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为德国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在南京的代理人。 本文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商与派驻我国的德国顾问团的成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火贸易，以及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大量购进德国军火和其他器材、物资等鲜为人知的情况。 我留美回国后，就从事贸易工作。长期以来，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打交道，特别是一九三○年起至一九三七年的六年中一直周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之间，身经不少隐微曲折、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面。由于年久，有一些事实已经忘掉，但绝大部分还能回忆，虽然不很全面，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南京礼和洋行成立 我于一九三○年以前，在上海开设兴华贸易行，专营汽车材料进口业务，营业情况一般。我胞兄丁佐成早年在上海集资创设大华科学仪器仪表制造厂制造和仿造各种精密仪器仪表。当时上海德商礼和洋行是首屈一指的老牌洋行，经理世界各国名厂商品，大到船舶机车，小到缝衣针、木纱团，其他如大小五金，日用百货，种类繁多。它的总经理由德国汉堡礼和洋行总经理刘伦士兼任，从这点，可以知道上海礼和洋行的重要。当时上海礼和洋行由德国运来精密科学仪器仪表，在长途运输中，时有损坏。中国的用户碰到仪器仪表损坏，一般都托上海礼和洋行代修。而礼和既没有修配设备，又没有技术工人，于是经常转托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代修，因此礼和洋行和大华科学仪器制造厂，在业务上有了密切关系。刘伦士和我兄佐成相交甚好，我就在我兄处认识了刘伦士。彼此一见如故，成了朋友。由于我兄与大华的关系，刘伦士对我特别信任，接近我，拉拢我，处处给我便利，从此相互利用。他希望我代他们奔走，推销商品，而我也乘机通过礼和向外国订货，因此我两人的关系以后进一步密切起来。 当时我代礼和洋行向外面兜销的商品，主要是精密度显微镜、美国“古特立”汽车胎、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伊默克”化学原料等。我第一次到南京兜售时，既无门路，又无目标，盲目地向内政部卫生署与署长刘瑞恒接洽，推销精密度显微镜，不想一谈就成功，真使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么便当，立即签订了合同。他订购各种精密度显微镜达三百架左右，约价值美金五万元以上。 这一炮打响，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我认为南京方面营业大有可为，就在南京新街口兴业里租赁一幢房屋，成立了福昌贸易行，同时与上海礼和洋行订立合约，由我代理经销他们的商品，但福昌贸易行实际不负经济上的责任，仍由卖买双方各自负责。到了一九三○年十月间，我到财政部与宋子文接洽，签订了财政部税警总团所用的各种军用光学器材合同，货品包括测远镜、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接着又和内政部卫生署签订了合同，供应南京中央医院和军政部军医署用的一批医药卫生器材，如外科手术用器材：无影灯、爱克司光机器等，生意越做越大。 这时我唯一的困难，在于自己对这些军用物资和科学技术器材一窍不通。有时订购的机关提出了技术上的问题要求解释，我无法答复，结果商请上海礼和洋行派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长期驻在南京，专帮助我解决技术上一切问题，因此营业逐步发展。生意好了，事务多了，南京新街口兴业里房屋不敷应用，就暂借用南京中央饭店为临时办公处。从一九三○年八月起到年底，五个月时间内，从内政部卫生署、财政部、中央军校等机关，先后做到的生意总值约五百万元金马克。我的佣金虽然只有百分之二，金额却达金马克十万元左右。（这时一个金马克，合法币一元左右） 一九三一年，洋行经理刘伦士见到我在五个月内做了这么多营业额，认为我了不起，有办法，对我更加信任，更加重视。同时他也看到做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生意大有前途。他进一步细细地盘算，觉得我的佣金过高了，企图限制我的收入。因此他借口要发展业务，对我提出具体建议，说我过去这样经营方式不是办法，业务难以发展，今后的业务方针必须转移目标，打开局面，扩大业务范围，轰轰烈烈地摘一番；在南京方面必须成立礼和洋行办事处，如此，不但与各方面接洽便利，而且可以提高信誉。至于成立办事处后，一切开支，他说都归行里负责，但是我所得的佣金也要酌予减低。 