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学过绘画,但近两年尝试着用泡沫塑料做周总理画像,并要做出木刻效果。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成功了。挂在墙上,亲朋好友看到了都很喜欢,于是我就再做送给他们,后来还专门装裱在镜框里,已经送出60多个。我为什么要用泡沫塑料做总理像呢?那就是缘于对总理的敬佩! 感谢日本记者寄来照片 我早年有和周总理工作的经历,在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那是我在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时照的。 1959年9月,周总理邀请76岁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访华,松村是战后访华的自民党上层政治家,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于是由松村谦三等三位原日本大臣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随行的还有一个由十几位记者组成的记者团。我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负责外国记者工作,于是有幸陪着松村访华团及随行记者团走了大半个中国。北京、西安、兰州、延安、重庆、三峡、武汉、上海、广州、昆明、桂林等等,大大小小我们走了十几个城市和地区。 1959年9月,周总理陪同日本代表团参观密云水库,崔彬(左二戴眼镜者)正在做翻译。 这张照片是总理陪同代表团参观密云水库时照的。照片中总理正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位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拍的,他回国后洗出来寄给了我。我非常感谢他,真难得他有心给我寄来,让我至今都有美好的回忆。 这张照片一直在我的抽屉里珍藏了几十年,前年才拿出来放大挂在墙上。我过去从未和别人谈到过曾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事,正因为有了这张照片,我才讲了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故事。女儿说,“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可以与大家分享,更可以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这张照片还让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那是在1949年9月份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上,会是在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的。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能够作为一名翻译参加会议,看到总理为会议万般忙碌,感到激动而荣幸。 我做六国饭店boy最合适 当年有四位外国记者前来采访,即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意大利团结报特派记者斯巴诺,朝鲜中央通讯社特派员智龙成和李同建,我被新华社委派给两位朝鲜记者做翻译。10天左右的会议,我天天都能见到总理,虽没直接接触,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最忙!他总是忙前忙后! 周总理一直忙到10月1日下午的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和两位记者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台阶上楼处的正面。下午2时50分许,毛主席、周总理和代表们,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走上天安门城楼。上来后毛主席从最边上的人开始握手。当他来到我们面前时,他一眼看见穿西装的朝鲜同志,便问:“你们是?”我立即回答说,他们两位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专程来采访政协筹备会全程的。毛主席说:“噢,欢迎,欢迎”,边说边和我们握手。 从那以后,每年都有几次机会见到周总理,见到他忙碌的身影。那时每到国庆节,人民大会堂就会有一系列活动。国庆宴会后,来参加活动的领导和各国嘉宾及各界人士有的在剧场、电影厅,有的在游戏厅或舞厅,可是总理却一会儿到这厅看看,一会儿到那厅走走。看看是否都安排好了,是否都进行顺利,各处他都要检查到。那么各国记者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他们跟着总理穿梭于各厅之间,我作为翻译自然要跟在后面跑。当时我就非常敬佩周总理。我记得当他走进舞厅时,就会有许多女同志要求跟他跳舞。周总理舞跳得很好,他也总是高兴地答应她们,一曲未完,他会中途停下来,有礼貌地示意他要和另一个在旁边等候的女同志跳,看着他那标准的舞姿,我心里想,恐怕只有这会儿总理才能放松一会儿,休息一下吧! 一次我正和几位日本记者说话,忽听到身后传来“你好(日语)”。一看是周总理,大家高兴地围住他,夸他的日语讲得好,他说“像我这种人作六国饭店的boy最合适!”周总理幽默风趣的话一下子使气氛热烈起来,谈话进行得无拘无束。 建“防空哨”总理救众人 1954年夏,由横田实为团长的12人日本记者访华团来到中国,那次周总理是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他们。我们工作人员总是要先到现场做准备。在接见前20分钟时,周总理来了,他总是在各级领导人和外宾到之前来检查各项工作。他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问你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等?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近距离接触总理。我说:“我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叫崔彬”。 大约是一年后的又一次外事活动上,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说:“你叫崔彬,在外交部工作。”我简直太吃惊了,总理每天那么忙,要处理那么多事情,见那么多人,居然能一下就叫出我的名字,太了不起了!我真是为他超人的记忆力折服了。这不仅仅是记忆力超人,更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大家,装着全中国人民!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我要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战争的胜利。 1951年7月我作为中外记者团的一员赴朝鲜开城,当时因工作需要多次来往于开城与平壤之间,因为美国飞机的轰炸,我们乘坐的吉普车都是走夜路,只要将有飞机出现,就会听到枪声警示,这是因为路上设立了很多“防空哨”,听到枪声汽车就立即把灯关掉,这样避免了大量的死伤。我直到回国后才知道这个“防空哨”的建立是周总理提议的,原来我几次脱险都是托总理的福啊! 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内有无数的事情让总理操心,可这边战场上的大事小情也时时让他牵挂。那时志愿军战士穿的衬衫都是套头式的,只有军官穿的是开襟的,如战士受伤或遇紧急情况,由于脱衣服很不方便而耽误时间,以至于影响抢救效果。总理知道了就立即指示战士的衬衫也改为开襟式的。 志愿军冬天穿的棉衣很容易在作战时挂破,露出棉花又难看、又难处理,周总理知道此事就建议在棉衣面上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供应前线。他还亲自到北京的一些机关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 1979年我回到了阔别四十二年的家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是在家乡也会听到不少乡亲们讲起周总理的故事,他们讲得激动,我听得也激动。 1962年周总理到延边视察工作,当群众听到总理用朝文向大家问好时,都感到特别亲切。总理从吃到住都决不搞特殊化,就是看演出,他也自己掏钱为他和工作人员买票,总理嘱咐:不搞欢迎仪式、不设专席,演出该几点开始就几点开始。他白天下去视察工作,演出开始后总理才回来,于是他悄悄地进了剧场,在演出结束前,他怕惊动大家,又悄悄地提前退场了…… 没有周总理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他力挽狂澜,多次在危机时刻挽救中国、挽救党。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心里只有国家,只有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可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怀念,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崔彬 口述 崔红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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