叫门，他还得起床再开。但他认为每天必须准时准点的关上街门——是规矩，也是他的责任。
小时候居住的院子内，六户人家只有一个水龙头。院子里有一口约近两米深的井，井里面有一个闸阀，一个回水阀。一到冬天，为防止裸露在外面的水管冻裂，就要将水井里的闸门关上，将回水阀打开，将裸露在外面的水管里的水通过回水阀吹出来，这样就不会使水管冻裂。
一到寒冬腊月，老爷爷都要在天黑之前将闸阀打开，各家将自己家的水缸灌满后再将闸阀关上，将水管里的水吹干净。这项工作，全部由老爷爷亲自完成。老爷爷在世时，我们院儿的水管没被冻裂过一次。寒冬腊月，他在完成这项工作时，完全就像一个将军，指挥着各家各户井井有条地将自己家的水缸挑满。如果有人不在家，他又像个士兵，给没有回家的街坊的水缸打满水。水管一旦关上，就不能再开。记得有一次，院内一位大哥刚从兵团回来，想和老爷爷叫“板”，有一天没有经过老爷爷同意，擅自打开了水龙头，接完水后，再打开回水的水龙头后，没有关上进水的闸阀，水井瞬间被灌满，以至于全院的人都拿着水桶水盆淘水。记忆中，老爷爷那天铁青着脸，叼着烟袋，一言不发，眼睛中流露出一丝的无奈。
另外一项嗜好，就是酷爱京剧，唱得有板有眼。上世纪七十年代唱的都是样板戏，电匣子里头听到的无非也是"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唱段。我是从老爷爷嘴中才知道，京剧还有梅程尚荀四大名旦，还有马老板、谭老板……我小时候特迷杨春霞的《杜鹃山》，老爷爷说:"你是没听过梅兰芳、程砚秋，那比她是棒多了！"老爷爷还经常给我灌输诸如京剧的《二进宫》、《龙凤呈祥》等骨子老戏。
老爷爷的喝酒也有规律。每顿二两。离我家有100米之处，有一个小副食店，记得当时两位掌柜的，一位姓姚，一位姓魏。小铺里头烟酒糖茶，针头线脑一应俱全。自打我学会走路，就开始执行起了给老爷爷打酒的"任务"，一毛三一两，我要早上起来打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记得我提着类似现在"小二"的那种瓶子，周而复始地完成着给老爷爷打酒的差事。老爷爷的下酒菜几乎囊括了所有食物，除咸鸭蛋、花生米为常用的之外，咸菜、残羹剩饭都是下酒菜，实在没有了，拿头蒜、就棵葱都能喝口酒。赶上老爷爷"官饷"，老爷爷会领我到宫门口东岔的酒铺下回馆子，两毛钱一盆小肚，一毛钱一碟粉肠，老爷爷端一个镶蓝边的酒碗，滋溜一口酒，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相，嘴角流出一丝笑容，那个时候也许是老爷爷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他深信男子汉大丈夫必定要有海量，所以从我会吃饭时起，就用筷子蘸酒喂到我嘴里，以培养出了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喝的"底子"。
虽然酒伴了老爷爷一生，但从来没见过老爷爷喝"大"过，他每顿二两酒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遇上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他还是二两酒，只不过是增加了多喝一次的频率。比如说晚饭时已喝完了二两，在他临睡觉时，还要把属于他的二两"找补"回来。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家家户户都忙着盖地震棚，老爷爷却从容淡定，仍旧二两酒，哼着"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心里笃定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老爷爷抽烟也很有规矩。他抽得是旱烟叶，每次托人在右安门附近一个烟铺买的一种味儿很"冲"的关东烟。我印象中老爷爷从没抽过卷烟。烟袋嘴儿是玉的，锅儿是铜的，由于老爷爷整天烟袋不离手，所以烟袋管锃光瓦亮。
对我这个重孙子，老爷爷近乎溺爱。以他力所能及之力，对我的“旨意”都言听计从。我小时候看电影入迷，那时候每到放假或礼拜天都吵着要去看电影。曾有过在红楼电影院看完《看不见的战线》，再跑到胜利电影院看一场《摘苹果的时候》的纪录，两场电影将近四个小时，老爷爷就在电影院门外等候。我在电影院过足了电影瘾，他却在寒风中伫立。
1977年，我记得还是冬天，老爷爷从人民医院看病回来，神情有些黯淡，而且破天荒地拎回一瓶1块7的“二锅头”，我问老爷爷怎么了，老爷爷脱口说了几句戏词:叹人生如花草春夏茂盛，待等那秋风起日渐凋零。为国家终日里忧成疾病，大限到阳寿终难保残生。若干年后，我才知这句经典唱词源自京剧《让徐州》。
老爷爷得了食道癌，而且晚期，已无法手术。医生说可做化疗、放疗延长生命。但老爷爷坚持不做，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七十有六，此生已够本儿，不用再做什么治疗。”又说“如果要治疗，也要有酒当药引子。”后来我清楚地记得，老爷爷认定以延续生命的治疗物为猪脑子泡酒，就着青核桃吃，据说这叫以毒攻毒。老爷爷挨过了一年多之后，原来强壮的身体，已是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发展到了连着数日不能进食，酒都难以下咽。一年后的国庆节，老爷爷坚持要我陪他去西四浴池里洗个澡。从我们住的西廊下胡同走到西四浴池得四五里地，老爷爷当时脚肿得已穿不上鞋。倔强的老爷爷淡然一乐，跟我说:“没问题，老爷爷走得了！”在洗澡中，以往一直给我擦背的老爷爷，第一次要我给他搓了背。老爷爷那天还理了发，认认真真地刮了脸，他知道他的人生要谢幕了，他要将自己梳理得干干净净。洗完澡后，我们走到广济寺旁的13路汽车站，老爷爷又是平生第一次说，咱爷俩坐站车吧。老爷爷实在走不动了。记得那天我们下车的时候是傍晚时分，火红的太阳正暮暮西坠，初秋的北京，地上已有沙沙的落叶。老爷爷扶着我的肩头，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人生的尽头。
几天后，老爷爷倒在我的怀中，溘然长逝。
老爷爷一辈子重复着某些平凡的事情，没有过惊天动地的事，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只是恪守自己的诺言和责任。外人都说老北京人身上有一种“范儿”。什么是“范儿”。其实谁也说不清楚。但从老爷爷身上发生的事，不就是点点滴滴反映出咱老北京人的“范儿”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