这时由于南京房荒严重，租用适合房屋比较困难，想到一个偌大洋行把招牌长时期挂在中央饭店，有失威信。好在我上年所得的佣金不少，有钱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南京中山北路购了一块地皮，造起一幢花园洋楼，出租给礼和洋行作为办事处。这座新屋挂起了红底黑万字德国国旗，大门外钉上了南京德商礼和洋行铜质招牌，和外交部大楼一南一北，望衡对宇，非常引人注目，无形中做了广告。当时在南京的洋商中，礼和洋行独树一帜，场面不小，其他洋行无法比拟。在南京行开始成立时，没有德方代表，对内对外都由我全权办理，只有一个德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科学技术指导工作。由于业务扩展，行内还雇用了中文和外文秘书、打字员、伕役、汽车司机。南京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行内备有小汽车二辆，作为交通工具。每月由上海礼和洋行拨给法币六百元，供南京行勤杂人员一切开支。 南京礼和洋行正式成立后，刘伦士对我说：“我们礼和洋行主要是代表德国克虏伯炼钢厂，前年礼和洋行曾向沈阳兵工厂做过五千万元金马克生意，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所辖兵工厂很多，在规模方面，虽然不及沈阳兵工厂，但是总合起来，要比沈阳兵工厂大得多。我们今后营业目标，不能仅仅限于卫生医疗器材和光学器材，应该转移到兵工材料方面去。”他这番话，说明礼和洋行今后营业范围要扩大到兵工材料。我听到后，更加大大歆动，确认前途远大。于是我就和刘伦士洽签了福昌贸易行与南京礼和洋行划分业务范围的协定，福昌贸易行代理礼和洋行业务部分是：德国“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德国“伊默克”化学原料、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显微镜、望远镜等；南京礼和洋行的业务是：兵工材料、军用器材、轻重武器、重型机器、机车车辆、飞机船舶，以及军用光学器材等等。 二、礼和洋行的地位和背景 礼和洋行是一个合伙组织，股东是德国几个大企业主，如克虏伯等，总行设在德国汉堡，世界各国大都没有分行，驻美的分行在纽约，英行在伦敦，法行在巴黎，设在中国的单位最多，各大商埠都设有分支机构，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重庆、太原、沈阳、青岛、昆明等等。 礼和主要业务是经理以下各厂营业：一、德国克虏伯炼钢厂，二、“蔡司”光学器材厂，三、“伊默克”化学原料，四、“也得西拉”公司蛇牌卫生医疗器材，五、瑞典卜福斯炮厂，六、美国“古特立”汽车胎以及橡胶制品等，七、英国“司端尼”油厂等所生产的商品，八、汉堡轮船公司。以上这些，都是闻名世界的大企业，礼和洋行是对外的总代表。它不但在这许多方面可以操纵德国国内市场，而且还控制着国际市场。凡是由礼和洋行经理的商品，等于由礼和专利，按照经销量，由各厂给以利润。不但如此，凡厂方直接售出的这些商品，厂方也还保留下礼和应得的利润，许礼和坐收利益。有一次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要购办兵工材料，认为经过礼和这手，要多损失一等佣金，幻想避免损失，就直接向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订购。兵工署长俞大维电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俞原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回国后即由谭延闿儿子谭伯羽继任），向德国克虏伯炼金刚厂订购，结果谭来电，签订下合同，其价格比较礼和洋行报价没有便宜，相反地还要贵了一些。其中原因他们始终没有理解，这就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缘故，向厂方直接订购，礼和洋行仍要分取经理权利润，厂方还是给予保留。至于直接订购所以比较礼和报价还贵了一些，则是由于洋商有这样的习惯：对任何人交易，都有付给佣金的规定，其数字多少，要看商品利润的厚薄，商务参赞与厂方签订合同，厂方也要保留一部分佣金。致送佣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的。因此即使卖买双方直接电报订购，价格上并不能讨巧，而且，由于直接交易，厂方反要负担一笔为数不少的来往电报费用，有时还要派员来华面洽，更多一重旅费开支。这些费用，厂方都要打在货价之内，羊毛出在羊身上。 德国克虏伯炼钢厂是世界闻名的大企业，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在国内外有许多分支机构。它除炼钢厂外，还有大炮制造厂、机器制造厂、机车制造厂、坦克制造厂、船舶制造厂等等。总厂设在德国爱森，单是总厂就有职工十余万人，分厂设在煤铁产地及交通便利地区。