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使馆的主力是清军不是义和团

　　从使馆中人员的记载来看，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和朴笛南姆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对使馆之战均有系统、详细的记述，前者近5万字，后者近4万字（均按中文译文计算）。其中反复谈到数千清军如何用“大炮”、“排枪”猛攻使馆，而提到义和团的进攻活动的却只有寥寥三处。

    史学界的一种普遍误识———“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义和团”的由来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义和团，其次还有一部分受义和团影响的甘军，至于荣禄直辖的武卫中军则是在“假进攻，真保护”。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反帝的英勇行为加以赞扬；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受清朝封建顽固势力愚弄和利用的重要事例进行批判；有的学者把攻打使馆当做义和团“践踏国际公法”的“野蛮罪行”加以严厉谴责。多年来，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执己见，争论激烈。但他们都不去认真考察一下，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究竟是不是义和团。

    义和团从1900年6月上旬起即大量进入北京，最初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外城。6月12日起，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但并未对使馆进行攻击。据英国使馆人员朴笛南姆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义和团第一次出现在使馆附近是在6月12日。这天，两名义和团民乘骡车从使馆前的马路经过，他们并未攻击使馆，而德国公使克林德却冲出使馆向他们进攻，拘捕其中一人。6月13日，大批义和团在意大利、奥地利使馆附近焚烧教堂，但也并未进攻使馆。相反，是使馆洋兵到使馆外向义和团开枪开炮，打死打伤多人。袁昶在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上奕书中所述，五月十七日（6月13日）下午，义和团数千人“焚烧海岱门内及堂子胡同。灯市口各教堂……旋攻东交民巷各洋馆……”。有的学者据此断定：“围攻使馆一事最早发生在6月13日。”

    实际上，此书所述并不可靠。

义和团员

    《庚子使馆被围记》叙述6月13日情况时，只谈到义和团焚烧使馆附近教堂和洋兵攻打义和团，而未提及义和团有攻打使馆之举。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在叙述6月13日情况时也说：“我们为抵抗对使馆区的进攻而做了准备。但直到第二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一次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夜。据窦纳乐报告，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显然，这只是少数团民的零星活动，与后来发生的规模相当大的围攻使馆事件不能混为一谈。

    对使馆的围攻是由清朝政府军发动的

    6月16日，慈禧谕令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窦纳乐报告谈道：“总理衙门将这道上谕通知了各国使节，并且征求他们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驻扎荣禄所属部队的意见。”报告还谈到，清军在安排哨位时的确采纳了使馆方面的建议。荣禄以媚外著称，他对慈禧的谕旨是认真执行的。此后几天中，使馆处于清军和洋兵的双重防卫下，义和团根本无从靠近。据外国使馆人员记载，对使馆的围攻是从6月20日下午开始，由清朝政府军发动的。

    窦纳乐报告说：“（6月20日）下午四时正，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各使馆的有组织地进攻。”“他们为了要打垮及消灭我们做了三个多星期的坚决努力。……而这种努力不是利用暴徒或叛兵，而是利用中国政府有组织的部队干的。”

    比利时公使7月25日致驻天津领事密信中说：“直至本月16号，华兵尽力攻击，我等竭力抵敌。”

    美国公使致驻津领事密信中说：“华兵奋击共26日……约计施放炮弹四千有奇，枪弹数万……中国兵死约二千余名”。他们都只谈到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从清朝官方文件看：6月30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说：“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7月5日御史郑炳麟奏：“连夜虽枪炮齐施而东交民巷洋兵盘踞如故，以待外援。请饬城内武卫各军，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

    朱祖谋主张保全使臣，“留他日转圈之机”。郑炳麟主张尽戮洋人以灭口，二人意见相反，但他们都确认进攻使馆的是清军。

    义和团是不是也参加了进攻使馆的行动呢？也是有的，但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零星活动而已

