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到1980年，我在鼓楼东大街263号住了漫长的21年。其实，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丁玲主办的文学讲习所还在这座王府的大门上挂牌子的时候，我就到里面听过几次名人讲座，不过我并不是讲习所的学员。后来，讲习所停办了，大宅移交给了中央戏剧学院。本来打算把戏文系设在这里，没成事又改为戏剧学院的教工宿舍，一晃又过了几十年。
263号院儿这座王府的前门(正门)在鼓楼东大街，旧门牌为103号，后门却在草厂胡同口附近，旁边还有个小四合院。另一边相邻的又是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刘宁一部长曾住过很长一段岁月，我怀疑那是王府的另一半，因不善考证，至今存疑。
草厂胡同内还有草厂小学，刚好就在我院后门的对过，学校不大，只能容下几百名学生。
263号院儿距鼓楼城楼仅二三十步之遥，鼓楼的拐角就是马凯餐厅——北京正宗湖南风味、颇有名气的老字号之一。三角路边各有副食店两家，生活非常方便。
我住进263号院儿的头几年，还是个没有钻石的王老五，经常也在马凯餐厅吃大碗牛肉面，只花两毛多钱就吃饱了。后来成了家，我们也是马凯常客。
鼓楼后面的钟鼓楼附近，当时有个很热闹的小市场，每年秋天还能买到大闸蟹，一般的4毛多钱一斤，最好的、满黄的才卖5毛5分钱，真馋人！
263号院儿旧王府的前院，属鼓楼东大街地段，而后院则归入草厂胡同范围了。前后院的连接部分，东西各有一个月亮门，两个月亮门之间，是一片大约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有假山、葡萄架、石榴树、枣树、核桃树，还有一棵粗壮高大的至少长了数十年的老香椿树，此外，还有些花花草草之类的观赏植物。小花园的北边，是一座高台阶正房，面积不小，是整个王府最高级的房子，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罗兴达一家就住在那里。
罗院长平易近人，虽然是个老干部，却丝毫没有架子，经常拿着大扫帚，自己打扫那个小花园。罗院长一儿一女，也没有高干子女的毛病，一直和大家平等相处。“文革”第二年，我的夫人生了孩子，没有人给洗尿布，好在有罗院长家的老保姆兼管家替我们帮忙。罗院长的小儿子当时也还是个学龄前的小孩，调皮好动，自告奋勇负责替老保姆收集传送尿布。我那时住在后院的小楼上，离他们家很近，他一天数次跑上跑下，一边喊着:“有尿布没有？”也不嫌脏，还觉得挺好玩。几十年来，我们相处很好，一直保持来往，虽然各自都早已搬离263号这个大家庭。
263号院儿旧王府，充其量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大宅院，当时却住有三十多户人家，是很有点文化色彩的文艺界的散居大宿舍，其中不乏老一代和中生代、新生代的有成就的人才，说是藏龙卧虎，并不为过。内有中外戏剧史家多人，如廖可兑、祝肇年等，有戏剧理论界日后全国知名的谭沛生，有老一代的声乐家姜蝶，还有几位美术家、中央乐团的艺术家等等。新生代中，目前在美国音乐界颇负盛名的周龙，他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在这里成长的。还有，姜文和巩俐等人的恩师张仁里教授，也都在这个大宅院住过若干年月。当然还有更多默默耕耘的，教表导演的、教舞蹈的、教中学的……总之，这是名符其实的一个文化大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派到文学讲习所这里来进修的学员们，其中一大批已经成为著名的作家，也都在这个院儿住。
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和平共处几十年。经历过多少难忘的往事啊！其中，1976年大地震过后的一段日子，恐怕是至今最令人不能忘怀的。
263号院儿旧王府内，按理全是清代留下的平房，不知何故，后院却冒出一栋只有两层的小筒子楼，据说是沦陷时期日本人盖的。丁玲办文学讲习所时，就在楼下设大课堂，楼上有十余间学员宿舍，每间都只有10平方米大小。到了1976年，这栋小筒子楼已成危房，所幸大地震时并未倒塌，逃过一劫。我们楼上几家住户，地震后一时不敢住回去，成了无家可归者了，只好在罗院长的小花园内，临时搭起几个帐篷，每户一床，足足挤住了好几家。在这段天灾人祸接二连三的日子里，人和人的关系却拉近了。住防震棚期间，为了苦中求乐，交流感情，我们还包过一顿饺子，请罗院长一家共享，其乐融融。
当时的物质供应不好，大家又都是低工资，生活艰苦是可以想像的。那时，副食店往往出售大棒骨，我们院好几户也是常客，早早就排上队了。当时大棒骨才卖几分钱一斤，买上十斤八斤回家，把剔出的碎肉用来包饺子，然后用大锅熬汤，汤油可拿来炒菜，汤一再熬了几遍，最后把剩下的大棒骨晒干，还留作废品出卖，收购价也是几分钱一斤。这样精打细算，才知道什么是过日子。
到了节假日，为了点缀吉庆，副食店居然也卖拼盘大对虾，每盘摆上八只大对虾，外加一小块肥肉，才卖一块钱，即使这样，当时也并没有人抢购。
2002年我们一家人曾回访了263号大宅院故居。只见前院大门封闭，有几间房已被拆掉，留下一片瓦砾，而后院已经盖起许多小建筑，或作厨房，或作杂物间，只留下窄小的通道，勉强可以走过去，比大地震时，显得更拥挤。回想这座当年充满人文气息的院落，心中不禁感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