它资金雄厚，为德国工业之魁首，就欧洲说来，也是一个最庞大的企业，尤其军火生产，首屈一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以战财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受到了凡尔赛条约限制，只能制造轻中型武器，不许制造重型大炮、坦克、兵舰等。德国人虽然战败，受到条约限制，但复兴野心不减当年，总是千方百计培养实力。他们偷偷摸摸地积累物资，把一部分机器设备转移到深山森林地区，从事制造。所炼成的炮管钢材，改制自来水管子，大量储藏，避免战胜国注意，留备战时紧急之需。同时他们还与欧洲一些小国家，如瑞典、比利时、荷兰等，联系当地比较大的企业，由克虏伯进行大量投资，并派出技术人员前往帮助生产。表面上，这些厂家和德国并没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化为克虏伯变相的分厂。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一部分由国内生产供应，一部分便是由这些克虏伯国外投资厂供给的。希特勒当时之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克虏伯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克虏伯在这次战事开始之初，就担任了希特勒政府中的生产部部长。 三、德国顾问和礼和洋行的关系 国民党政府崇拜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一切都要学习德国。在经济方面，学习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所实施的经济复兴四年计划；在国防方面，军事编制和武器装备也摹拟学习德国。因此，德国便派遣了大批顾问来华。一九三○年德总顾问范肯豪森带来了军事、政治、铁道、交通、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专家几百人，成立了顾问团办公处，李鼐被委为顾问处处长。这些顾问分布在南京各院部署司工作。军事方面的顾问，人数特别多，权力最大。就以范肯森来说，他在蒋介石面前，可以随便建议，左右一切。蒋尊之为上宾，非常信任和重视；国民党的一般军政人员，无不俯首听命。这些顾问在名义上是来帮助国民党政府从事建设和改革的，但实际上他们别有企图。他们既随时深入了解我国经济军事情况，又乘机推销德国的剩余物资，为德国经济繁荣开拓道路。当时国民党政府各所用的舶来的器材，如非德国产品，这些顾问就在工作中和技术上吹毛求疵，尽力挑剔，不是嫌规模不合，便说是质量不好。反过来，只要是德国制品，他们便认为都是质量高的，合于标准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迎合这些德国顾问，便利他们的工作，还在各级政府机关中，特别是中央机关，重用了一批留德学生。如在军事方面的徐培根、桂永清等，兵工技术方面的杨继曾、江杓、俞大维等。他们和德顾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工作上此唱彼和，互相呼应，把国家重要机密泄露给德国。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国民党政府一有计划要订购材料时，事情对外尚未发表，而所要订购的材料的名称、规格、数量等等，德国厂商事先早已知道，甚至有的厂商已来电向礼和询问。消息从何汇漏，不问而知。这些顾问，绝大多数系德国退役军官，也有现役军官，他们与德国大企业主保持着相当关系。礼和洋行遇着有关问题，经常派行内德籍人员和他们保持接触，给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每周末，这些顾问要到上海活动，刘伦士便亲自出马，联系招待。因此，礼和得到了许多有关经济和需要物资的情报。当时在上海的德国洋行很多，同德国顾问都有一定联系，但由于礼和对这批顾问联系接待比其他洋商做得周到，绝大多数顾问都与礼和特别接近。 国民党政府为了与德国顾问联络感情，加深交谊，时常举行盛大宴会，今天这一机关，明天那一个机关，不是夫子庙中餐招待，便是新街口德国饭店西餐招待。在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曾举行一次盛大国宴，当时上海礼和洋行想了许多方法，企图钻进来参加这次宴会。刚巧德国汉堡礼和总行派来了一位董事诺尔脱博士，他到上海后，立即跑到南京，冒充着克虏伯炼钢厂代表，由我陪同，会见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兵工署长俞大维等有关人物。诺尔脱针对国民党政府的需要，在军事建设方面，提供了许多建议，何、俞等人对他很有好感。诺尔脱为人机警，善于交际，通过几天活动，访问了政府中高级官员，竟一时成为国际贵宾。在这次盛大国宴中，他同我都被邀请参加。诺尔脱当场大施手段，与顾问团总顾问范肯森和其他顾问搞得火热，同时又由德顾问的介绍，进一步认识了更多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行政人员。他趁大家酣耳热，神志恍惚中，利用了克虏伯炼钢厂代表的身份，提出了吸引人的建议，声言克虏伯厂愿意以长期放款办法，来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各项建设，特别着重国防军事方面的建设。