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四合院

  和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一样，我也出生在一个四合院里。不过我们那个四合院，不是在城里，而在北京西南方海拔1870米的高山上——房山区蒲洼乡宝水村。

  那里曾经是华北的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可是在哪本地图上也找不到“宝水”村，只能找到“鲍尔水”，上世纪就连通往我们那儿的长途汽车，站牌上写的也是“抱儿水”，其实这才更接近我们的乡音。即便是此刻，随手打开北京地图网的网页，看到的仍然还是“鲍尔水”，而不是宝水。高山改变了我们说话的音调，高山也阻断了正确地名的传播，直到互联网时代的今天。

  相同的北京文化、相同的北京习俗，即使在高山上也有四合院，不过我们那里的四合院和城里的也有很多不同。

  与城里的四合院相比，这里最大的不同在于建筑材料，不用砖瓦、不用泥，全部用石头。房山以出产石板闻名，所以房山人管河里大块的鹅卵石叫“大板儿石”，管大米里的沙子叫“小板儿石”。石头的概念在房山人的语言中已经完全演化成为“石板”和“板儿石”了。

  我们家那里盖房全用石板，山上土很少，砌墙完全是用小块的碎石板干插起来的，这可是个技术活，恐怕城里的八级瓦工也砌不了这样的墙。插起来的墙也不像城里是什么二四墙、三七墙，比这都要厚，也保暖。

  房上的“瓦”更得用石板了。好“瓦”讲究块儿要大、要薄。这样房上的重量就轻，房子也才牢固。

  盖好了房，墙的里外要抹上白灰，叫挂袍。然后外墙再在白灰上面刷上青灰——我们那儿叫坩儿土，讲究的还要在坩儿土上画出砖缝儿，乍一看和砖瓦房一样。这就是“青堂瓦舍”了。

  那时房山盖房分满装秀、半装秀、老阳儿出和酱猪头四种，盖得起四合院的主儿，当然都是满装秀了。所谓的满装秀，就是和城里四合院的房子一样，前脸儿下半截是墙垛子，上半截全是窗户。这样的房子外表气派、里面非常亮堂！我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的房子都是一座一座的四合院，它代表着中国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几代人同居一处的核心家庭的传统。

  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村子里最好的一个四合院，两扇朱红的大门旁边还各有一个木头的门墩儿，不过不像城里的门墩儿是立着的，而是横着穿过门框卧在地上的。也有大门道，可是我们家的大门道吊顶子，而且不是从房檐吊起，吊的顶子比房檐还要低，为的是顶子上面可以存放东西，人从朝着院子里的那一面可以上去，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上去玩儿。

  我们家住的就是这个青堂瓦舍的五间大北房，还有两间牲口棚、一间煤棚子，那是我爸爸、妈妈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我爸爸是我们家乡的游击队大队长，打日本、斗土豪他是头一个，妈妈也是积极分子。解放后爸爸当了乡长，妈妈是妇女主任。

  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缺医少药，我四岁那年妈妈就去世了。白天爸爸经常带着我去霞云岭、堂上开会。晚上天一黑，我就困了，躺在炕上紧紧拉着爸爸的衣服角，怕他走了，可是等我醒来他还是走了，又去忙工作了。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时，我才七岁，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家户户砸锅卖铁大炼钢铁，高山上也建起了土高炉。家里不做饭，生产队就成立了集体食堂，全队的男女老少都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吃饭，院子里摆满了桌子，大家随便吃。虽然没有什么好吃的，可是能够吃饱，还是让我们高兴不已。只是没有两年的时光，食堂就散了，老百姓家里也没有粮食了，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四合院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热闹的情景。

  爸爸的工作却更忙了，夜以继日的工作，经常见他用胳膊肘顶着胃，皱着眉。在我九岁那年，爸爸也去世了。父母都没了，我也从五间大北房搬出来了，搬到了旁边的牲口棚，生产队给垒了墙，安了门窗，我从此就在这里安了家。那五间北房改作生产队的粮食仓库。

