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称“堂子胡同”（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清代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将此“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二条”，后复称“东堂子胡同”。
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弟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蒙古人，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368平方米。现在的街门是利用一间倒座南房后辟的，无规矩可言。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当年，一进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厅。
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蔡元培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蒋观云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5年，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来敬献了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会活动家，更以职业教育家闻名于世。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也以有“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长；而且，他担任校长的时间也不很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却非常大，说到北京大学校长，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韵味。
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北大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加自修。”
进德会会员分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先生堪称“士”之楷模。冯友兰认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还伟大。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认为教学内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戏曲、小说等课程，在教师的选择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顾颉刚回忆：“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从当时北大教授的年龄结构看，既有年过花甲的辜鸿铭，又有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无大学学历，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见到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穷元次疑论》，毅然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北大就对学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还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开放女禁。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
一位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的先生对我说：“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解放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确实很有意义，但我在实际中始终没能做到。”
对于教育，我是外行；对于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头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们为何要缅怀蔡元培》。文曰：
“我们缅怀蔡先生，其实是为了一浇胸中之块垒。四年前，北大改革轰轰烈烈，但最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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