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历史规划中的五个秘密

  在地安门南大街“亮出”东西两侧“皇城”红墙，恢复了“明代以前”的北皇城中轴线风貌后，西城区政府又开始了“亮出景山西墙”的文物保护行动。“亮出”景山西墙，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山及其周边恢复历史规划原貌，这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文物保护工作。

  景山，位于故宫的北面，是位于中轴线上的“皇宫之禁苑”，也是老北京城的制高点和观景点，还因明末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所以景山就成为北京主要名胜景点之一，每年吸引着数百万人次的中外游客。但景山历史规划的沿革，以及它作为元大都规划的“原点”等重要因素，却尚不为游客所知。

  由于有关景山规划和成因的历史记载不多，所以有学者就认为景山及其规划是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形成的。然而，作为北京历史地理和古都规划的研究者，笔者通过对史料文献、历史信息（地势、河流、渡口、街道、寺庙、地名、地图等）、传统文化（易经、河洛、风水、营国等）理论、隋金元明四代里制、实际空间地况等六个方面互证的“六重证据法”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中轴线规划和宫苑历史建筑的相对空间位置的勘察和对有关考古资料的参考，发现这种观点与史料记载及实际空间地况均不相符，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今景山的规划和成因不是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而是始于隋临朔宫宫城和北苑之规划，最后定形于元大都始建之时（参见拙文：《景山的前身与由来》、《北京中轴线宫苑空间规划之沿革》），揭开了景山不仅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之禁苑”，而且曾经是隋临朔宫宫城和北苑、金太宁宫宫城和琼林苑，也是元代的“大内禁苑”，还是元大都中轴线的中心点和元大都规划的“原点”等五个秘密。

  景山历史规划的沿革

  大约在东汉中后期古永定河改道前，景山曾是古永定河（流经今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左岸南北道路的“一段”。古永定河改道后，在景山的西侧“遗留”下了湖泊。大约在400多年后的公元605—610年，隋炀帝为远征高丽，将大运河永济渠北端与永定河故道“积水潭”（今什刹海）相接，并在蓟城东北的“积水潭”四周广建粮仓、军械库和草场（后为唐、辽、金、元、明、清六代所沿用），作为远征高丽的113万（号称200万）大军的众多粮草、军用物资的集结地。而作为隋炀帝在涿郡的离宫兼有远征高丽大本营性质的临朔宫之宫城和北苑，就规划修建在东有“运河”（即“永济渠”北段之北端；金代称“宫左流泉”；元代称“通惠河”，又称“玉河”）、西有“湖泊”（今中海、北海）的空间地带里（即今故宫、景山一带），形成“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原永定河故道左岸的南北道路，就成为临朔宫宫城和北苑的中轴线。

  临朔宫及其宫城和北苑毁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但其基址尚存。作为隋临朔宫宫城和北苑的景山，留下了许多“古树”。明代史料记载在景山北部寿皇殿西门有一株古树，因年久几乎将悬挂的铁云板包入树干之中。今景山寿皇殿东南还有唐代的古槐树若干株。唐代以前的古树透露出一个信息：在唐代以前，景山已经有重要建筑存在！

  公元1166年，金世宗即位只有五六年，就开始在金中都东北郊原隋临朔宫的遗址上，规划修建规模宏大的太宁宫，直到三十多年后的金章宗统治时期才基本建成。太宁宫由宫城、琼林苑、禁垣、“西园”（今北海、中海）和外垣等规划组成。太宁宫的规模，超过了金中都的皇城。太宁宫的宫城和琼林苑及太宁宫附属的“西园”，其规模是空前的。所以，到过太宁宫的金朝大臣无不发出赞叹：“秦之阿房，不过如此！”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灭掉金朝，并在金太宁宫宫城和琼林苑里，人工堆筑起一座土丘——“社”（即祭坛），用以“封疆”和告慰祖先并镇压前朝的“王气”。50年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大汗位，决意定都燕京，选定金太宁宫宫城和琼林苑的空间作为“大内”和“大内禁苑”，并依传统规制和风水理论，在“社”（即“镇山”）的南面，原隋临朔宫宫城和金太宁宫宫城的中、南部基址上，规划修建大内（即“宫城”）；并以“社”（镇山）作为大内的屏障。在大内的北面，即“社”（镇山）的南、北规划修建“大内禁苑”。