这样，当场就引起了一般部长居官们的注意，彼此更加亲热起来，酒醉中无话不谈。他从这次宴会中，得到了有关经济军事方面的许多情报，了解到南京所需要的物资。在德顾问团怂恿下，这次礼和洋行既没有洋行同业的竞争，又未经过投标手续，无声无息地在铁道部方面抓着了总额达六百万元金马克的钢轨生意。诺尔脱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四、经售军用物资及所得利润 国民党政府由蒋介石一手操纵着政治、军事大权，而财政方面，特别是外汇，则全部由宋子文控制着。蒋介石的军费支出和向外国订购的军火，都是由宋子文经手办理。向国外订购的军火，除一部分由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代办，价款由宋子文在国外拨付外，极大部分的轻重武器，兵工材料，都由蒋授意宋子文直接向厂方订购。武器运抵中国口岸时，其进口护照还需宋子文亲笔签署T.V两字，海关才肯放行。因此宋趁着有此便利，顺便为财政部税警总团购进了一批武器装备，由财政部直接从国外进口，这批武器比蒋介石嫡系部队所购的还精良。蒋介石眼见宋自己向外购买大批武器，眼见财政部建立起一支装备新式的税警总团，心存疑忌，内部矛盾曾一度尖锐起来。蒋总想把宋的税警总团拨归自己的心腹控制，但同时他又要利用宋在财政上的办法，利用宋当时在国际方面的关系，不便破脸，于是不时发生明争暗斗。在我们洋商来说，这时只求生意做成，外汇到手，决不得罪任何一方。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六年之间，国民党政府通过礼和洋行经手，向外国订购军用物资、品种、数量，约计如下： 甲、由财政部宋子文订购的： 乙、由军政部兵工署订购的： 丙、由军政部军械司订购的： 丁、由卫生署军医署订购的： 戊、由铁道部订购的： 己、由资源委员会订购的： 庚、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订购该台全部设备，包括气象台上用的精密仪器仪表，约值美金百万元。 辛、由中央军校、炮兵学校、步兵学校，以及其他单位，订购机器脚踏车，军用器材约计美金十万元。 壬、则军政部交通兵订购美国古特立32×6卡车胎三千套，每套美金四十元。 以上所列品种数字，由于我经手业务比较多，经售数字也比较大，还能回忆一些，但其数字难免仍有出入。总的说来，上海礼和洋行经理刘伦士对我说过，南京礼和洋行在这六年当中，经售各种军用物资，约计总价值在二万万七千万金马克，折合美金九千几百万元。 国民党政府除向礼和洋行订购上列军用物资外，这一时期还向其他洋行订购了军用物资，其品种、数量也相当庞大。我对这些品种尚能记忆一些，但数字今天无法搞清。 1.英商怡和洋行经售的：英国马而克姆公司南京浦口轮渡约计百万金磅以内，还有维克斯大吨级战车三十二辆，以及TNT炸药和客车货车，三八口径左轮手枪等品种。由于货品质量不好，军械司长陈隐冀受到撤职处分。 2.美商慎昌洋行经售客车货车为数颇巨，约值几百万美元，还有TNT黄色炸药以及世界闻名的可而脱32口径左轮手枪，手枪每枝货价美金十九元二角。 3.西班牙恩斯达军械厂经售木壳枪几千枝，由于质量不合，仅购进一批。 4.向西门子、禅臣、雅利等洋行订购的各种物资约值美金二千万以上。 5.在英王加冕时，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到英庆贺。孔这次去欧洲，实际主要是购买军用物资，所购为数很巨。向捷克、波兰，以及英国、芬兰、瑞典、德国，都订购了轻重武器，以及兵工材料、大小机器等。 礼和洋行经理各厂商品，厂方给礼和的利润，一般按价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数字大的交易有的是百分之五到百分烟十。福昌贸易行代理礼和洋行做交易，所得佣金规定按货价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计算，每年可以做到一二百万元营业额，年可得佣金十万元左右。礼和洋行给我个人的佣金，以军用物资来说，数字在百万元以上的，一般是0.5％，在百万元以下的给我1％到2％。我与礼和佣金并没有固定数字，要看情况而定，有时彼此争论。礼和洋行把厂方来往电报对我公开以厂方订购价格为依据。 上海四川路桥头的礼和洋行办公大楼，上下五层，楼下是各种样品陈列室，二、三、四楼是各部门的办公室，五楼是机密室。只有经理刘伦士·劳力克和鲍伟尔（克虏伯分厂经理）及我三人，可以随便进出五楼，其他中外籍职员都不准进去。机密室专供商议军用物资交易，计核厂方成本和设计应付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易的细节之用。军用物资交易的帐目，全部控制在五楼机密室之内，与礼和洋行其他部门的帐务完全划分，因此有关军用物资的帐务和礼和总会计处风牛马不相及。这是由于礼和洋行规定，每年到了年终，年度结算的盈余，各级职员都要分红利，特别是德籍职员，要按百分比计算，把军用物资部帐务划出，便可以不把这部分红利分给他们。 上海礼和洋行在一九三○年间，受美国商人委托，在中国收购贵重皮货，如紫貂、狐嵌、灰背等。