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声声

  据说前门大街要建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恢复老北京的一条风景线，不过都说有轨电车是“铛铛”车，更有说是因为车轮撞击铁轨发出的声音铛铛响所以叫铛铛车。也难怪这些年轻人没有见过，所以有人带头就跟着喊。的确，有轨车车轮经过铁轨接口处会发出“更等”、“更等”的声音，而不是“铛铛”声。有轨电车司机为了躲避行人而踩踏的铃声用汉字不容易表达出来，发出“得央、得央、铃得央——铃得央”，有时司机特意踩出花点，非常悦耳。所以老北京人管它叫“得央”、“得央”车，而且第二个“得央”要带儿音。

  我今年八十三岁，七十年前，我十三岁时考入了北京电车公司修造厂充当工徒，学修车造车，到六十岁以八级工匠退休，和电车打了一辈子交道，愿意和没见过有轨电车的年轻人，侃一侃大山，说一说“古”。

  北京电车公司成立于1924年，所在地是西总布胡同，由法商和华商合办的，公司设有营业处和工程处。营业处管车路运营，工程处下设修造厂、轨道科、架线科，地点在崇文门外法华寺。发电厂设在通州东关外，运河旁为火力发电。有两部透平机，发出3300伏交流电，输送到崇文门外城墙根往东第一道垛口处的变压厂，再变成550伏交流电，送到王府井西边的御河桥，南变流厂变成550伏的直流电，输达到电网上。北海北门西边龙头井还有一个变流厂。

  当时有轨电车共分七条运营线。

  一路红牌：由西直门经马相胡同——崇元观——新街口——护国寺——太平仓——红罗厂——西四牌楼——缸瓦市——甘水桥——西单商场——西单牌楼——六部口——三座门——司法部街北口——西交民巷——前门——大栅栏——珠市口——山涧口，到天桥。

  二路黄牌：由北新桥，经船板胡同——十二条——九条——六条——四条——东四牌楼——灯市口——青年会——西总布胡同——东单牌楼——王府井——御河桥——公安街——前门——大栅栏——珠市口——山涧口——天桥。

  三路蓝牌：由东四牌楼——灯市口——青年会——西总布胡同——东单牌楼——王府井——御河桥——公安街——司法部街北口——三座门——六部口——西单牌楼——西单商场——甘水桥——缸瓦市——西四牌楼。

  四路白牌：由北新桥——梁家湾——交道口——小经厂——锣鼓巷——宝钞胡同——鼓楼——地安门——北海——东官房——厂桥往南往西到太平仓。那时没有平安里，平安里是前清八大铁帽子王庄亲王（博果铎）府所在地，所以四路电车经南绕道毛家湾往西再到太平仓，和西四北大街太平仓接通。

  五路绿牌：由崇文门——苏州胡同——东单——王府井——御河桥——公安街——司法部街北口——三座门——六部口——西单牌楼——石驸马大街——到宣武门。

  六路粉牌：由崇文门——花市——磁器口——水道子——三里河——过街楼——珠市口——板章胡同——石头胡同虎坊桥——和平门。后来把虎坊桥到和平门的铁轨拆了，改到菜市口。

  七路灰牌：天桥——天坛——先农坛——永定门。

  车路运营职工等级分为员、生、夫——查票员、排车员（即调度员）、司机生、售票生、搬道夫、清道夫，最高是稽查。

  当年铁轨交叉处，由扳道夫用T型管拧子扳道叉，用来改变行车路线。因电车轨道不是工字轨而是槽型轨，必须由清道夫清除槽内杂物，用木柄铁头叉子，随走随推，避免车辆出轨，行话叫“掉道”。

  当时东单站的扳道夫叫王训高，是192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默默地作党的地下交通员，1948年被国民党特刑庭逮捕，1949年解放后才出狱，被调到修造厂当清洁班班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认为地下党被捕就是想当然的叛徒，进行批斗，后来因他是一名搞清洁卫生的工人，不影响夺权，也就不了了之了。