  公元1420年，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元大内基址和大内禁苑的空间里，规划修建皇宫和禁苑。公元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又沿用明朝的皇宫和禁苑。

  景山：元大都规划的“原点”

  景山，不仅是隋、金两代“准皇宫”性质的“离宫”和“北苑”，也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之禁苑，还是元大都规划的“原点”。笔者在研究北京中轴线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儒释道的刘秉忠，正是以蒙元初期人力堆筑的祭坛——“社”（即今景山）（参见拙文：《景山的前身与由来》），作为元大都规划的“原点”和中轴线的“中心点”，来规划和确定大都中轴线的长度和中轴线北、南端点，以及中心台的空间位置，再依中心台确定大都四至的。（参见拙作：《北京中轴线》）

  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有关在大内禁苑“松林（今景山北面的松林）之东北”、“柳巷驰道（即今景山后街）之南”，有元世祖忽必烈“躬耕”的“熟田八顷”的记载可知：元大内禁苑分为南、中、北三个区域，南部为青山，中部为松林（松树生长极慢，松林应为元代以前就有），北部为“耕田”。南、中、北三个区域的规划布局至今没有改变！只是明洪武元年，徐达在攻占大都后，将元大内禁苑北部的“耕田”区域改为军队的操演场，使得“禁苑尘飞辇路移”了。明永乐朝迁都北京后，又将操演场加以修整，建有观德殿以便皇帝观看军队的操演。此外，徐达还曾在元大内禁苑“镇山”南麓堆放冬储城防之需的煤炭，故“镇山”又有“煤山”之称谓。

  从元代史料记载得知：大内禁苑西部有金水河，跨河有北、中、南三座桥。北桥，在柳巷驰道（今景山后街）西口，称“白石桥”，1950年代因修景山后街马路而埋入地下；中桥，在“山右门”（今景山西街东侧）内、“山右里门”（今景山西门）外，为石板桥，称“西板桥”；南桥，在禁苑南驰道（今景山前街）上，为半边石、半边砖桥，称“鸳鸯桥”，1930年代因修景山前街马路而埋入地下。

  从景山的高度和东西、南北的长度看，景山完全保留着元里制的规划特征。因此，景山的历史规划不是始于明代，而是最晚形成于元大都始建之时。明洪武元年至五年（公元1368—1372年），有关元大内禁苑的记述，如“煤山”、“大都金台十二景，煤山居其一”、“金水河枯禁苑荒”、“禁苑尘飞辇路移”等也能证明：作为“元大内禁苑”的景山及其规划，最晚形成于元代！

  今景山的实际空间地况也可以印证《辍耕录》关于“厚载门之北为御苑，外周垣红门十有五，内苑红门五，禁苑红门四，此两垣之内也”的记载。在今景山东街东侧和景山后街北侧，还遗留有“历史红墙”的“东墙”和“东北角”，其与今景山东墙和北墙之间，还应有一道“红墙”——禁苑夹垣，才符合元“大内”和“大内禁苑”的规制。元“大内夹垣”多次见诸元、明史料的记载，元“大内禁苑夹垣”也是有“踪”可寻的——不仅元代的史料文献《马可波罗行记》和《辍耕录》均有记载，而且今景山东门和西门的名称“山左里门”和“山右里门”，也间接说明了在其外还有“山左门”和“山右门”及其墙垣，加之“山前门”和“山后门”，共为《辍耕录》记载的“禁苑红门四”。今景山四垣有五个门，即《辍耕录》记载的“内苑红门五”。

  今景山的四至及其东街、后街外“残存”的“红墙”，其空间最为符合隋代的规划尺度，后虽历经唐、辽、金、元、明、清六朝，但没有大的改观（参见拙文：《北京中轴线宫城与禁苑空间规划之沿革》）。今景山西墙外有一条南北流向的“金水河”（现仍盖在“石板”下面），连同今景山“前街”、“后街”、“东街”、“西街”，即禁苑四外的“驰道”（时称“柳巷驰道”），最迟为元代所形成。

  通过“六重证据法”和对中轴线规划的系统研究得知：今景山及其规划可能始于隋代，最晚形成于元代。因此，有关部门在“亮出”景山西墙时，千万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即千万不要在景山西墙外拓宽马路！“亮出”景山西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历史规划。但愿各方人士在政府的支持下，保护好景山西墙外的金水河、四面“驰道”和东、北残存的“红墙”等至少已有740年的历史规划原貌，让历史遗迹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