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为燕京作书目

  我这个人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收集有关图书的书，比如像《汉书艺文志》，比如像《郡斋读书志》，比如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者用今天话来说，就是一份图书菜单。中间的是读书随笔，后面则是简明导读。但看历史书，这些东西，都只能是菜单式的，因为历史书里面的大事太多，书再重要，和它们比起来也是小事。关于咱们北京历史上的史志书，远的我没有见着，近的就只有清末的一部《光绪顺天府志》，中有艺文志5卷，其中第一卷收了这样的菜单式记录，名曰“记录顺天府事之书”。后来得到了一本王灿炽的《燕都古籍考》，算是拥有了一部具有导读性质的书。此书1995年由京华出版社初版，仅印刷了1000册，可见其印数不多。

  2007年10月14日，和王先生在《北京日报》“古都”版上“相逢”，王先生的文字《永定河畔两古村》“住一楼”，我的文字在其楼下。放下报纸，把《燕都古籍考》找出来，觉得亲切了好多。一部书，如果仅仅用来阅读，用来学习，或用来考试，那么不管你把这部书读成什么样子，书都会离我们很远。书总是冷冰冰，没有“相看两不厌”的那种感觉。发现书里面的情趣，需要机缘，缘其实就是一种巧合，之前是无法预测的，还是“古都”给了这样的机会，这回可要把王先生的书常置案头了。

  王先生的这部书，白化文先生在“序”中一上来就有这样的介绍：“王灿炽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位学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入图书馆，使用工具书，并应付青年学子和社会上各方人士的咨询。因此，王先生的许多著作，如《北京史地风物书录》、《王灿炽史志论文集》，还有他的点校的《燕都丛考》，与他人共同编纂的《今日北京·历史卷》（其中《北京古今文献书目提要500种》）等书，以及王先生所写的散见于各种书报的论文，都是我必须参考和经常参考的重要文献。久而久之，这些文献似乎成了我的一个依靠，或者说是一位默默无言的老师。”如今的读书随笔，绝大多数皆是随手之作，无论是信口开河，还是克隆资料，很少能当得起这种称誉者，白先生说他“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先生传递过来的信息，都是极为准确的，是我在别处难查到的。”

  整理燕都历史上的文献，是不能如时下人那样仅凭兴趣的，“板凳坐得十年冷”，是一位真正爱书人的基本要求，对于文献来说，也许要比这还甚之。这其中的艰辛，是很难为一般爱书人所知。编撰书目提要类的东西，一直就是一件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是“需要皓首穷经的长年工夫”的，干这样的活儿，有一点小毛病，都要重新返工，不能有半点懈怠。这不是书话，将错就错，是要贻误读者的。做好了，人家拿去使用，有时候还往往很少提及编者。这还倒好，弄不好，被人发现哪怕是一点小毛病，除了写文纠正，以证明发现者的高明，还要顺便指责书的作者。重要的东西，都是费力不讨好的，编撰《燕都古籍考》，正是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仅有学历、眼力、功力，而没有定力者不能为之。

  书目在历史中不算冷门，但是作为地方史志的书目，则一直少有人问津。因为这是基本功，没有花拳绣腿来得“短、平、快”。是以自明清数百年以来，有“许多人都想作的，而又都没有作成的，或者说是许多人虽然起手却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的。”从前也许因为资料分散难寻，而今则多因急功近利。为北京历史上自先秦至清末的史志图书，撰写提要，同时还要写考证，“板凳不止坐了十年，可能为其三四倍。”白先生称其为“奇人”。

  像这样一部下了那么大工夫的书，照时下的习惯，作者自己总要借着“序”或“后记”之地，自我炒作一番。尤其是这样一部少有人作的书，就更是如此了。王先生的后记写得很实在，疏少眼下书话类图书序言后记文字的流弊。后记仅有两个自然段，第一段简明扼要的介绍了书的内容，省得人们再去自己总结归纳。第二段客套话，不能没有，也不能太长，适可而止。

  《燕都古籍考》“以朝代为序，上起先秦，下迄清代，共考证评介北京古籍151种。其中先秦时期2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2种；隋唐五代时期4种；宋辽金时期11种，元代9种，明代67种，清代56种。”详近略古，无证不信，阙疑待问，同时又不失历史脉络。“对于每种古籍，均依次考述其书名、卷数、存异、版本、作者、生平事迹、写作过程、成书时间、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其谬误等。”眉清目秀。

  这部书的特点，一个是收入考证的古籍图书数量适中，二是资料引证详细，三是没有多余的文字。北京往事，北京故事，北京轶事，北京历史，堆积如山的古籍，千头万绪，而今有了线索，有了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