从使馆中人员的记载来看，窦纳乐给英政府的报告和朴笛南姆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对使馆之战均有系统、详细的记述，前者近5万字，后者近4万字（均按中文译文计算）。其中反复谈到数千清军如何用“大炮”、“排枪”猛攻使馆，而提到义和团的进攻活动的却只有寥寥三处：其一：6月23日，“数拳匪冲入德国使馆附近的房屋打算放火，被德兵尽执而杀”。其二：6月27日，“美国特遣部队报告说：200名义和拳在中国军队的逼迫下发动进攻，攻击了街道上的工事，但被迫退却”。其三：7月初，一名“15岁之童子……直对日本防线而来，手中并无兵器，只拿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意欲放火焚烧洋人房屋，途中被打死。

    这些零星活动显然不能与数千清军对使馆的长时间猛攻相提并论。此外，当时在使馆内协助洋兵作战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一书，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也是反复谈到清军如何用枪炮进攻而只字未提及义和团有什么进攻行动。窦纳乐、朴笛南姆威尔、鹿完天都十分仇视义和团。他们对义和团烧教堂的行动有许多详细描述，在记述使馆之战时，他们连一个15岁义和团童子的无效行动也有具体记载，如果义和团真有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他们是绝不会略而不记的。

    综上所述，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与清政府间爆发大规模战争。6月至8月，洋人在京城的使馆成了大炮的靶子。国内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攻打使馆的基本力量是义和团，其次还有一部分受义和团影响的甘军，至于荣禄直辖的武卫中军则是在“假进攻，真保护”。使馆久攻不下，更使“义和团浴血奋战，而清政府则暗中保护外国侵略者”之说得到雄辩地证明。这种学说的根据是清末民初问世的一批出自官绅之手的“回忆录”。此后，这些体制内人士的笔墨渐渐被不少学人当成了“基本史料”。

    但事实是：1、进攻使馆的基本力量始终是清军，义和团的作用微不足道。2、清军的战术是“攻而不破”。这样，使馆实际处于清军和洋兵的双重“隔护”之下，义和团基本被清军隔离在外，极少在第一线出现。但坊间充斥的却是“义和团在打洋人”的消息。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奇怪的“战术”呢？原来西太后慈禧攻打使馆的目的并不是要夷平使馆，杀戮使臣，而是要使各国使臣处于危险、绝望的境地，逼迫列强停战。一旦停战，一切反洋行动尽量往义和团身上推，以此开脱慈禧太后和众大臣之责。换言之，“义和团乃打洋人主力”之说系清廷有意诱人信之。在洋当事者的记载中，都只谈到清军进攻使馆而只字未提义和团进攻使馆。御使郑炳麟甚至奏请太后下令“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使馆内人员）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

    太后老佛爷100年前凤颜大怒，向诸国列强同时宣战，这底气发自何处？至今仍让史学界的“三昏”之派争论不休———

    冲昏派：慈禧对外宣战，由多方面的原因，但促使她最后作出宣战决定的，是6月20日有关天津大沽炮台的“虚假情报”。太后被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增强了她攻打取胜的心理，于是便在次日发布了宣战诏书。持此观点的是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参见《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

    惊昏派：6月16日深夜，江苏粮道罗嘉东向荣禄送密报四条，其中一条是外国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归政’这一惊，确把他们（西太后、荣禄一伙人）惊昏了。西太后悲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21日，正式宣布开战。”（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发昏派：“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出此言者为摩尔斯，费正清的老师。

    1900年6月21日，清廷确实发布了一道上谕，号召“同仇敌忾，一决雌雄”，通常人们把这道上谕称为“宣战诏书”。但实际上，这道上谕是对国内发布的号召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递交外国，宣布与对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书”。在这场战争中，冲突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宣战，外交关系一直未断。实质上，太后不过是向她的子民昭示，我已向十一国（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八国）洋人宣战，但她并未向洋人昭示宣战。

    在使馆被围攻过程中，还发生让常人匪夷所思的情形：清廷不仅在战斗一度中止时向使馆送去米、面，而且还有满车的蔬菜和西瓜。

    以战求和。开战前后慈禧的既定方针就一直未变。她在6月13日下令聂士成等准备与洋人一战之时，亦同时下令对义和团“严加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