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粮店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物品，而人们的一日三餐更得需要粮食。在北京这座消费型的城市，当年居民吃粮主要得靠国家供应。鉴于当时社会所需，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在北京城镇街巷建立了诸多粮店。

  在当今粮食敞开销售的时代，提起国营粮店，许多年轻人会感到陌生。但三四十年前，粮店可是和咱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家每户都不能一日无炊。老北京人还有一句口头禅说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从中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性。

  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解放，物质基础还比较差。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1955年12月起，政府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按人定量，凭票供应。随着北京市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和粮票的发放，大大小小的国营粮店应运而生，北京每条街巷都设置一家粮店，以方便居民就近购粮。

  那时居民购粮都有指定的地点，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定点粮店。这个粮店面积不大，只有平房五间，店内被隔成售货室、会计室和库房，在里面售粮、交款，又要储存粮食。

  当做库房的那间码放着一袋袋白面、玉米面、大米和各种杂粮，那大粮垛直码到屋顶。买粮的居民通过一扇可推拉的小玻璃窗，依次将购粮本、米票、面票、钱递进会计室。会计结完账，将粮证、剩余的钱、票和填写好的卡单一并交给购买者，居民拿着卡单才能到粮柜处称粮。

  所谓的售货室其实就是一排大柜子，约1米高，柜外侧的上方钉上木板。每节柜中间安着一个粮食溜子，上宽下窄，簸箕形状。如果要买白面，就到装白面的溜子那儿，把粮袋套在溜子下口处，两手提着粮袋。售货员熟练地用一个中间有提梁，后边有把手的白铁皮簸箕，从粮柜中撮起面粉，放在磅秤上称好重量后倒入溜子。面粉顺着那个大漏斗流入粮袋，保证不会撒在外面。买米或其他杂粮，都各有各的溜子。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都有比例，平时面粉和机米各占定量百分之二十，其余是粗粮。好大米和富强粉只有年节才供应，每人限量一二斤。除了售粮外，市民购买食用油，也得到粮店按票供应。

  到了秋冬，粮店有时还销售几天红薯，一斤粮票可买5斤。孩子多的人家互相通告，招呼着四合院里的邻居前去购买。大院里的人们合着伙地推着小车，抬着竹筐，把一袋袋红薯运回家里。随之，蒸红薯的香甜味儿会飘在四合院中。

  为了调剂市民生活，粮店有时还出售一次稍好点儿的大米。因可以用粗粮票购买，不限量，听到信儿的怕去晚了买不上，便早早赶到粮店门口排成长队等着粮店开门。售粮的场面极其兴隆火爆，买到的人们笑逐颜开，倍感自豪。

  那时粮店职工劳动强度很大，每天都要卖出成千上万斤粮食。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不高，工作服就是一条白围裙、一副蓝套袖，一顶白布帽。道远的销售员中午舍不得上食堂，吃的是自带的极简便饭食。我们街里那粮店只有五六名职工，男少女多。粮店经理除了其他事务之外，还要协助售货和搬运倒垛。对待顾客也是非常热情周到，特别是遇到老人或小孩来买粮，他都会主动帮助把粮食装上车，嘱咐一路走好。有回我去粮店买面粉，一位老婆婆发现粮袋破了个洞，米粒从破洞中流出来，急得不知所措。女售货员看到后，马上拿来针线帮老人缝补好。又用笤帚把水泥地上的米粒扫起来，用报纸包好。

  那时人人都在学雷锋，粮店还抽调职工，为行动不便的五保户上门送粮，受到当地居民的好评，售货室的墙上，经常挂有好几样锦旗和奖状。

  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没有粮票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要赶上出门在外没粮票，饭馆饭店不卖你饭，想买斤点心，吃根油条都得用粮票。如若家里有人要到外地出差，必须拿着单位证明、工作证、粮食本、北京市粮票，到当地粮店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就连在外地工作或居住的亲属回来休假或探亲，也得事先准备好全国通用粮票，否则用外埠粮票在北京是不能买食品的。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生活在不断提高，首都市场的日益繁荣，随处都能买到各种粮食和农产品了，也不需要粮票了。居民家里粮票储存多了，许多人就拿粮票与商贩换塑料盆、铝壶和铝锅。由于买供销粮的少了，粮店日渐萧条冷落，于是粮店开始压面条、蒸馒头、做面包，搞起了深加工。由于分量足，包子、馒头个大，面包、烙饼质量可靠，附近的居民很喜欢到那里购买。1993年，北京停止使用粮票，从那以后，北京的粮店相继停业，完成了它那段历史使命。

  如今每想起曾经的粮店，依然感到依恋和怀念。虽说粮店没有了，但我们这代人与粮店所发生的故事仍很难忘却，那些职工的敬业精神，也让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