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寓所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之鸿

遂安伯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现已并入金宝街。胡同原来的走向是：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止西石槽胡同，长约580米，胡同北侧有支巷通东石槽胡同，南侧有两条支巷通红星胡同。

明代，即称“遂安伯胡同”。《顺天府志》载：“遂安伯胡同，或作岁柏胡同。《明史·功臣世表》：遂安伯陈志，永乐元年五月丁亥封，世袭，国亡乃绝，此或其故居也。”“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为“五敢胡同”，后恢复原称。所谓“五敢”，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曾流行一时的名词，指“敢说、敢干、敢斗争、敢造反、敢批判修正主义”。

虽然，遂安伯胡同在2000年就并入了金宝街，但至今仍有踪迹可寻。金宝街北侧两条凹进去的小巷内仍有“遂安伯33号、35号、37号、39号、53号”等门牌和院落，“遂安伯小学”也依然存在。

昔日的遂安伯5号也曾改为遂安伯胡同11号，其位置应为现在“金宝街61号（鑫海锦江大酒店）”占地的一部分。

邓拓之女邓小虹撰文回忆遂安伯5号：“1957年夏天，我们全家从东城区米市大街煤渣胡同2号搬到了南小街遂安伯胡同5号，到1966年‘文革’迁出时，在那里住了整整九年。”“遂安伯5号和6号本是一座完整的幽雅古典的北京老宅子，相传明朝永乐元年封燕山护卫陈志为遂安伯，这里大概是他的宅邸。宅邸的中路是坐北朝南的四进院结构，第一、二进院是6号，住的是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天津乐仁堂老板乐佑申。我们家住的院子是三进院。最后一进院住的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一家人。后院的西厢房打通成一间大屋与我家相连，那里是父亲的书房。我家院里花木繁茂，有团松、丁香、葡萄，院角一棵老柳树树干粗得要三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合抱，一架藤萝遮盖了半个院子……父亲很喜欢这架藤萝，因此为自己的书房取了‘紫藤斋’的雅号，当他劳累疲倦时，常常在这藤萝架下面休息片刻。院内高大的北房是父亲的客厅兼办公室。室内陈设如同他本人一样，朴素整洁，流露出文人清静儒雅的气质。迎面的墙上悬挂着一个横幅镜框，写着‘一砚山房’四个大字，以示他对自己收藏有一方宋代苏东坡的古砚的喜悦之情。”

邓拓入住遂安伯5号之时，也是他仕途失意之日。《人民日报》被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也由《人民日报》总编辑改为社长，不久又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书记不带数，说话不算数”，因为当时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乃至第若干书记。

邓拓在遂安伯5号居住期间也曾以“于遂安”的笔名发表文章，但形势终不允许这位才子“随寓而安”，那是一个提倡“五敢”的年代，那是一个文化遭难的年代。于是，邓拓先生成为了“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的第一位殉难者。

邓拓（1912-1966），新闻家、政论家、杂文家，原名子健、殷洲，笔名马南邨、于遂安、向阳生等，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著有《燕山夜话》，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主要著作收入《邓拓文集》。

邓拓出身于书香门第，在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时就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邓拓任社长，最初是油印，继而发展成石印、铅印，印数也由开始的几百份发展到几万份。对此，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员。他们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对邓拓的干劲和才华欣赏的岂止是聂荣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邓拓也极为高兴。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由邓拓主持编辑的1944年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在此之前，邓拓于1942年就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收入《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的五篇文章。有人认为：“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8年4月，毛泽东来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距《晋察冀日报》社驻地不远。一天，邓拓应召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这是邓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邓拓与毛主席紧紧握手，毛泽东极为高兴，并与邓拓进行了交谈。”1949年秋，邓拓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毛泽东在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对《人民日报》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终于在反右派斗争风暴到来之前邓拓改任社长；之后，又被调离《人民日报》社，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兼《前线》杂志总编辑。

邓拓调离《人民日报》社时，作诗《留别人民日报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20世纪60年代初，邓拓应邀在《北京晚报》开辟专栏，名曰：《燕山夜话》；又与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的笔名轮流为《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栏目撰稿，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杂文应运而生，《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成为京城文化知名品牌。

在一声长吁短叹都有可能被视为“心怀不满”的年代，邓拓的杂文被别有用心地剪裁、拼接、分析、罗织之后，便成为一支支“射向社会主义的毒箭”。于是，《燕山夜话》成了“燕山黑话”，《三家村札记》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在上上下下的批判和声讨中，邓拓永远地沉默了。

是也，非也，君已无言；功乎，罪乎，史必有论。

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邓拓被迫害致死十三年后平反昭雪。

面对邓拓先生，经过那场浩劫的人们该怎样地进行反思？

说什么英雄，道什么好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