  家里没有了父母，恰逢整个国家也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那时虽然我还小，但一切都要自己照顾自己。生产队里给一点粮食，吃菜要拿钱买，我没有钱，就只能吃野菜。盐也没有，只好向邻居要一点腌咸菜的汤儿当盐吃。

  看见别的孩子上学，我非常羡慕，经常到放学的路上眼巴巴地看着村里的学生排着队、唱着歌回家。在政府的帮助下，我终于也上了学，老师还给我起了大名叫梁淑兰，学校可以不收我的学费，但是却没有能力供给我书本，老师就把上一年级同学用剩下的书给我看，用大家考完试的卷子背面给我订成本子，把同学们不要的铅笔头儿给我用。写大字时也要等同学写完了，我才能借别人的笔墨写两笔。虽然我没有爹妈，没书没笔，可是我学习照样努力，并且暗下决心，决不落在同学的后面，决不给父母丢脸。

  课间我和同学们一起滚铁环、踢毽子、玩儿丢手绢儿的游戏，那真是我童年里短暂的幸福时光啊。

  放了学，别人可以玩儿，我还得忙着趁天黑之前背煤、拾柴火，自己做饭。山里天亮得晚、黑得早，不然天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连盐都吃不起，哪里还有钱点油灯啊？村子里有煤窑，社员只要一年去花上三两块钱就可以给你往家里送煤烧，我只能花五毛钱自己到窑上去背煤，烧火做饭取暖。自从爸爸去世，我就自己背着背篓背煤。年纪小，力气也小，每次都背不了多少，所以三两天就得背一回。放学以后，我从来没空儿和同院的小伙伴玩儿过。夏天的晚上，我坐在自己“家”门口，漫天的星斗和我做伴；冬天的晚上，我坐在炕沿，看着通红的灶眼编织着我的梦想。

  读到四年级我就结束了学习生涯，因为要继续读高小就得自己背着粮食到十五里地外的蒲洼乡里去念，山高路远，冬天还要起早贪黑，没有父母的照顾，我不敢去，只好放弃了，开始在生产队里干活。和我一般大的队长、组长等“干部”，都可以挣到8分，我就只能挣4分。就这样到了年底，除去生产队里分的口粮之外我还拿回了40多块钱。从那一年起我就算“成人”了，因为我已经可以自己挣钱了。我一年一年长大了，国家的经济也一年一年好转了，在政府的照顾下，我也开始到公社的修配厂上班。1970年，我被招为国家正式工人，从此告别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四合院，离开了家，到了山外边的坨里，后来又到了城里。

  不管走到那里，我都会在数不清的梦里一次次的回到家乡宝水，回到我的那两间牲口棚，那里虽然只留下我童年时艰难苦涩的回忆，但也同样是我温馨的家——它曾经为我遮风挡雨、毕竟在寒冷的冬天，通红的炉火曾经带给我无限的温暖，通红的炉火照亮了整个房屋，也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教会了我要顽强的生活、工作。

  离开家乡以后我也曾回去过几次，回到父母的坟前告诉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当年的“小五保”已经长大成人，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次回去我都要看看我住过的牲口棚，虽然房子还在，可是门窗全都没有了，连门框、窗户框都没了，家里仅有的家具——桌子、板凳也早就不知去向了。当年的“家”，永远留在我一人的心里。

  近两年我再回到老家时，村子里的四合院已经所剩无几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宽敞明亮的北房，砖墙、铝合金门窗。年轻的一代已经没有人愿意再住东、西、南房了。这既是房屋形式的改变，也是偏远山区农村家庭观念的改变——变“四世同堂”，为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了。

  我也曾经想过：北京城里需要保护四合院，作为人文景观房山区高山上的四合院，是否也有保留的必要呢？当地在开展生态乡建设、民俗旅游的同时，能否留下一两所“高山上的四合院”给后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