  要说起车，当年车辆底盘是法国进口的叫DK型，两部直流电机，每部是30马力，车厢是北京自己制造的，完全是木结构，车厢外皮是由8厘米宽的木条拼成。司机的控制器叫电缸，司机用左手控制电缸上的转针把，顺时针方向由5点的位置到12点位置上，为八挡速度，叫八个字，也叫八道线，转针把逆时针方向旋转，由5点逆行到1点处，是7个字的电闸，是紧急制动用的。一般制动由右手操纵手闸，手闸在车厢上顺时针旋转，车厢下面狗头轮同时旋转，把铁链旋紧，铁链带动闸瓦，闸瓦抱紧车轮，而进行制动。法制DK型机车共66辆，车号是1号至66号，拖车是30辆，车号是201至230号。另外两辆机车是洒水车，两头是司机台，中间是个大水箱，在马路上洒水，行进时由卫生局的卫生警察（大檐帽是绿箍）押运。后来洒水车停运了，改装成纳凉车，车厢两侧没有挡板，只有四分铁棍焊成的花档格，可以通风，作为夏季游览观光车，跑了两年也停运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日本进口了六辆八轮车，气闸、汽笛，车厢外皮是铁制的，比较先进，车号从501至506号，是用汽笛警示行人。后又从日本进口了10辆二手旧车，车号是301至310，车没有门，只用铁链连上，车型较小，像个花篮，所以我们称它花篮车，跑了一年全部报废了，只好改成了拖车。

  我们一进厂充当工徒，一天挣3毛2分钱，学徒三年升练习工匠，一天挣5毛2分，再两年升正式工匠挣7毛2分。1939年一个法国职员回国离职费是7000元，和中国工人的待遇差距是天壤之别。工人一天挣几毛钱，这在日本鬼子没来前，以大洋（银元）计算，生活还算过的去。沦陷后，物价飞涨，汉奸政府发行的伪钞，票面上印有孔子和天坛画面，所以当时的传诵这么一句话“孔子拜天坛，五百顶一元”，也就是说物价疯涨了五百倍。我们一天挣3毛2分钱，就吃不饱了。那时候，大家合伙给鬼子来怠工，上班泡汤，少干活，坏车修不好，大部趴窝在厂内，最严重时全市只跑一辆有轨电车。

  1949年北京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电车公司，书记是王镇武，延安来的;经理许步宁，是解放区衡水老县长，都非常平易近人。那会儿工人工资改为小米，每人每月二三百斤，能吃饱饭了。

  老干部对我们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们就是工厂的主人，要你们当家做主，大家积极性非常高，夜以继日搞起了“百辆车运动”，把长期趴在厂里的坏车修复起来，迎接1949年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大家轰轰烈烈的干劲下终于完成了任务，孰料在4月28日夜里厂房起了大火。当时正是变流站停电维修时间，厂内停电，工人无法把车开出，只好往出推。有58辆车都烧成了空架子，大伙儿当场都哭了。当时，周总理都到了现场。

  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又搞起了第二次百辆车运动，迎接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时，毛主席见到电车工人的门旗时，亲自喊起“电车工人万岁”，我们都兴奋极了，激动万分，高喊万岁。

  解放后，百废待兴，北京作为首都，日渐兴旺繁荣，百辆有轨电车远远不够用于城市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府把国民党时期的公共汽车公司的一百辆美国造的道奇牌（DODGE）公共汽车，连同260名职工全部调到北京，担负北京公共交通运营任务。当时南京还有一个江南公共汽车公司，留在了南京。但是运力还是紧张，我们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1952年我们修造厂决定自己造车，利用原来进口的500型为蓝本，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所以叫52式有轨电车。底盘是八个轮、气闸、汽笛，但不是铛铛车了，原来的铛铛车是四轮，手闸脚踏铃。这种车先后共造了62辆52式，车号为507至569号。

  1957年，工厂转产，设计制造“京一型”无轨电车，这种车的优点是无污染、无噪音、无铁轨，节省了大量投资。路面也显得整洁。先后共造了400多辆，逐渐代替了有轨电车。

  当时有人建议保留一条有轨线路，但都没留住，铛铛有轨电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我们电车工人大都有绰号，彼此称呼代替了原名，例如：“小一号”他姓丁，是一号司机，个头小；“蜡人”是因为面色蜡黄；“夜壶”因他姓胡；“肾亏”因他腰痛；“善人”因他待人和善，一生没和别人红过脸；“二牲口”是善人的弟弟，性格和他哥哥相反。我叫“窝头赵”，是因为家穷，每天上工带饭都是玉米面窝头，到豆汁摊来两碗豆汁一碟咸菜充饥，“窝头赵”就当我这篇文章的笔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