由华北几个分行收购，交上海礼和出口运往美国纽约，总价值约达美金二百万元。次年货到美国，正值美国经济萧条，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面临经济崩溃危机，托办皮货的商行，临时无法收货付款，存心狡赖，借口托办货色不合规格，拒绝收受，全部退货。因此上海礼和洋行外汇积压，一时周转发生了问题，负责人恐慌万分。虽然电报往返，认真交涉，但没得到结果，货款分文无着，反而花费了几万元电报费用。这年幸而从国民党政府做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生意，才能渡过严重的经济难关。 五、怎样向国民党政府兜售生意 如上所述，国民党政府所聘德顾问和一部分留学生向外国订购军用物资和科学器材时，一般都要德货。而且，他们还习惯地要指定名厂名牌制品，这样，对礼和洋行来说，交易就多了优越条件。但是条件虽好，而内部没有人通风报信，及时帮助、联络，还是不成的。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走门路，打进去，拉出来，才能隐达理想的目的。运用打进去的方法，曾经使我们一度遭受打击和失败。 有一次，我们托了外交部长王正延备了书信，介绍给实业部一位次长（名字忘了），然后由这位次长交代他部下主管人员接洽。主管人员迫于上级交办，对我不能不敷衍，口头上说得很漂亮，说是尽可能给我帮助和方便，可是这主管人员内心中却另有一番打算，对我存在着顾虑。结果不但生意做不成，而且由于他对我有戒心，反而永远断了向他做生意的门路。事后我才了解到，他们鉴于我和他的上级有关系，惟恐手脚不干净，会惹出是非，倒不如不做交易为妙。 经过这次弄巧成拙得到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不再如此打进出，而将方法改变，即由我凭着德商礼和洋行和克虏伯炼钢厂驻华代表头衔名片，单枪匹马，向各有关机关主管部门进军。对方和我接洽的，即不是上级人员，也不是下级人员。由于上级人员地位高，不大过问具体接洽；下级人员地位低，无权过问；向中级人员个别接洽，结果证明都很顺利。这类级别的国民党政府各主管部门主管人员，碰到洋行代表要求接见，很表欢迎，很愿意同我们接近，尽量同我们通关节、讲方便。他们的企图，彼此心照不宣，只要第一批生意做成，给他们尝到甜头，就铺平了道路，以后生意十拿九稳。他们正合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当然，另有个别的地方，必须托人介绍。例如财政部方面，订购军用物资，必须由宋子文亲自接洽，但他不是轻易可以见到的。他忽而上海，忽而南京，行踪不定。宋过去对订购军用物资，不愿与洋行代表接洽，于是我要见到他，首先便得通过他的机要秘书邓勉仁和张远南二人。有一次我有桩重要业务必须与宋子文面洽，多次直接请求接见未成，接着，走了邓勉仁的路子，还是碰了钉子。后来与张远南商洽，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是宋妻张乐怡的胞兄，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我与他的关系是由张远东的介绍而建立的。（张远东是个建筑师，我为要建造房屋，时与张远东往来）。张远南性颇爽直，立即答应陪我去见宋子文，会见的地点不是财政部办公室，而是早晨八点以前在宋的“官邸”。在接见时，我以瑞典卜福斯炮厂驻华代表身份，主要洽商订购山炮、高射炮，签订合同。张远南直接对宋子文说，今后我还时常要来求见。宋认为我是卜福斯炮厂代表，与上海洋行无关，便答应我以后要见，事前可先通电话，约定接见地点和时间，仍以早晨八点前在官邸为宜。后来我与宋子文多次接见，便先一日用电话约定，有时约定在上海，有时约定在南京。 有一次瑞典卜福斯炮厂代表龙贝格来华，要见蒋介石，在沪宁二地等候了两个多月之久，始终没有见到。我一度托蒋介石机要秘书毛庆祥介绍，毛庆祥怕受嫌疑，拒绝我的请求。后来改托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黄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和我有同学关系，由他陪同我和龙贝格去见了蒋。这次谈话内容，主要是为了订购山炮、高射炮，希望蒋通知宋子文从速签订合同。当时购买这批大炮，俞大维主张要电德国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办理，龙贝格怕这批生意落空，所以直接向蒋、宋两人催促。 在铁道部方面，当时的部长顾孟余患肺结核，长期休养，部务由次长曾仲鸣代理。曾是汪精卫的心腹，汪正任行政院长。我们了解到曾仲鸣唯利是图，易于对付。我几次往见，曾仲鸣不便同我谈佣金，经指定潘友声全权代表他，和我几次密谈。通过潘友声议定了按总价值百分之五的佣金率。我们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对我们不会有所损失。佣金谈妥后，在报价不超过其他有竞争的洋商的原则下，他给我们以便利。对于潘友声，我们另支给一笔特别费，约美金八千多元。 在军政部军械司方面，我是直接与司长陈隐冀接洽的。他谈判佣金，并不假手于别人，公开地同我谈，而且争论高低。他说：“我也有我的用场。”这句话意味着另有人在要钱。