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旧居--赶驴市闻喜会馆

2002-12-1 12:00| 发布者: 白鹤群

    山西籍闻喜会馆在宣武门外东侧赶驴市，是山西闻喜人在北京兴建的一座较大的会馆，会馆内有闻喜庵。《宸垣识略》一书中记：“闻喜庵，在赶驴市，多闻喜人旅寓。”馆内有清康熙年崔靖撰写的闻喜会馆重修碑，可见闻喜会馆兴建年代之久远。有书记：“闻喜会馆为清顺治朝中赵宪鼎、崔尔仰、翟凤翥、崔靖等人所集资筹建。”
    由于馆内多年管理混乱，加之年代久远，会馆案卷多遗失，所以有书误记为闻喜会馆是清道光年始建，实际是道光年间闻喜会馆曾大规模的扩建。闻喜会馆坐南朝北，馆前为北京内城宣武门外的护城河东河沿。护城河与闻喜会馆之间的河坡草地构成了一块宽阔的空旷地带。岸边高柳垂丝，游人如织，逐渐形成了去西便门外道教十方丛林白云观的始发点和集结地，人们称这块空地为“赶驴市”。所以，闻喜会馆门牌曾为赶驴市1号。
    闻喜会馆初建时有房仅10间，只供山西闻喜举人进京赶考而宿。道光年间，闻喜会馆将南面一煤场存煤角落买下，形成闻喜会馆的南北两院。咸丰年间，闻喜会馆再度南扩、东展，构成了闻喜会馆占地面积最广、建筑最多的辉煌时期。闻喜会馆除二十余间举子房外，在南北院的分界处为五间坐北朝南的乡贤祠。戊戌变法后，此祠堂演变了专奉戊戌维新志士、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祠堂。
    杨深秀是寓居闻喜会馆中的最负有盛名的戊戌维新志士。杨深秀[1849----1898]，同治举人，少时敏捷，精通中医、算术及天文知识。但性情刚直且烈，直尝面折人过，对错误丝毫不留情面。光绪十五年[1889]中已丑科甲第名进士，任刑部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1887]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杨深秀与梁启超、康有为有密切联系，热情投入到变法运动当中去。杨深秀与宋伯鲁一起在闻喜会馆虚声堂内组织了“关学会”[这里的“关”指的是关中、三晋、陕西、甘肃等地的总称]，提出了各项新的建议，斥责守旧大臣。光绪二十四年[1888]成为《保国会》成员。杨深秀还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官职，多次为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代递变法奏折，弘扬新政。后与徐致靖上疏，请定国是，宣布维新，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等书。
    由于慈禧等守旧势力采取训政的方式，变法政局急转直下。在缇骑到处捕捉维新党人的恶浪中，“京师试子人人惊惧，莫敢缨其锋。惟独杨深秀敢于入虎穴，蹈虎尾，挺身冒死而去，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请西后撤帘归政。清史稿中记；方书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杨深秀列入革命党人目录。
    杨深秀的言行自然成了禧等守旧势力的眼中钉。1898年9月24日，杨深秀在南跨院“虚声堂”被捕。在狱中，杨深秀表现坚定，作诗数章，忠气之诚，溢于言表。诗云“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9月28日，杨深秀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康广仁、刘光第一起，在菜市口英勇就义，其就义地点距闻喜会馆不足两公里。刑前，杨深秀冷视监斩官刚毅，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在戊戌六君子中，杨深秀年龄最长，资历最深，遇害时年50岁。
    杨深秀一生著文甚多，然上奏诸稿均已不存，现只有《狱中诗》三章、《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闻喜人为了纪念杨深秀，特在杨深秀闻喜会馆内设有杨深秀祠堂，每年三祭。
    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取消，闻喜会馆逐渐走向衰落。原来专为进京赶考而设的举子房屋，改为来京游览人的临时住房。为了维持会馆的基本开支，会馆不得不出租部分房屋给非闻喜人，以求微薄租金，作为修理房屋和发放馆役工资之用。民国期间，连高大的杨深秀祠堂都变成了民宅。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北京民政部下属民政司曾填发各省驻京会馆调查表，将会馆所在地区、街巷名称、门牌号数、会馆籍别、管理人、职务等一一备案。当时闻喜会馆为赶驴市23号，管理人为王尊五，大理院推事，就住在闻喜会馆北院北屋。馆役为侯敬。
    1947年，时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再次统一整顿各省驻京会馆，闻喜会馆与东侧的山西会馆附产合并，所以，闻喜会馆的门牌从23号前移到22号。管理人为卫权临。此时，馆内登记长住住户人口已达到50人了。在1951年2月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的统计中，闻喜会馆有房30间，住8户。
    1954年，一位叫张世珍的军人来到了闻喜会馆，提出要修复杨深秀祠堂。据说这位军人曾随董其武在绥远起义，后为入朝志愿军某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1995年，伴随着北京市建设的飞速发展，闻喜会馆开始消失。相比之下，闻喜会馆比起南邻的江西会馆、陕西韩城南北两会馆幸运的多。江西会馆在20世纪60年代就变成服装厂了。
    闻喜会馆的存在不太引人注意，但是每逢学者们提到戊戌六君子时，人们就会想起杨深秀这位维新志士，就会想起闻喜会馆。