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寓所—韶九胡同23号

    韶九胡同属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自东向西沟通王府井大街与东黄城根南街，长300多米。胡同南侧有支巷通锡拉胡同，北侧与北官场胡同相通。

  明代，称“烧酒胡同”，因有光禄寺所属烧酒作坊而得名。清宣统时以其谐音改称“韶九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人民路七条”，后复称“韶九胡同”。

  韶九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韶九胡同12号，在胡同西端北侧，坐北朝南。1951年9月，登记为“万寿关帝庙”，有房屋44.5间，建筑面积为640平方米，空地面积为315平方米。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载：“据50年代调查，主要建筑原有山门殿、前后殿以及配殿、配房。山门殿为硬山筒瓦顶，前带抱厦，悬有乾隆辛卯年（三十六年、1771年）题‘护法安僧’木匾；前、后殿均为硬山箍头脊筒瓦顶，殿内分别供奉泥塑十八罗汉、雷公、菩萨等神像几十尊。1985年调查时，除存留三间配房外，其余建筑均已拆除盖楼。”楼房为一栋六层居民楼，楼号为“东黄城根88号”。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时居住在“万寿关帝庙”中。

  康有为（1858-1927），近代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后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名噪一时。

  康有为人生最为精彩的两笔是“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故“公车”被后人引申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此次事件遂被称为“公车上书”。参加会试的举人都是盼望在仕途一展才华的社会精英，他们的联合行动自然震惊朝野，康有为更以领袖群伦的作用而名声大振。

  康有为中举后，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到职，却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并让其弟子梁启超为《时务报》主笔。“风声所树，举国倾动，未及一年而变法自强之思想四方勃兴……康、梁之名亦一时震于宇内”。康有为遂有“康圣人”之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又成立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得到军机大臣翁同合等人的支持。“四月，帝以外交急迫，决意变法，下《定国是诏》。于是，以侍读、学士徐致靖之荐，召见康有为，垂问天下大计。”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之后，光绪皇帝又召见梁启超，让其“办理译书局事务”，掌握理论宣传大权。维新派人士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加赏四品卿衔，着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

  康有为感激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凡有所见无不上达，帝亦言无不从。自四月至八月，革新之诏不下百数十通，雷厉风行、中外震动。”

  这场发生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0日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扼杀了。光绪皇帝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最为悲壮的是谭嗣同等六君子引颈受戮。

  谭嗣同决意用自己的热血唤醒国人，在狱中墙壁上题写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父谭继洵则有字字泣血的《哭子殉难联》：

  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康有为出逃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并任孔教会会长，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还积极参与“张勋复辟”，有逆历史潮流。据说，在军阀角逐中，康有为看好有“儒将”之称的吴佩孚。在吴佩孚五十寿辰之时，康有为曾献寿联：

  牧野鹰扬，一世英名功半倍；

  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还去了一趟北极。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在武汉大学举行《极地变化与人类活动》学术讲座时披露：“1908年5月，康有为曾经到达北极斯瓦尔德群岛的那岌岛，该岛位于北纬84度附近……康有为是有据可查的到过北极的中国第一人。”对此，康有为有文字记录：“携同璧（康有为之女）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夜半观日将下来而忽”，并有注释：“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幕，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艳。”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极昼现象。

  对于这位“康圣人”，天津相声名家苏文茂先生在相声《文章会》中敢拿其抓哏；以铮铮铁骨著称的梁漱溟先生对康有为更是颇有微词。

  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回忆康有为，说：“康有为他有他的价值，不过他的价值是在他比较早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越到后来他越是不行了”。还说：“有一个四川人廖平，康有为的许多见解和特别是对古书的看法吧，他都是从这儿来的，从廖平来的，旁人都是这么说，他是窃取了廖平的东西发表……《大同书》嘛是一种，用不好的话说吧，是一种做梦的书，不算什么学问。”

  梁漱溟在书中还揭露了康有为不太光彩的两件事：一是康有为曾将西安城南卧龙寺古代版本的佛经偷运出来想据为己有，被当地人发现给追了回去；二是康有为以自己的声望向当时的中国银行副总裁余凡澄借了一幅古画，言明“回家观赏两三天”，结果是到期不还，逾期不给，余凡澄急了，带着一伙子人到康宅将古画强行取走。

  1923年，康有为结束了流亡生活，到青岛定居，悠闲自在。先生对青岛的描述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如今，青岛人正按照“康圣人”的描述打造青岛市的形象。一句八十多年前的话成为城市建设的现代理念，当初说这句话的人难道不是先知先觉？！

  圣人就是不同凡响。

  参考资料：《清鉴》（印鸾章著 北京市中国书店）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谭伊孝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康有为是中国赴北极第一人》（载《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