他是有背景的，也就是何应钦。陈所取佣金一般百分之三，有时百分之五。这些开支，我们都打在货价之内。 在其他各机关，我都用自己名义分别请求接见。所做交易，有的收取佣金，有的没有。对于没有佣金的这些主管人员，依然送些礼物和纪念品等。这是不可避免的，礼品价值是看具体的情况而决定的。 总而言之，我们洋商同国民党政府做交易，主要靠佣金，所谓金钱万能，其次是私情。当时自上而下，多数人都要好处，如门房传达、值日员等。每到节日，都要一笔开销，有的收现金，有的接受礼品。这笔开支，都由我个人掏腰包，诚如所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当国民党政府内部决定要向外国订购军用物资和材料时，各级人员早已就相互勾心斗角、争先恐后，进行争夺经手权，求得新身与洋行接洽。一朝经手，便积极地同我们通声气，提方法。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做成交易，得到一些好处。
六、在竞争中施展手段 各国洋商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兜揽生意的，德商有祥臣、谦信、美最时、西门子、孔士、礼和、义泰、雅利等八家；英商有怡和、安利；美商有慎昌。这些行商，除礼和外，在南京都没有办事处和代表。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大家都在勾心斗角，争夺业务。他们之中，只有英商怡和所经理的英“维克斯”炮厂，和美商慎昌所经理的美国“包尔特云”机车厂，是闻名世界的。因此怡和与慎昌，才是礼和的劲敌，其他洋行就无条件与礼和竞争。礼和在历次争夺业务中，都取得胜利，所做生意遥遥领先，其他洋行望尘莫及。据我了解，礼和每占上风，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德国有名厂商都归礼和经理；第二，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一般都指定购买德国制品名牌货；第三，联络工作做得及时，做得周密；第四，有德顾问从中推动。 国民党政府向外国订购军用物资和科学器材的单位，主要是财政部、铁道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军政部军械司，其中以财政部经购数为最巨。以上所举的各机关，采购物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铁道部采投标方式；资源委员会采比较质量和比价方式；兵工署采规格及化验方式；军政部军械司的规格要根据兵工署审定，而交货时间要快；财政部采直接与厂方接洽方式。以上这几种方式，对一般洋行来说，具有局限性，有的洋行有时可以投入竞争，有的洋行却有困难，有时无法参加，只有礼和洋行，对每种方式都能应付自如，满足各机关的愿望。这里并没有什么技巧，无非靠平时与各部门主管人员保持经常联系，等于礼和派驻屯坐探。例如铁道部采用的是投标方式，他们在投标前一两个月就把招标标册，分送到各洋行。标册内详细说明拟购物资的品种、数量、规格和零件，以及交货日期、付款办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质量和规格。而礼和洋行在它尚未分送标册之前，早已经取得联系，从主管人员处得到了消息，知道了规格和要求，就把有关项目和细则，先寄给厂方，提供研究，同时通知及早预作准备，在其它洋行所赶不及的交货日期提前供应。这样，我们既满足了买方要求，又抓住了得标机会。 有一次铁道部要购买机车二十六辆，通知各洋行招标。从当时洋行所能供应的机车的质量来说，以美商慎昌所经理的美货“包尔特云”机车最有名望，德货克虏伯的机车无法与其比拟。铁道部招标时并没指定制造厂家和货品牌子，礼和明知“克虏伯”机车不及美货“包尔特云”，但为了夺得这批生意，就想了许多办法，施用了种种手段。事前通过铁道部主管人员，取得了标购机车说明书，详尽地了解了技术上要求，把资料寄往德国。厂方即按照说明书和技术要求，尽力另行设计。在未开标之前，厂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制好图样细则、规格优点、说明书等，因此可以大大缩短交货日期。同时还把付款办法特别放宽，自愿以五年内付清货款的条件做优待买方，故意迁就。开标结果，礼和与慎昌的报价，不相上下。按一般情理来说，铁道部应该购买慎昌的“包尔特云”机车，但由于交货日期和付款的办法，慎昌不及礼和的优惠（美商习惯，货到必须立即付清货款），同时也由于我在事前早和曾仲鸣的代表潘友声商妥了佣金，结果这次招标的机车二十六辆全部归礼和洋行供应。 对于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礼和采用事前送呈各种材料实物样品供作参考的手法，经常与各部门技术人员密切联系，还随时向他们提供有关材料优点、特性的厂方说明，便利设计人员。到了需要添购材料时，技术人员就根据这些规格材料，向上级请求。此外，其他方面还有各种有利于礼和的因素，因此绝大多数生意礼和洋行稳可到手。 对于军政部军械司，由于它所采购的都是一些短小武器，对礼和洋行营业范围和营业额关系不大，我们认为是一些小生意。