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民族精神DNA图谱

    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民族精神的DNA到了非保护不可的时候

    今春两会期间，教育部提出的“试点京剧进课堂”，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支持者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有裨益；也有一些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京剧一家，聚焦点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

    此前，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551名。至此，我国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精湛技艺的传承人已达777名，京剧大师谭元寿、梅葆玖等人名列其中。进入课堂，无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式之一。

    民族精神的DNA在消失

    几年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人为载体，主要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传承的艺术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民族精神的DNA，它代表了民族的标志和性格，更是一个民族对外展现的形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被称为重绘民族精神DNA图谱的工作。“失去了这种DNA，文化的多样性便消融了。统一的一种文化，对人类的未来很可怕。”

    田青的这种担忧在覃保来那里得到了印证。覃保来曾在湖南邵阳市文化馆工作，他1981年开始从事民间艺术抢救工作，20多年来跑遍了整个邵阳地区。他的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普查时，邵阳还有100多种民间艺术，2002年按80年代的普查线索去找，大部分都不在了，硕果仅存的只有26种。当年登记注册的366名艺人剩下57个。又过了几年，当地的7种民间艺术因老艺人去世，只剩下了物质陈列品。

    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加以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大量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海外。与此同时，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民族精神的DNA到了非保护不可的时候了。

    2005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随后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设立“文化遗产日”，还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成为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

    申报制难以跟上消亡速度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确定都采取了申报制。也就是由地方提交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后，再由权威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公示，向全社会发布。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由文化部等九个成员单位组成联席会，历时9个月，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相关部门，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提交申报的1300多个项目中，确定了518个作为第一批推荐项目，上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申报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短时间内有效集中了大批亟待保护的艺术种类。入选名录使一大批濒临消失的民间艺术脱离死亡线。作为国际上通行的保护方法，申报名录可以为国家建立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起到基础性作用。

    但这种保护措施也让一些关注文化遗产的专家感到担忧。作为北京文化门户——“老北京网”的创始人，张巍认为申报制不如普查备案制。虽然按照一定数量申报，但需要保护的民间文化和能够成功申报的却在数量上相差数倍。

    张巍认为，申报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一些未进入名录的民间文化仍然难以停下走向消亡的脚步，这样就没有达到保护文化的初衷。他说，“一些民间艺术只有一两位传承人入选名录，但究竟有多少传承人健在，他们还传承着多少‘绝活儿’，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文化遗产申报制应该改为普查备案制，建立科学的数据资料信息反馈系统，及时开展对马上要消亡的文化抢救性保护。

    传承人之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活态艺术”，以民间艺人的口头教授为主要传承方式。为这些老艺人创造传承条件、建立可持续的传承机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有效的方法。但现在，许多身怀绝技的艺人大多已到老年，普遍面临技艺失传、徒弟来源短缺等问题。

    今年已80高龄的李增恒把自己称为“和时间赛跑的人”，作为陕北秧歌传承人，他扮演的妙龄少女体态轻盈、风情多姿，因此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在从艺60多年的时间里，李增恒摸索出一套秧歌表演的技巧和动作，现在最让他着急的，就是找到几个能痴迷于陕北秧歌的年轻人来传授技艺。

    同样，被列入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的京西古幡乐已有400多年历史，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还能够演奏古幡乐的老艺人这几年相继谢世。如果不及时抢救，很多乐曲将会随着这些老艺人的离去而永远消亡。

    邻国日本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借鉴。日本早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并把无形文化遗产确立为国家法律保护的对象。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人间国宝”认定。“人间国宝”是指被个别认定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保持者，他们都是在工艺技术或表演艺术方面有绝技的老艺人。一旦认定后，国家就会拨出专项资金录制“人间国宝”的艺术资料，保存其作品，资助他们传习技艺、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正是这种尊崇和保护制度，使得“人间国宝”的作品收藏价值非常高。日本传统的手工纸、手工伞、漆器、雕刻等多种古老手工艺，因此得以高水平地保留至今。

    市场化不是救世主

    在寻求保护和发展的道路上，许多民间艺术都尝试着市场化运作。对传统的乐器或制作工艺进行改造，组织表演或展出，以期获得收益用于进一步的发展。

    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典范。这一改编剧目起用青年演员出演，并融入现代审美法则，它在一片争议声中进入市场，却受到了惊人的好评，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如今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已超过百场，观众大多数是青年人。这出戏救活了苏州昆剧院。

    有两千年历史的陕西华阴老腔曾是受当地群众喜欢的皮影戏，作为家族戏，老腔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让这一剧种后继乏人，近年来几乎衰落成只有华阴张氏家族中几位老人还会哼唱的小调。通过将演奏和唱腔脱离皮影表演，去掉皮影小舞台，让艺人们回到大舞台上，这一地方曲种得以重获生机，不但参与了话剧《白鹿原》的表演，还被请到北京音乐厅进行专场表演，老腔被赞誉为“黄土地上的摇滚乐”。

    但一些对民间艺术的改造显然过了头。传统乐器表演变成了中式乐器“大杂烩”、民间手工艺品沦为流水线上的粗糙复制品、地方戏曲被声光电钢丝等各种现代设备进行重新包装。田青质疑说，“这是保护，还是毁灭？”

    目前，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的开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田青认为，在制定文化市场化的政策时，对于一些非大众化的文化产品，应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

    受访专家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碎片化、拼盘化，在市场上失去了自由的民间艺术只有靠趋时和复制来维持生计。用不了几十年，我们可能只剩下少量的遗产旅游点和产品了。这种失去传统和自由的所谓产业化运作，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

    文化需要系统性保护

    在今春“两会”上，多位代表和委员呼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说，我国现在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应加快立法进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流失出去。比如少数民族服装，前些年就有很多西方人到贵州大量搜集以前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头盔和绣花衣服，法律上却没有限制出口的规定。齐鲁的古典家具非常有特点，而现在齐鲁大地已基本看不到这些家具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冯骥才说：“我国文物保护法是保护物质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虽然目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很大提升，但是还缺一个保护，就是法律保护。”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普及，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季平认为，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将在当地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融入课堂教育中。据了解，延安市已试点将腰鼓表演纳入体育课、将剪纸纳入手工课。

    多位专家认为，“进课堂”试点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分层次进行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对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组织参观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启发他们的兴趣；对中学生可以选学一至两门技艺，培养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力和爱好；在大学生中，则应重点培养艺术人才，从中发现创作及表演新星，并提供创作设计经费，进行市场测试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