我们针对他们交货要快的特点，与上海江海关税务司列德尔勾结，预先将小武器由德国装运一大批来华，存放海关关栈，随时供军政部军械司需要。每次在合同签订后，凭护照付款提货，等于现货成交。在价格上，要比订购提高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这样既迎合了买方，同时也便宜了礼和。在这时候，上海海关关栈的一部分成了上海礼和洋行的堆栈。 财政部宋子文购买军用物资，如前所述，既不愿与任何洋行接洽，也不愿同任何洋行签订买卖合同。他要向国外订购，要直接向外国厂商洽订合同。他认为经过洋行，便多一道费用。礼和洋行为了争取他向德国厂商购买，不让他向其他国家厂商购买，千方百计地探听他需购军用物资的品种、规格、数量、技术要求。用礼和洋行与德国厂商自备密电码，急电厂方，催促从速与宋电洽。必要时，还电邀厂方派员来华，由我以厂家驻华代表资格，陪同他与宋接洽，签下合同。从表面看，礼和是局外人，而事实上，礼和还是取得佣金，宋向厂直接订购，在价格上并得不到便宜。 在投标时，各洋商争夺虽然激烈，但有时各洋商也有协调的时候。为了避免“鹬蚌相争”，彼此无益，有时候各洋行接到标册，便相互磋商，预约这次生意归谁得标，下次另给别家得标。不过采用这样协调做的交易，总是些订购品种复杂、数量不大的。这种生意从礼和来说，是无可无不可的。 礼和洋行兜售军用物资的手段，除前面讲到的以外，还有一种是其他洋行所无力办到的。这就是厂方不惜以巨大费用来满足买方的兴趣和要求。有一次礼和了解到国民党政府要扩充炮兵部队，需要购买山炮和高射炮。在一九三四年，礼和所经理的瑞典卜福斯炮厂送来了说明书、图样、照片，以及有关大炮优点的参考资料，我们就转交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同时要求发给进口护照，声明愿意运送七生五山炮四门、七生五卜福斯高射炮二门，并配备炮弹苦干，来华试放，借以证明卜福斯大炮的优良、准确、灵活，供国民党政府和军事技术人员实地观摩参考。当大炮运到时，就在南京汤山射击场试放。军政部、参谋本部、炮兵学校、中央军校，以及其他各军事机关、军事学校都派员参观，何应钦、朱培德、俞大维、邹作华等一百五六十人应邀莅场。当时由卜福斯炮厂代表龙贝格亲自掌握试放。他是欧洲有名的炮兵射击能手，弹无虚发，百发百中，一共试放几十发炮弹，射击目标准确，证明杀伤率强，操作灵活，移动轻便，一致得到好评。试放结束，龙贝格还当场亲自分送纪念品，如附有卜福斯大炮型的金表等一些礼品，并以茶点款待他们。这次试炮，厂方化费了一笔巨款，约合法币八十余万元。最后做成了一批大生意，国民党政府向卜福斯炮厂订购了第一批七生五口径山炮二百六十门、高射炮二十四门，连同AEG按照灯在内，总价值达美金千万元以上。炮厂试炮虽然花了巨款，实际上还是慷他人之慨。配置高射炮的AEG按照灯并不是礼和经理的，他们自己有代表在南京。这次他们自己放弃不做，让给礼和经手。他们认为礼和洋行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搞得好，但AEG公司代表仍然还拿到了佣金。 七、欺骗敲诈 我国沿海重要口岸，如吴淞、江阴、江宁、镇海、马尾、虎门等地区，清末都有炮台，设有要塞炮弹，以防敌人侵犯所装置的要塞炮，前由清政府向德国克虏伯炮厂购买，久已成为落后的武器。近百年来，要塞上一切设备和大炮上的零件等，残缺不全，不堪使用。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幻想重新整备，但限于经费，无法国购新炮。于是在德国顾问建议下，就原有设备，加以修葺，添配零附件。但国内无法配制，必须向礼和订购。礼和认为这些六十年前制造的要塞炮，厂方早已停止生产，零附配件也是无法配制，便电邀克虏伯炮厂由德派技术人员来华，先作视察检查。经过检查后，肯定极大多数零附件必须更换。这种零附件原属克虏伯炮厂独立配制，其他厂商无法插手，于是乘机大敲竹杠，估报材料工本费超过商业常规，漫天要价。当时我了解到所估报价格，按照克虏伯炮厂估价，礼和要加上利润二倍以上。而且还假惺惺地对国民党政府说这样一番话：“这些要塞炮原是德国克虏伯炮厂制造的，现在要添配零附件，我们有义务配制完整。为了增进彼此友谊，在所报材料工本费上，九折优待。”他们既敲竹杠，还做了人情。 礼和的营业作风一贯如此，碰着大小机器、光学器材、仪器仪表，需要修配和添加零附件，一向抱着厚利主义，一般是加倍估价。这次要塞炮配制零附件，报价更高，共估美金二百万元左右，如车床、钻床、磨床、刨床等，都是德国名厂名牌货，凡属礼和经销的，上面都钉有礼和双金钱商标。过去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向礼和订购机器仪器，往往只认明这个双钱牌商标，并不注意到商品制造厂商和质量，这是国人对礼和的信任。可是礼和并不自重，保持信誉，相反地认为这样就有机可乘。它经常利用双钱牌商标，把商品改头换面，欺骗中国人。碰到礼和经理的名牌机器缺乏现货时，它就向上海其他洋行搜罗式样相同质量较次的货品，加钉双钱牌商标顶替。有时甚至向上海制造机器比较好的厂商如大隆机器制造厂，收购国产机器，换钉商标，冒充德国制品，高价出售。上海一部分洋行为了加速资金流转，也愿将货品转让给礼和代销。 八、贵重武器竟遭弃置 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只知道搞钱享乐，对国家财物和人民生活向不重视。一九三四年，财政部长宋子文向瑞典卜福斯炮厂订购了一批七生五口径高射炮。按当时手续，财政部只管订购，货到时归军政部接收、验收，也不作准备，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着矛盾。订购军火原属军政部主管，但此时财政部既越俎代庖，军政部方面就难免责难，于是财政部订货付款之后，便算完成任务，其他就一概不管；而军政部方面，事前既没得到财政部通知，也就不作接收准备。及至这批高射炮到华，才由礼和通知军政部提货，军政部匆促派员提运，就谈不上妥善计划准备了。之后这批高射炮转运到杭州，存放笕桥飞机场，既没有炮房，又没有遮盖，摆在场上，日晒雨淋。在到货两个月后，我曾带同卜福斯炮厂龙贝格前往笕桥飞机场，亲眼看到这些高射炮和附件，已经部分生锈损坏。龙贝格见此情景，大为惋惜，我在旁也感到惭愧。 一九三五年，宋子文又向卜福斯炮厂订购移动式十生五要塞十二门，一部分于一九三六年运抵江阴，准备安装于江阴要塞。当时要塞既不开箱检查验收，也不进行安装，原箱堆存，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要塞炮仍没装上，也没在日寇进攻江阴之前，把炮抢运后方。江阴沦陷，要塞司令和守备人员只顾自己携眷逃命，就把国家宝贵武器，原箱不动，留给了敌人。 九、日寇占领南京 一九三七年南京沦陷后，上海礼和洋行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关系，还是照常营业，南京礼和洋行无形撤销。我在南京沦陷前夕，只身逃出，经汉口转向昆明，一九四○年在昆明开设了昆明企业供应公司。同时与昆明礼和洋行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替南京礼和洋行收结未清帐目，常到重庆，向有关部门催收。因礼和应给我的佣金还未清帐目，催收未清帐目对我有切身关系。有一次我在重庆遇到前铁道部购料委员会主任沈昌，这时他已不在铁道部里工作，转任了川、滇铁路公司经理，仍属铁道部一个重要职员。国民党政府认为川、滇是抗日后方，对这两省的建设相当重视，特别注重交通事业。它除全力支持筑路和供应铁路所需各种材料、钢轨、机车外，并且计划在四川省内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炼钢厂。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回到昆明，即将以上情况转告昆明礼和洋行代表汉门。汉门立即与上海礼和汉堡礼和总行分电联系。不多几天，得到了上海礼和和汉堡礼和复电，德国克虏伯炼钢厂愿意向中国政府投资五千万美元，定期十五年后还本。但要签订合同，须首先征得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同意。这时德大使馆虽然设在重庆，而重心却在上海，陶德曼也住在上海。我希望早日达成协议，就约同沈昌同到上海来，先与礼和刘伦士会谈，结果圆满。最后和陶德曼大使洽商，经他签署同意，即与上海礼和洋行赶快拟订合同初稿。这时上海租界内汪伪特务、日寇宪兵，到外横行。我是一个军火商人，唯恐引起敌伪注意，在沪不敢多留，仅住三天，便匆匆返回香港，转往昆明。后来日寇占领缅甸，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相继中断，这项合同未曾履行，无形取消。 十、抗战胜利以后 我在抗日战争之前，在南京设有福昌贸易行，一九三○年在南京做到了大批生意，得到了佣金约十万元左右。一九三一年由于礼和需要房屋，就在南京中山北路八十四号造了一幢独立洋楼，一九三三年，又在南京双石鼓路双石新村，建筑了几幢独立花园洋房，专事出租。一九三四年，在南京三步二桥建筑了自住住宅，同年向财政部做到了一批大生意（即卜福斯山炮和卜福斯高射炮）。一九三五年在南京新街口建造了六层大楼，即福昌大楼，并开设福昌饭店，在南京旅馆中堪称是第一流的。南京沦陷时，这些地产，全部落入敌手。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我由昆明回到南京，整理私有财产，把福昌大楼出租给联合国南京办事处，同时与上海礼和洋行结算佣金，根据帐面上经手业务总结，礼和洋行尚欠我应得佣金等项，达八万七千多元美金。抗战胜利，德国是战败国，其在华公私财产应归中国政府所有，但是礼和洋行在华财产并不很多，历年在华经营所得利润，早陆继汇往瑞士，存入瑞士银行。礼和洋行在华财产，以上海来说，不动产只有上海四川路桥头一幢大楼，和一些搬不走的东西而已。礼和经理刘伦士为人狡猾，他借口礼和洋行在华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全部由中国政府没收，欠我的佣金分文不付。经过多次谈判，他理屈词穷，最后按帐面应付数给我十分之一，计美金八千元了事。我在这六年之间，为礼和洋行做了近亿元美金生意，费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最后还吃了倒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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